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型中的中国科研》的白皮书
文/彭雯
近年来，中国处在追求科研和创新驱动下的经济和社会转型阶段，科研领域投入显著，科研产出大幅增加。但是，中国科研的平均学术影响力与其产量的增长并不匹配，一些学科领域在 “标准化论文引用影响指数”(Normalized Citation Impact)中还达不到世界平均水平。
11月25日，经过对中国各地多个科研院所超过1700名科研人员进行采访和调研，自然出版集团(Nature Publishing Group, NPG)发表题为《转型中的中国科研》的白皮书，指出中国的科研体系在科研的三个阶段正面临特有的机遇与挑战。
科研资助阶段
白皮书中指出，中国的资助体系正逐步采用更为严格的专家评估的方法，并已取得了显著进步。但是，仍有超过80%的受访者认为基础研究的经费投入有待增加。
在访谈中，南京的一位学术带头人(Principal Investigator, PI)表示，中国在基础研究的支持力度还是不够，“而这些基础研究项目对提高国家整体软实力常常是至关重要的”。以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约翰·纳什的博弈论为例，“当时没人预见到这种纯理论研究有什么商业价值，但它后来被证明带来的影响是深远的。” 这位学术带头人说。因此，增加基础研究投入“将成为促进创新的一项有远见的长期战略”。
此外，有四分之三的受访者认为，对于探索性的研究项目，资助机构敢于承受风险并予以资助的力度还不够。许多受访者希望资助机构能为年轻科学家们提供更多资金和更长时间的支持。
在资助申请流程方面，资金使用上过于严格的规定成为许多受访者工作效率和科研产出的一个重要障碍。
科研实施阶段
随着中国越来越多的课题组从大组指导模式转向独立PI的指导模式，很多年轻的PI需要自行规划研究和职业发展道路。NPG的调查显示，在接受调研的PI中，有四分之三以上人感觉自己在从事科研的起步阶段没有获得足够指导，这一问题尤其存在于本土培养的科研人员中。
在科研合作方面，受访者们认为，对第一作者身份的争夺和繁复的行政审批流程是主要的障碍。“我们过分强调第一作者和第一责任单位，或者是第一通讯作者。这其实很不合理，明显是一种行政干预，问题还是来自于我们的评估制度上的障碍”，一位受访者表示。
此外，白皮书还调查了学术不端这一全球性问题。有五分之二的受访科研人员认为，中国学术不端的严重程度与国外大致相同，但也有差不多比例的人认为中国的情况更严重，有些人则强调目前缺乏成熟的科研道德培训。“例如，我实验室有个学生，他投稿了一篇文章，然后把相同的图表又用到另外一篇文章里。他不知道这是不允许的。”一名科研人员说。
科研传播阶段
白皮书中的数据表明，尽管中国科研人员意识到向公众传播科学的重要性，但只有二分之一左右的受访者在过去三年实际参与过某种形式的科学传播活动。
随着中国科研论文数量的日益增长，科研人员也有了更高的目标。87%的受访科研人员表示，他们今后可能降低每年发表论文的数量，但会瞄准水平更高的期刊。
不过此次调查也显示，受访科研人员对能否有公平的竞争环境表示担忧：“我觉得论文发表过程中对中国作者是有偏见的。大部分的(学术期刊)编辑和审稿人都是西方国家的。所以也就不奇怪他们会更信任来自西方某个知名院校或实验室的文章，也会花更多时间去看。而对来自中国某个他们从没听说过的实验室投的文章，他们重视度肯定会低一些，也更苛刻。”一位PI评论说。
另外，调查显示中国科研人员对于开放共享数据这一全球趋势热情不高，甚至不甚知晓。
值得注意的是，在科研转型的核心资源——科学家方面，白皮书显示，长期困扰中国的“人才外流”现象正逐渐转变为“人才回归”。中国在吸引、培养和留住科研精英方面的持续努力，从海外招回了大批科学家。有85%的年轻的海外科研人员或博士生计划五年之内回国。这种“海归”加快归国脚步的趋势，反映了中国在全球科研地位的日益提升，以及中国科学家对国家未来不断增强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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