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近期就斯诺登接受采访及今后去向等相关问题，接受了《新民周刊》的采访，以下是采访实录：
《新民周刊》：现在我们已经知道，斯诺登不仅仅是一个低级分析师或合同工，还是曾为美国NSA和CIA工作过的间谍，拥有诸多假名和假身份。这是否让美国对于斯诺登所掌握信息及其现状的说法更加不可信了？
张军：对于你刚才提到的斯诺登曾经用假名或不同的身份来为中央情报局和国家安全局服务的说法，美国的官方并没有证据。这仅是斯诺登在跟NBC的记者布莱恩答问的时候这么说的。但随后白宫的国家安全事务顾问苏珊·赖斯就直截了当地说斯诺登讲的是不存在的，这不是事实，斯诺登就是一个国家安全局的所谓合同工，英文叫contractor，他并没有扮演过他讲的那些角色。而且美国政府长期以来也都是这么说斯诺登的。现在就变成两套人马各自有各自的说辞。
不过，美国的法律同时也要求美国的官员或说所有人都有责任保护任何情报人员的身份和他们的工作背景。也就是说就算苏珊·赖斯知道斯诺登曾经为中央情报局或者是国家安全局服务过，但她作为政府的高级官员，也有责任为他保守秘密。所以现在这个事情就变成是一个无头公案，斯诺登本人讲的可能是有一定的倾向性。要不要相信他，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美国的官方立场，当然说他不是。但这是否政府的官员保护情报人员身份和其他信息的做法，我们不得而知。所以这一点上，我觉得目前并没有得到一个最终的结论。
《新民周刊》：约翰·克里说一个真正的爱国者应该“堂堂正正地从美国站出来，向美国人民解释清楚他的想法”，因此他认为斯诺登是懦夫，更是叛国者。斯诺登则反驳说自己是爱国者。你觉得谁的说法对呢？
张军：我觉得这关键是要看站在谁的立场上去说。斯诺登自从离开美国并把美国政府的监听计划公之于众之后，美国政府非常恼火。实际上美国的司法部是对他有一个正式的起诉的，也就是说他是一个“叛国者”。所以说美国政府的所有官员，包括克里也是在不同的场合提到了斯诺登是一个叛国者。但看一看美国国内的民意的调查就会发现，现在的确是在发生着一些变化。从斯诺登刚刚所谓的“叛逃”美国以后，开始时美国的主流民意基本上认为他是一个叛国者的比例是高于认为他是爱国者的比例。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大量的斯诺登的曝光包括美国国会的指正和调查以后，现在有越来越多的美国人意识到虽然反恐和保护国家安全是很重要，但同时美国人的价值观里面还有一个更重要即维护每一个公民的自由的隐私的权利。从230多年来的美国历史就可以看到，政府希望国家安全提出种种的保护人民的理由，希望扩大政府的权力，使用包括监听等对人民各方面的控制的手段；而美国的整个社会，包括其他的一些政府机构，比如说国会、司法机构、最高法院，又不断希望把政府扩权的欲望约束住。所以，基本上在过去的两百多年，美国的历史是一个螺旋式向前推进的过程。当国家中出现一些重大的国家安全事件的时候，比如说像9·11、波士顿爆炸案等等，老百姓就会在那一段事件里比较支持政府采取比较严厉的措施来保护国家安全。而这个措施就可能要侵犯到美国普通公民的隐私权，比如9·11之后的爱国者法案以及奥巴马上台以后的斯诺登曝光的“棱镜”及其他的一些计划。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这些危害美国国家安全的这些事件离人们的视线逐渐地远去，人民就开始重视美国的价值观里面最重要的“要享受自由的隐私权”。如果说我们的钟摆向右移动了一段时间呢，就要把这个钟摆再拉回来，要向左，也就是向赋予人民更多的隐私权的这个方向去转变。所以我觉得斯诺登事件发生这一年其实也基本上印证了我刚才讲的美国历史的螺旋式进程，人民在开始的时候普遍认为这个国家安全与隐私权相比，前者可能要享受更高一点的优先权；但是经过这一年多的演变之后，就会发现美国的意识在发生一些微妙的变化，老百姓又开始意识到自己的隐私权的重要性。
《新民周刊》：斯诺登的揭秘事件影响重大。上周，美国国会为此通过了专门的法规，以阻止美国国安局凭自己意愿窃取手机数据。但批评人士认为这还远远不够。有人说美国法律制定毕竟还是有局限，你觉得这种说法公平吗？你觉得美国是否真想改变情报收集现状呢？斯诺登到底有没有达成他最初的目标呢？
张军：我觉得如果从斯诺登“叛逃”事件一年来看，今天他所达到的比他刚刚离开美国的时候肯定是更接近于他想达到的目标。他认为他是一个爱国者，他要通过他的行为能够让更多的美国人了解，就是美国政府在对它的公民做什么。同时，他非常注意他掌握的这些信息对美国国家安全的重要性，因此就强调他所要曝光的这些不会危害到美国的国家安全。不过美国政府，包括白宫还有你刚才提到的克里，也一再谴责他，认为他如果对美国的监听计划有任何不满，应该在美国的国内寻求解决的手段，向美国的国会来寻求掣肘美国政府，而不是在外部，比如在俄罗斯不断地爆料，从而威胁到美国的国家安全。这一年多的时间下来就会发现美国公众对于隐私权与国家安全平衡的问题其实是有诸多的讨论，这诸多的讨论最终就导致了美国国会通过这个法案，希望进一步地限制美国国家安全局及其他一些安全部门在收集情报时对美国公民隐私权的侵犯。当然这显然没有达到批评者们所希望的达对美国国家、政府采取监听的方式来收集公民的资料的彻底的限制。这也肯定是做不到的，我刚才讲美国的历史也不支持这一种观点，它是一种螺旋形的、寻找平衡的一个过程。但是奥巴马政府的确在斯诺登事件之后也面临了非常大的压力，被迫要提出来一些改革的方案，比如这个改革使情报的收集要由不同的部门来进行，而不是把情报收集放到一个统一的部门。还有说他们收集到的电话的录音啊、Email等等，可能最后要放在一个第三者的地方，而不是由美国政府收集情报的部门来处理情报，是要把它分到一个甚至是民间的组织的第三方来做这个事。当美国政府觉得有必要要去调取这些资料时，它可以通过一些司法的程序，比如申请搜查令等等的再去拿。虽然这个目标到今天还没有实现，但毕竟在一年的过程当中，奥巴马政府也试图为了平息来自公众的质询和压力在做着一些工作。这些工作对收集情报的改革与批评人士所要求的在没有司法令、不寻求司法帮助的情况下彻底地不要对公民进行监听或监控的目标差距还比较大。美国政府觉得它已经进步很大了，但批评它的人还觉得远远不够。
《新民周刊》： 斯诺登在揭秘事件发生近一年后，才第一次坐下来好好面对美国网络媒体，对于斯诺登恰好在这个时间点接受采访，你有什么看法？
张军：第一，毫无疑问斯诺登有一个现实的问题要考虑，就是他在俄罗斯的领事的避难权在8月份即将到期。他在这个时候制造点新闻出来，对他亟需的延期及政治庇护获得俄罗斯政府的同意比较有利。他接受采访使得他的问题重新变成一个热点问题。
第二，跟我刚提到的国会的新法案也有关。在这样一个新的法案通过或说被讨论的情况下，人们就会觉得斯诺登做的这个事现在美国国会也开始重视起来了。
第三，美国国内的民意在他出走一年的过程中是发生了一些微妙的变化。从刚开始时大部分的美国人认为他是一个叛国者，到逐渐地引发了美国国内关于隐私权和国家安全之间平衡点的讨论，国内不少的民众及一些自由派的人士对没有限制地监听公民的电话和Email给奥巴马政府很多的批评和压力。在这样一个局面下，我觉得斯诺登把他的第一次的采访给力美国三大广播公司之一的NBC不是一个偶然的事件，是他经过综合平衡以后做出的一个决定。
《新民周刊》：到8月1日，斯诺登在莫斯科的临时政治难民身份就将期满，你认为之后会发生什么事？斯诺登表达了他想要回美国的愿望，同时却也希望俄罗斯会更新他的签证。你觉得他的未来会怎样？
张军：我觉得俄美之间现在有很多棘手的问题，如果说一年前斯诺登是俄美之间矛盾的一个重要的热点议题的话，那么经过这一年的演变，俄美之间有了更多的麻烦和议题。从开始时叙利亚问题到现在非常热的乌克兰问题，俄美之间的确发生了很多的事，也有很多冲突。这个时候斯诺登虽然依旧是俄美关系之间的一个重要问题，但是他毕竟不如当初那么热了。所以我认为到了8月份的时候，斯诺登假如无法和美国政府达成任何的和解协议，那么他延长庇护期留在俄罗斯的可能性是非常大的。虽然斯诺登自己提出了回到美国的愿望，但他也明白目前美国法律的体系并不能让他达到回到美国的目的。比如说通过合法的法律程序把他作为政府的“深喉”即所谓爆料者，但现在做不到，他也举出维基解密曼宁的案件。曼宁最终也没有机会在美国的司法体系里发表自己的任何见解而最终被判了一个非常长的刑期。所以斯诺登和他的代理人或为他提供法律服务的人就认为，美国现行的法律体系不足以让斯诺登有充分的机会发表言论。除非美国政府愿意给他某种和解的协议或者国会通过某种法律，在现实的情况下，在短期内斯诺登回到美国的可能性是非常渺茫的。
《新民周刊》：根据您的预测，斯诺登在俄罗斯暂住期满后，美俄之间的关系会更紧张吗？您觉得与一年前相比，美俄卷入叙利亚、乌克兰问题使双边关系发生了哪些改变？
张军：俄美之间尽管有一些结构性的矛盾，但当初斯诺登事件时在我看来只是一起孤立的冲突。但是经过了叙利亚、乌克兰事件之后，就会发现俄美在互相评估对方对自己的威胁的时候发生了比较大的、在我看来是质的变化——美国可能要评估俄罗斯究竟是一个可以争取的对手还是俄罗斯逐渐地要走向原来冷战的局面；俄罗斯也反过来想想，美国究竟是可以合作的对手还是美国会持续不断地督促它的欧洲盟友进一步地去打压俄罗斯在欧洲的战略空间。类似于乌克兰，被认为是俄国人、俄国文明摇篮的地方，俄罗斯会认为这个美国人主导、欧洲人参加的对乌克兰政权的前面的一系列动作压榨了自己的战略空间。所以从长远来看，在短期内俄美的关系将是一个战略性、结构性的问题。斯诺登问题应该会持续地对俄美关系造成减分的作用，但毕竟斯诺登只是一个个体的事件，相比较我刚才提到的俄美间结构性和战略性的矛盾，斯诺登事件一年来对双边关系的冲击力是小了不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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