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法院实施立案登记制度已一月有余。最高人民法院晒出“成绩单”：全国共登记立案113.27万件，同比增长29%，当场登记立案率达90%。立案登记记录显示：有民众要求起诉赵薇，理由是“赵薇在电视上瞪了他一眼”。
乍一听，有点忍俊不禁。赵薇在戏里，你在电视外，人家扑闪着大眼睛瞪一瞪，与你有什么直接关系呢？非要说人家是在瞪你，只怕是自作多情。即便她这一瞪确实让你感到不悦，不看就是，至于要求法院立案起诉吗？有人说这是一起奇葩诉讼，也有人嗤笑起诉者“多半是神经不正常”，还有人说这样的立案要求是在亵渎司法权威，这些说法似乎都有道理。
可换个角度一想又会发现，观众“起诉赵薇瞪他”也有积极的一面——它说明立案的门槛在降低，公民行使诉讼权利的渠道更畅通，司法机关的包容性在提升。某种意义上说，观众“起诉赵薇瞪他”被立案印证了司法改革的成效，从长远来看，这将有益于坚定人们对法律的信心：连“起诉赵薇瞪他”这样的奇葩诉讼都能被受理，都能得到最高法的回应，其他合理合法的诉讼自然更可一试，这可能加速“打官司”的脱敏。
要问当今中国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答案。但一个几乎所有人都不会反对的答案是“缺乏法治信仰”。眼下，中国正在开启的改革，最重要的方面之一就是推进依法治国，“让法治成为全民信仰”。法治信仰的确立靠喊不行，关键是要让民众看到实效，看到变化，看到法治精神在日常生产生活中的贯穿和映射。
改革开放已经30多年，为什么老百姓还是害怕打官司、“信访不信法”呢？这既有历史的惯性，也有现实的原因。
纵观数千年的中国古代史，基本上就是一部人治的历史。历朝历代的兴衰或取决于君王或倚重于宰辅、州官、县吏，百姓本身不具备法治精神。寻常百姓遇事大抵有三条途径：隐忍、宗族调解、祈求清官主持公道。现在宗族礼法已然无存，一些人更笃信上访。在中国最广大的乡村和小城镇，大多数平常百姓眼中，遇到利益遭侵害，“忍气吞声”“斗狠”“上访”“找媒体”“私了”等等，往往是第一条件反射，打官司依然是“不得已才为之”的下下策。这是历史惯性。
现实原因是，即便有些人想通过法律维权，也往往畏其艰难。一是立案难，过去很多案子推来推去，就是不予立案和受理；二是周期长，一纸诉状递上去，等待审理、等待结果旷日持久，耗不起；三是执行难，尤其是经济纠纷、债务清算执行效果差强人意。眼下的司法改革对这些问题都有涉及，难点需要一个个突破。首先要破解的就是“立案难”。正在实施的“立案登记制”，最大的特点就是降低立案门槛，限期立案，简化程序，让打官司不那么难。赵薇的大眼睛遭起诉被立案，就是这一大背景下的产物。
不要嘲笑观众“起诉赵薇瞪他”，这是他的权利。公民有依法行使诉讼的权利。这种权利的应用范围十分广泛，并且受到法律保护。在欧美诸国诉讼的权利可以说是至高无上且不受排斥的。比观众“起诉赵薇瞪他”更奇葩的事情多着呢。比如在罗马尼亚，有一位杀人犯控告上帝，理由是“上帝并没有保护他远离邪恶”；在俄罗斯，一位占星师起诉某个组织，要求获得1亿7千万英镑赔款，原因是后者的太空探测器“砸坏了星星”；在荷兰，一名大学生因为脚臭而被学校开除，法院裁判校方败诉，法官的建议是：“你们如果无法忍受，以后最好捏住鼻子” ……可见，出现奇葩诉讼并非多么了不得。
至于一些人担心法院立案门槛降低，会导致司法资源遭到挤占，会带来虚假诉讼、恶意诉讼、滥用诉讼权等问题，这与推行“立案登记制”、降低立案门槛并不是互斥互否的，它实际上是问题的另一个方面：在降低立案门槛，确保公众更便捷行使诉讼权利的同时，还应建立起与之相匹配的后期分类处置机制，配齐人员、保证效率。这是下一步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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