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新浪专栏 观察家 刘海明
西学东渐,对我们理解现代社会裨益颇多。比如,“囚徒困境”困境理论,很形象地描述了特定环境下某个群体的选择困难。应该说,自由是摆脱“囚徒困境”的钥匙。只是自由的基石是权利,无权利则无自由可谈。需要警惕的是,对于权力岗位的从业者而言,如果某些监督元素缺项,公权力被异化成个人化的权利,这些人的自由裁量权过大,对他们个人和社会来说,显然都是悲剧。这种状况,我们不妨称之为“权徒困境”。随着反腐败力度的强化,“权徒困境”的悲剧常态化地呈现在公众面前。
近日,辽宁省抚顺市原市长栾庆伟因涉嫌严重违纪被立案审查。栾庆伟在大学工作近20年,后以大连理工大学教授、博导身份走向仕途,属于典型的“教授从政”。(《现代快报》12月23日)
官员落马不算新闻了,教授型落马官员也不是新闻了,有学术建树的“学霸”官员倒还不多见。栾庆伟被媒体称作“学霸市长”,这个称谓是否妥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给我们提出了个新问题:知识含金量不足的官员落马,可以归咎于个人的学养差;“学霸市长”落马,如果找理由,又该如何圆全呢?
或许,舆论对“学霸市长”这个标签,可能既趁机鄙视一下“学霸”,又习惯性地贬低一下“市长”。如此一来,好像追求知识和追求社会服务两种类型的人,都带有某些“原罪”似的。事实显然不是这么回事。知识没有原罪,热爱学习的学霸也没啥不妥;社会是个共同体,总需要有人来管理,市长也是个职业,当市长也不是罪犯的后备军。“学霸市长”的落马,显然应该从深层找原因。
权力是把双刃剑,用好自然造福社会,用不好不但祸害社会,最终也还害了用权者自己。相信没有哪个准备从政者先规划如何学会“权力走私”,琢磨好如何让权力“出轨”,坑苦老百姓,只为自己过得滋润自在。换句话说,没有当官前,不管是学霸还是普通人,他们都没有“权霸”的多少意识。不然,这些“权欲熏心”的人,很难获得不错的口碑,因而也很难官运亨通。
恩格斯断言:人创造环境,环境也创造人。每个人看似独特,在许多方面,又何尝不带着明显的社会标记?说得通俗点,我们都是社会人,是社会造就了我们的昨天、今天和明天。对于没有涉足权力领域的人来说,他们大抵是不会有权霸经验的。只有进到这个特殊的环境下,对权力从陌生到驾轻就熟,如果对权力负面危害认识不深,逐渐染上“权力自大症”,“权力割据”就成了官场的普遍现象:在我的权力地盘上,我就是王,你们必须膜拜我的脚下。这样,贪欲造就了一批“权徒”,他们迷失了权力的方向,“权徒困境”也就成了某种必然。
把权力关进笼子里,是对公权力的最大尊重,也是对官员的最好保护。不幸的是,关押权力的笼子历代都现成,只是降服权力的“武松”经常性紧俏。既然“武松”不常有,“权徒困境”里的违法乱纪官员就会不断膨胀。新一轮的“打虎”,不过是“武松”睡醒的产物。如果“武松们”疲倦了,“权徒”家族新添些学霸,想必这些学霸官员照样摆脱不了被染黑的命运。果真如此,又如何让“学霸市长”们走出“权徒困境”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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