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百官自杀之惑
褚朝新注：最近，2014年4月写的此文中的数据，频繁被各种媒体和评论者引用。但需要特别提醒的是，写此文时，虽然此轮反腐风暴已经开始，但此文选取的自杀案例大多数是此轮反腐风暴之前的，故这篇文章无法对最近一年新发生的官员自杀案例负责。
自杀的112名各级官员，绝大多数都在一些重要部门任职，如党委政府、公检法、国土、纪委和信访等部门。
“从理论上说，反腐败力度加大，查办案件越多，官员畏罪自杀的情况肯定也会越多，但实际上这种情况并不明显。”
一名省会城市的副市长提醒南方周末记者，“官员自杀并不算高发事件，与庞大的官员数量相比，自杀的只是极少数、个别人，不要夸大。”
十年百余官员“自杀”
官员们自杀的地点，多选在办公场所。
2014年4月初，官员“自杀”的消息不时传出。
一周内，3名上自副部级、下至最基层的官员相继自杀，但这并非全部。
南方周末记者梳理媒体公开报道发现，自2003年8月底至2014年4月初，不足11年的时间，被各级官方认定为自杀的官员达112人，涉及26个省份，其中湖南12人、浙江9人、四川8人，名列官员自杀榜前三名。
南方周末记者统计发现，被官方认定为自杀的112名官员中，省部级官员有8人，厅级官员22人，处级官员30人，处级以下官员52人。
被官方认定为自杀的112人中，南方周末记者检索到其中93名自杀官员的年龄。其中，30岁以下的仅1人，31至40岁的11人，41至50岁的44人，51-60岁的32人，60岁以上5人。
官员们自杀的地点，多选在办公场所。其中，39%的自杀官员选择在党政机关的办公场所自杀，在住所自杀的官员占33%，在宾馆饭店、医院、野外、铁路等场所自杀的约有21%。
六成自杀原因无法明确
“我骂他，为什么这么没有斗志？”
在南方周末记者统计的112名自杀官员中，无法明确具体自杀原因的达63%，大多以抑郁、压力大等说法概括，只有约37%的自杀官员事后官方或家属能说清原因，如病重、欠债、夫妻吵架、畏罪自杀等。
官员们因何抑郁、压力来自哪里？多名在职的官员向南方周末记者指出，敏感而不健康的官场关系应是一个重要原因。
一名受访者对南方周末记者描述了他亲历的一个场景：他与一省会市委书记吃饭，同桌的有另一名市委常委、一名市委办主任和市委某部一名副部长。饭桌上，书记一开口讲话，副部长就拿笔和本子记录，书记说完他就拿筷子吃饭。
“在一些民主氛围不浓、法治不彰、潜规则盛行的地方官场，不少官员过得诚惶诚恐，生怕工作出现什么闪失，被领导斥责、被同事抓把柄、被组织‘凉拌’；有的官员与上司之间形成了事实上的人身依附关系，把大量心思用在取悦领导上面，身心俱疲。”4月14日，一名在省级机关供职的处级官员写信给南方周末记者说。
一名县级市市委书记则告诉南方周末记者，“上级对干部的要求和老百姓对官员的期待差距太大，是官员心理压力大、容易抑郁的重要原因。”
南方周末记者统计发现，自杀的112名各级官员，绝大多数都在一些重要部门任职，如地方党委政府、法院、公安、检察院、国土、纪委、教育、卫生、交通、信访等部门，没有一人是在团委、妇联等相对权轻的部门工作的。
“有个干部找我，让我给他换个有点小钱、有点小权的位置。我骂他，为什么这么没有斗志？”这名市委书记说，有些官员宁可去清闲一点的地方也不愿意在权重的部门任职。
《人民论坛》杂志也曾对全国一百多名官员进行调查，其中64.65%的受调查者认为，官员的压力源主要来自“官场潜规则对个人政治前途的压力”。
4月14日，一名在中部省份地级市任市委常委的官员认为，官员还有一个压力，“现在随着管理力度的加大，干部的工作压力在增加。”
但一名在省会城市任副市长的副厅级官员对南方周末记者表示，“现在有些干部觉得不适应、压力大，说明过去管得太松。事实上在我看来，这些规定都是对一个干部最基本的要求，一点都不过分，不仅不是压力，反倒减轻了干部们为了升官搞些不正之风和吃吃喝喝的压力。”
反腐并非自杀主因？
“官员在被查处前畏罪自杀的非常少。”
4月15日，南方周末记者很难在网上找到现任湖北省黄冈市市委副秘书长熊良霄最近三年的消息。偶有几条，都是陪领导视察的消息。
几年前，他曾是媒体报道热点。2010年6月23日，时任黄冈市红安县委书记熊良霄在乘车前往黄州途中，用刀片切割手腕次动脉试图自杀，被发现后送入医院抢救。
南方周末记者从湖北官方渠道获知，自杀未遂后熊良霄被免去县委书记职务，到黄冈市政协担任提案委员会副主任，不久又调任黄冈市委副秘书长，正处级，与县委书记同级。现在，很少在媒体上露面。
自杀事件发生后，黄冈官方发布消息称，“据初步调查，尚未发现熊良霄同志存在经济等方面问题。”这则官方声明证实，当地曾对熊良霄是否存在经济问题进行过调查。
虽然熊良霄的自杀有点“以死自证清白”的意思，但涉嫌贪腐被查是一些官员畏罪自杀的重要原因。2004年7月，江西省纪委宣布，数月前自杀的上饶市市委书记余小平，“道德品质败坏，生活作风糜烂，最终自绝于党和人民，所作所为性质恶劣，影响极坏。”2007年6月，天津市政协主席宋平顺自杀身亡，事后中纪委证实其存在严重违法违纪行为。上述两名官员死后仍被开除党籍，其中余小平还受到开除公职处分。
在南方周末记者观察的112个自杀样本中，死后仍被追责的自杀官员只是少数。
中国银行益阳市分行原行长朱国勋在益阳市看守所自杀后，益阳市检察院撤销对朱的立案决定书。
不过，多名受访的纪检系统官员向南方周末记者指出，“反腐不是导致官员自杀的主因”。“从理论上说，反腐败力度加大，查办的案件越多，官员畏罪自杀的情况肯定也会越多，但实际中这种情况并不明显。”一名在省级纪委任职的官员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南方周末记者统计的112名自杀官员中，在被调查前后自杀的只有26人，占23%。
该纪委官员称，“官员在被查处前畏罪自杀的非常少，在我们省我都没有听说过一例。在办案过程中存自杀倾向的不少，有的是因为办案人员方法不当，有的是出于其他方面的精神压力。”
这名省级纪委官员提到一种现象，“值得一提的是，并非腐败问题越严重的人就越容易产生自杀冲动，有的涉案人员问题不大，甚至仅仅只需要他作个证，都有可能导致自杀。”
仕途路窄官难升
一些基层干部难免会郁郁不得志。
从政十多年里，湖南省纪委预防腐败室副主任陆群，就曾亲历过他所认识的官员自杀或猝死的事件。 2009年，陆群认识的一名县级市副市长自杀了。“副市长因想当市长而搞了一些非组织活动，见有上级纪委的人来市里调查，他坚信是自己的问题败露了，在路上怀疑有车跟踪自己的车，在家属院怀疑有暗探盯梢，最终精神崩溃，采取极端手段。据事后了解，上级纪检机关根本就没有注意他的问题，是在该市调查群众反映的另外一个问题。”他说。
还有一名官员原是一名地级市组织部的副部长。陆群说，“我亲耳听地委书记在大会上说，他因为退休前没解决副厅待遇，心态极端不平衡，在退休第二天猝死。”
“跑官买官者成天会为找什么人、怎么送、是否被领导瞧不起、心血和金钱是否会白费、同僚会不会知道等问题忐忑不安。更多的人为自己能否保住既得利益、能否顺利受到提拔重用而提心吊胆，一旦进步受阻、待遇没解决就容易精神崩溃。”陆群说。
上述接受南方周末记者采访的市委书记也称，有些基层官员，干了一辈子也只能在副科的位置上退休。基层仕途空间非常有限，一些基层干部难免会郁郁不得志。
南方周末记者统计的数据显示，自杀的112名官员的年龄集中在40-60岁有76人，处级及处级以下共82人，均超半数，这与基层官员仕途上升空间有限的官场现实基本吻合。
江苏省曾出台规定，“市厅级领导班子要以50岁左右的干部为主体，县处级领导班子要以45岁左右的干部为主体。”重庆市涪陵区曾公开提拔20名处级干部，要求报名者不得超过40岁。各地此类年龄与职务级别直接挂钩的限制性规定，阻断了不少年龄在四五十岁之间基层官员的升官梦。
112个自杀官员样本中，死后被猜测与仕途不顺有关的官员也并非个案。2011年4月12日，江西省遂川县委保密机要局副局长关可平坠楼身亡，官方认定为跳楼自杀。事后，当地有官员称事发当天上午关可平被上级领导找去谈话，拟将其调任某乡镇副书记。湖北洪湖自杀的新闻科长，当地官场也一度认为自杀与未能得到提拔有关。
“受‘官本位’思想的影响，一些人以是否为官、官职大小、官阶高低为标尺，或参照官阶级别来衡量其社会地位和人生价值，容易在人事问题上出现情绪过度反应。”江西省直机关工委4名官员曾在一个研究官员心理健康的课题中说。
国家行政学院研究员胡仙芝曾对媒体表示，“官员自杀现象原因很多，非常值得深入分析，不排除一些心理素质不好的官员，看到比自己差的人提升了，而自己得不到提升，其心理上接受不了而产生抑郁自杀。”
官员自杀并非高发事件
“职务上不去，职级应该上去。”
一名省会城市的副市长提醒南方周末记者，“官员自杀并不算高发事件，与庞大的官员数量相比，自杀的只是极少数、个别人，不要夸大。”
上述副市长说，过去自杀的官员也有，只不过信息传播渠道不像现在这么多、这么快，所以知道的人很少。
南方周末记者统计的112名自杀官员中，2004年至2009年，每年被媒体报道的自杀官员都在10人以内，且逐年增多。2009年，被媒体报道的自杀官员最多，达19人。此后，每年被媒体报道的自杀官员都在10人以上。
官员自杀容易引起社会的高度关注。该副市长称，在他先后任职的两个省，都没有针对官员心理健康疏导的政策或机构。湖南、湖北两个省的数名厅处级官员也证实，两省没有这方面的专门机构，也没有出台专门的政策。
“但是，党校、行政学院等各级干部培训机构现在都开设了心理疏导方面的课程，以选修为主，主动选课的官员不少。”湖南一名处级官员说。
北京是较早关注官员群体心理健康的地区之一。2005年5月，北京市相关机构对两百多名中年官员进行了一项定向精神健康检查，结果显示有近50%的人存在不健康倾向。2010年，《中国健康心理学杂志》发表徐虹等人专门针对北京公务员群体的研究文章。这篇题为《北京公务员心理健康和应付方式的关系》的文章称，北京市厅局级领导干部人群中有20%~30%的人存在心理健康异常问题或症状。
2011年，北京市双高人才发展中心主任袁方介绍，从2005年开始，北京市公选局处级干部面试中就增加了“心理健康与工作压力测试”。巧合的是，南方周末记者观察的112个自杀官员样本，无一是较为重视官员心理健康的北京地方官员。
虽然受访的多名官员都认为官员自杀与官场风气不好、仕途空间有限有关，但在回答南方周末记者提出“如何减少官员自杀”的问题时，都不约而同地提出了应该给公务员涨薪的建议。
“这十年来，干部的工资没有增加。现在的大学毕业生，做乡镇公务员的一年两万块钱不到。现在经济发展，干部的工资却原地不动，生活质量下降。”一名地级市市委常委、纪委书记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陆群则提出，要减少官员自杀的发生，除了要优化党政机关的政治生态、公平评价和使用干部外，适当提高公务员待遇、让公务员凭薪金就可以过上比较体面的生活也非常重要。
“职务上不去，职级应该上去。这样，可能会让一些干部长期得不到提拔的苦恼得到一些释放。”上述市委书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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