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是一年高考季。2015年4月，教育部发文要求继续实施农村贫困区定向招生计划并安排招生计划5万名。近日，包括北大、清华在内的全国46所高校已启动农村学生专项招生，在自荐的农村考生中，通过层层筛选进行优惠录取，其中清华大学录取最多可降60分。
这些政策看上去让人眼红不已。然而来自学术界的研究，要缩窄贫富悬殊造成的教育机会落差，定向招生政策也许只回应了其中一小部分问题。“知识改变命运”，真的是这样吗？
20倍以上：干部子女辈出率远超农民
“辈出率”是在考察精英教育开放性时较常用的指标。所谓“辈出率”是指“大学中某个职业的子女的比例”与“该职业在社会中的人口比例”的比值。譬如，农民子女的辈出率则为“大学中农民子女所占比例”与“社会中农民人口比例”的比值。
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乡村学生所占比重上升了不少。梁晨、张浩、李中清等人在《无声的革命：北京大学与苏州大学学生社会来源研究1952-2002》中对北京大学与苏州大学的学生家长职业进行了统计分析，结果显示，农民子女大学生数量的第一个高潮是在“文革”之前——1964年，苏州大学将近60%的学生来自农民家庭。之后在恢复高考后，农民子女大学生的数目明显减少，到90年代之后基本保持稳定。
然而当考虑到职业所占人口比例，工农群体子女的辈出率仍然远远落后。即使是在辈出率较高的苏州大学，干部*子女的辈出率也是农民子女辈出率的22倍以上。即使加上工人子女，干部子女的辈出率也是农工子女辈出率的18倍以上。北京大学在1995年至1999年间，干部子女大学生的辈出率更是农工群体子女大学生辈出率的51.2倍。
99年高校扩招加剧城乡教育机会不平等
社会学学者李春玲曾在2010年发表的《高等教育扩张与教育机会不平等——高校扩招的平等化效应考查》指出，1999年的高校扩招让人们获得高等教育机会增长了30%。
然后在这背后，却是城乡高等教育机会不平等的加剧，即父亲户口所在地对孩子上大学影响被拉大。李春玲在对数据进行分析后指出，1975年-1979年出生的人(99年扩招前上大学)当中，城市人上大学的机会是农村人的3.4倍，而1980年-1985年出生的人(99年扩招之后上大学)当中，城市人上大学的机会已变为农村人的5.5倍。
同时，99年高校扩招并没有缩小阶层之间的高等教育机会的差距。在1975年至1985年间，管理人员子女上大学的机会为农民子女的5.1倍，专业人员子女上大学的机会则是农民子女的3.3倍，办事人员子女上大学的机会为农村子女的5.5倍，产业工人子女上大学的机会也是农民子女的3.5倍。这组数据，在99年扩招之后并无显著变动。
农民子女多选普通院校冷门专业
寒门学子求学不易，数据还表明，在99年扩招后高等教育系统内，农民子女增长得更多的是地方普通院校，并不是全国重点院校。
北京理工大学杨东平2006年在论文《高等教育入学机会：扩大之中的阶层差距》中对北京理工大学(部分学院)、北京建工学院和北京理工大学房山分校的生源进行了统计。@一图观政(微信号P10017)发现，重点大学内中高级管理、技术类人员子女所占比例最大，农工群体子女比例更是随着学校评级的降低而增加——在北京理工大学房山分校，农工及下岗失业群体子女比例达42%；而在北京理工大学(部分学院)的相应比例仅有25.5%。
在同一所学校中，学生所选专业也因父母职业不同有着明显的差距。北京理工大学部分学院2003年本科生生源统计显示，在“信息技术”此热门专业及“设计艺术”此艺术类专业中，管理、技术阶层子女均占一半以上。而农工及下岗群体子女在机电工程这个较冷门专业内所占比例较大。
研究生的专业比例分布与本科生相似。虽然管理、技术阶层子女和农工下岗群体子女所占学生比例相同，但专业分布差距明显。其中，管理、技术阶层子女多在信息技术、管理与经济等热门专业；而农工下岗群体子女在机械与车辆、理学等较冷门专业里所占比例更大。
而哪怕是同一学校同一专业，不同阶层子女的高考录取分数也有着不小的差异。杨东平在论文中列举了北京某高校2003年不同阶层子女高考录取分数表。农工(农民、民工、农村干部)子女热门专业的平均分竟比高级管理、技术人员子女的平均录取分数高出了20.1分，冷门专业平均分差为31.2分，艺术专业平均分差值更是达到了70.7分！
结语相比于城市管理、技术人员子女，农工群体子女在教育资源等方面处于劣势，高考录取系统中自主招生等一系列特殊选拔机制离农工群体子女更是遥远。在毕业生愈发难找工作的今天，高等教育阶层差距对希望通过努力学习改变自身命运的寒门子弟来说实在是雪上加霜。如何不浪费农工群体子女中暗藏的天赋与人才，也是我们需要思考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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