文/高望
在上海举行的低调开业仪式并不能阻挡西方媒体对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NDB)的浓浓醋意。英国《金融时报》一篇报道尽管行文并无奇特之处,但冠以“新开发银行挑战主流(国际金融)机构”(New Brics Bank in Shanghai to Challenge Major Institutions)的标题仍很具有眼球效应。而一些西方舆论也持有类似的观点,认为这是对美国主导的现有金融体系的挑战。
这种挑战从何而来?西方的担心很可能并非仅仅针对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而是接踵而至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以及中国身后一些仍未知晓却有意准备上路的类似国际机构。尽管中国领导人在许多国际场合直言不讳地强调诸如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的机构设立是对现行国际金融体系有益补充,而并非挑战,但不少西方人士至少在目前依然无法看清或者无法理解中国在这方面努力的真正意图。
这究竟是什么原因?我们或许可以从美国智库学者刘亚伟最近的一篇文章中看到一些端倪。他在文章中写道,美国“主流”智库在对中国和中美关系这两个主要问题上的看法大致趋于一致,认为中国从改革开放初期到2012年前后的外交政策基本上是遵循邓小平的“韬光养晦”和跟美国搞好关系;但自2012以来,这个延续多年的外交政策似乎已经改变。
美国智库这种对中美关系以及对中国与世界关系的判断很大程度上影响了舆论界。在他们看来,中国成立诸如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的类似机构与中国外交风格的转变有关,甚至可以将其与中国南海局势联系起来,在某种程度上自我印证了所谓的韬光养晦政策不再延续。
这种思维方式构成了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巨大误解。“韬光养晦”在指导中国外交实践中从来没有“单独”存在过。“韬光养晦”与“有所作为”是作为中国外交指导方针一体两翼而存在的。而2012年以来中国外交大力倡导要“奋发有为”,这其实应该被视为是“有所作为”的升级版,而并没有取代“韬光养晦”。
中国坚持“韬光养晦”,一方面承认中国改革开放进程受惠于现有国际体系,这个进程至今并未中断;另一方面,中国在综合实力上依旧处于美国的下方,没有挑战当前世界秩序的任何意图,同时也并不认可某种舆论所宣扬的与美国形成所谓的G2世界治理模式。然而,当前的国际秩序并非完全公平合理,国际治理存在有不少严重缺陷,这是当年邓小平所提中国可以“有所作为”的地方,也是今天中国在综合实力大幅跃升之后可以“奋发有为”的地方。
具体来从金融层面说,现有国际金融机构对世界经济发展做出了一定的贡献,但越来越难以满足发展中国家发展经济的强烈需求。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首任行长卡马特对此有充分认识,他认为传统的开发贷款往往过于死板,不灵活而且缓慢。从借款国的视角来看,这些特点成为巨大的增长阻碍。然而以美国为代表的发达国家并没有试图改革逐渐落后于时代的国际金融体系,不少发展中国家对此深感失望。
中国自上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大力支持南北对话与南南合作,但近三十年来,由于缺乏合适的承载机制与机构,南北对话并非顺畅,南南合作效果不彰。与此同时,全球贫富差距越来越大,各国之间缺乏互信,也无法形成对世界治理从理念到行动的广泛共识。当中国的实力和能力逐步走到了某种沟通和协调的世界角色,无论是倡议并设立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还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都是中国在金融领域为国际社会提供公共产品的一种尝试和探索,为南北对话与南南合作搭建一座桥梁,创造一种新的模式。
因此,西方不必对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有过多和过度联想,而需要对中国与外部世界关系有一个重新的思考认知,不能依靠猜测和碎片化的信息幻想出事实上并不存在的中国行为模式,这不仅会对中国产生巨大误判,也会给自身带来损害。
(声明:本文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新浪网立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