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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投资与安全峰会19日将在京举办
“一带一路”投资与安全峰会19日将在京举办

2015年9月19日,由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主办的“一带一路”投资与安全峰会将在京举办。 [详情]

新浪智库|2015年09月01日  11:40
一带一路投资挑战与机遇系列研讨会在京举办
一带一路投资挑战与机遇系列研讨会在京举办

2015年8月26日,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在北京总部举办“一带一路投资挑战与机遇系列研讨会之南亚篇”,本次研讨会聚焦南亚,旨在对企业等走出去主体在南亚区域投资风险和机会进行探讨。[详情]

新浪智库|2015年08月31日  14:03

最新新闻

资本布局“一带一路” 风险有多大?
新浪智库 | 2015年09月22日 11:20
"一带一路"沿线贸易 中国从越南赚的最多
新浪智库 | 2015年09月15日 12:28
“一带一路”战略政商项目模式梳理
新浪智库 | 2015年09月14日 10:28
“一带一路”沿线26国免签 旅行可说走就走
新浪智库 | 2015年09月08日 10:57
一带一路沿线 哪个国家10年换了9任总理?
新浪智库 | 2015年09月02日 17:29
“一带一路”推动电网联通 点亮3亿印度人生活
新浪智库 | 2015年08月31日 16:23
亚布力论坛闭幕 企业家看好互联网教育医疗
重庆商报 | 2015年08月31日 15:45
孙力舟:中国企业在巴基斯坦大有可为
中国网 | 2015年08月31日 14:21
“一带一路”建设与国家教育新使命
中国智库网 | 2015年08月27日 12:27
人民大学“一带一路”沿线调研团完成首发调研
新浪智库 | 2015年08月18日 17:23
资本布局“一带一路” 风险有多大?
资本布局“一带一路” 风险有多大?

  “一带一路”投资与安全论坛现场 随着全球经济在“后次贷危机时代”的步步演进,国际间资本流动风险面逐步扩大。逢其时,中国所倡导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尤其是基于亚投行和丝路基金的多层次投资合作,成为全球经济的企稳重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巨大的发展机遇与投资需求的刺激下,新的国际投资格局正在形成。 “一带一路”为资本找到了新航向,但其自身风险亦不容小觑。据国家开发银行数据统计,中国在“一带一路”64个沿线国家有超过900个项目,投资额超过8900亿美元。由于部分国家政局动荡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滞后,数以亿计的投资时刻面临失控风险,对相关企业与机构驾驭风险的能力形成巨大挑战。投资者的机会,来自于明确的靶标认知,更来自对投资模式的精耕细作。由此,“一带一路”投资布局,务须智库先行。 9月19日,以“投资、安全”为主题的“一带一路”投资与安全论坛在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隆重启幕。此次论坛由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国际“一带一路”投资促进会主办,无界传媒为论坛独家战略合作单位,无界智库为论坛协办单位。论坛主要围绕“一带一路”战略,探讨国内投资、国际投资与安全等议题,打造“一带一路”投资的供需对接、信息沟通与应用研究平台。中联部、国家商务部、国务院国资委、国家发改委等政府部门领导,巴基斯坦、波兰、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嘉宾,国内著名企业高管、专家学者参加演讲与对话。 北京第二外国语党委书记冯培进行开幕致辞。冯培指出,在“一带一路”发展背景下,学校会聚政府企业学术力量,以投资安全为主题,探讨国内国际投资安全等议题,打造“一带一路”的投资的对需、信息互通和应用研究平台,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校长助理、中国“一带一路”战略研究院执行副院长邹统钎教授主持“一带一路”投资与安全专题演讲 商务部原副部长陈健介绍了“一带一路”的战略意义以及建设需重点关注的问题,并提出推动贸易投资便利化,加快法律制度安排的进程,选择节点国家现行布点连线,试点推动跨国产业链的建设,做好政策实施的设计等“一带一路”构想实施建议。巴基斯坦驻华大使馆技术参赞Zamir Ahmed Awan介绍了巴基斯坦在“一带一路”战略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以及巴基斯坦投资的优惠政策与机遇,展示了中巴两国的友好关系。 论坛上,无界智库首席战略官傅蔚冈发表题为“一带一路投资机遇与风险”的主题演讲。傅蔚冈指出,虽然中国企业已经积累了极为庞大的海外利益,并且规模还在不断扩张,但是在海外交易过程中也遭遇到诸多现实考验,如由于缺乏风险把控造成巨额亏损、缺乏管理经验无法与被收购方很好整合,或是遭遇投资壁垒。 ▲ 无界智库首席战略官傅蔚冈发表主题演讲 傅蔚冈表示,为支持中国企业应对风险的潜流暗礁,无界“一带一路”投资指数大型研究课题业已启动,并将于2016年上半年发布指数报告。 论坛上发布的“一带一路”投资指数报告大纲显示,该报告将以投资风险指数、投资机遇指数作为两大主要指数,以宏观、中观、微观作为三大维度,引入经济景气指数、国别投资评估作为参考指标。报告将深入分析“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投资环境,为国内主要企业提供投资咨询与参考。 论坛还设置了主题对话环节。来自埃及、波兰、马来西亚、新加坡等国的学者、企业家,以及我国政府、企业、学术界的专家、学者共二十二位嘉宾,就“‘一带一路’的国际投资机遇与风险、‘一带一路’国内投资区位与业务选择、‘一带一路’投资与旅游安全”三大话题展开对话,并与现场观众进行了问答互动。[详情]

"一带一路"沿线贸易 中国从越南赚的最多

  阅前科普,学霸略过: 贸易顺差——在特定时间周期内一国出口贸易总额大于进口贸易总额,表示该国当年对外贸易处于有利地位。通俗地讲,贸易顺差表示一国在对外贸易中赚了; 贸易逆差——在特定时间周期内一国进口贸易总额大于出口贸易总额,表示该国当年对外贸易处于不利地位。通俗地讲,贸易逆差表示一国在对外贸易中亏了。 近日,零点对“一带一路”沿线70国2015年上半年与我国进出口贸易信息进行了统计分析。研究发现: 上半年与沿线国家贸易总额下降,而顺差扩大 2015年1-6月,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70个国家双边贸易总额为6275.9亿美元,同比下降7.9%。其中,对沿线国家出口3715.3亿美元,增长1.5%;进口2560.6亿美元,下降18.8%。 附图: 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双边贸易情况 资料来源:零点根据国家海关总署海关信息网“海关统计月报”公开信息统计整理。 上半年与沿线国家贸易顺差1154.7亿美元,比去年同期增加650.4亿美元,贸易不平衡度(顺差额占进出口贸易总额的比重)为18.4%,高于世界公认水平10%。 沿线70国中,49国为我国对外贸易顺差国。顺差主要来源国为越南、印度、阿联酋、新加坡及印度尼西亚;逆差国有11国,对德国、阿曼、沙特阿拉伯、土库曼斯坦及伊拉克的贸易逆差额位居前列。我国与波黑、斯洛伐克、泰国、伊朗、老挝等10国进出口贸易基本平衡。 附图: 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贸易差额分布及顺逆差主要来源 资料来源:零点根据国家海关总署海关信息网“海关统计月报”公开信息统计整理。 与沿线国家贸易结构不平衡,集中程度高 在沿线70个国家中,我国最大的贸易伙伴分别为德国、马来西亚、越南、新加坡、泰国、印度、俄罗斯、沙特阿拉伯、印度尼西亚、法国。与上述十国进出口贸易总额在沿线国家贸易总额中的占比高达61.6%。 附图:上半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与我国贸易总额TOP10 资料来源:零点根据国家海关总署海关信息网“海关统计月报”公开信息统计整理。 进口商品种类呈现明显区域性特征 中国对沿线国家出口的商品主要为工业制成品及其零附件、纺织原料及纺织制品、贱金属及其制品。 从沿线国家进口的商品种类呈现出明显的区域化特征。从伊朗、阿联酋等中东国家进口初级矿产品的金额占到进口总额的50%以上;从马来西亚、越南、菲律宾等东南亚三国的进口商品主要为初级工业制品;从西欧国家(如德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则主要进口车辆、航空器、船舶及运输设备、化学工业等高级工业制品。 附图: 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进出口商品种类 资料来源:零点根据国家海关总署海关信息网“海关统计月报”公开信息统计整理。[详情]

“一带一路”战略政商项目模式梳理
“一带一路”战略政商项目模式梳理

  2015年3月,中国政府制定并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使得各省市地区在“一带一路”战略下有了清晰明确的定位。各地找准自身定位,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国家战略布局,搭建“一带一路”为主题的项目平台,在旅游、音乐、影视、会展、主题论坛和公园、非遗文化、金融、互联网和政策等方面创造有利条件,探索实践模式。 一、背景介绍 近两年来,中国政府积极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加强与沿线国家的沟通磋商,推动与沿线国家的务实合作,实施了一系列政策措施。2015年3月,为推进实施“一带一路”,让古丝绸之路焕发新的生机活力,以新的形式使亚、欧、非各国联系更加紧密,互利合作迈向新的历史高度,中国政府特制定并发布《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使得各省市地区在“一带一路”战略下有了清晰明确的定位。其中,新疆被定位为“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福建则被定位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核心区”;陕西、甘肃、宁夏、青海四地的定位是:形成面向中亚、南亚、西亚国家的通道、商贸物流枢纽、重要产业和人文交流基地;对沿海诸市的定位是:加强沿海城市港口建设,强化国际枢纽机场功能;广西的定位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与丝绸之路经济带有机衔接的重要门户;云南的定位是:面向南亚、东南亚的辐射中心。 各地找准自身定位,积极融入“一带一路”国家战略布局,搭建平台,以“一带一路”为主题的产业项目正在如火如荼展开。 原文配图 二、政商的行动 1、旅游 结合当地旅游资源和优势,加强旅游合作,强强联合。 在国家“一路一带”、“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背景下,上海和云南省签署《进一步推进滇沪旅游合作协议》,明确将在深化旅游合作机制、互相拓展旅游市场、推进旅游产业合作、加强旅游监管合作、开展旅游科教合作等五个方面,加强滇沪旅游合作。 上海和云南将以中国国际旅游交易会为重点,积极支持和参与两地举办的大型旅游节事活动,支持和鼓励双方旅游企业策划、组织跨两地、跨地区的旅游及以旅游为引领的自驾车、商务、会奖、体育、文化等活动;用好72小时过境免签政策,利用上海市在国际航班、入境旅游方面的优势,拓展和推介云南旅游,利用云南在GMS次区域和东盟、南盟区域的旅游合作优势,拓展和推广上海旅游;同时,引导和鼓励大型旅游企业、著名旅游管理公司和知名旅游品牌实现跨省市经营、连锁经营和品牌输出,独立或联合开发区域内旅游项目。 发挥主导产业优势,打造中国旅游特区。 旅游业已成为海南的主导产业,在国家“一带一路”战略的大背景下,海南有了更明晰的定位:以打造中国旅游特区作为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突破口,争当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开路先锋。海南提出打造中国的旅游特区,建设世人青睐的休闲天堂、人居天堂、购物天堂等“八大天堂”,开启了国际旅游岛建设升级版的新征程。旅游特区建设是国际旅游岛的升级版;“八大天堂”的建设,能够更好地发挥旅游业在现代服务业中的带动作用,加快旅游业与文化、卫生、商业等产业的融合发展。 加大旅游财政投入,举办主题旅游节,发掘旅游新业态。 甘肃省出台《关于促进旅游业改革发展的意见》,决定连续三年每年预算安排1亿元资金,作为省级旅游产业投资基金的引导资金,三年融资30亿元加大旅游投入。2015年敦煌行·丝绸之路国际旅游节在被国务院批准为国家层面向西开放的常设性节会。节会期间,各地共举办了项各类活动,其中涉及文化92项、体育43项、商贸25项、农林17项,促进了旅游与相关产业和行业的融合发展,催生了文化旅游、体育旅游、科技旅游、生态旅游等新业态。节会期间全省签约旅游项目267个,签约金额1356亿元。 内蒙古满洲里举办中俄蒙国际旅游节,以“文旅融合、文明旅游”作为主题,以旅游弘扬文化、以文化提升旅游,围绕“一带一路”战略推进跨境游。 2、音乐 发掘原生性、民族性音乐价值,积极寻求市场化合作。 云南省有丰富的音乐资源,其音乐一般是没有包装的,具有原始、直白、民族性的特点。现今中国最大的唱片发行商—星外星音乐集团入驻云南,推动云南音乐文化产业:一要帮助政府保护和传承好云南民族音乐资源,不让这些珍贵的音乐宝藏失传;二是用其经验和资源来发展云南音乐产业,为音乐人提供好的条件,创作出一流的音乐作品。星外星音乐集团入驻云南,将为云南本土的音乐文化产业注入鲜活有力的血液,引领和推动云南特色的民族音乐向国际化的方向更快发展。 3、会展 举办特色商品展,搭建“丝绸之路经济”贸易新平台。 青海海北州举办丝绸之路海北特色商品大集活动。商品类别涵盖了地方土特产、旅游商品、风味食品、民族工艺品等15大类400余种。通过举办此次活动,海北将搭建“丝绸之路经济”贸易新平台,进一步加深当地与省内外地区的商贸交流与合作,最终实现互利合作、互惠共赢。 举办文化产业博览会,加强与周边丝路国家的文化合作,创建“中国—东盟文化港”。 广西新闻出版广电局举办第三届中国—东盟出版博览会暨2015广西广播影视展。以“丝路书香,魅力传媒”为主题,展现了中国与东盟国家在新闻出版广播影视合作方面的新举措新成就。突出东盟主题,展出中国和东盟精品图书、影像作品以及全媒体出版物、数字出版物等约2000余种,以及一批与东盟国家合作新意向、新平台、新项目,如“中国—东盟文化港”、大型纪录片《海上新丝路》、东盟广西电影展播周等。 4、影视 组建西部影视集团,建立西部类型影视剧本库,挖掘丝路相关的题材影视剧本。 甘肃省将组建西部长城影视集团,设立总规模为1亿的中广丝绸之路文化创意产业基金,按一定比例用于西部影视剧本创作扶持和投资培育、剧本交易平台搭建、剧本版权交易、剧本购置、投资拍摄等。《西部类型影视剧本工程实施方案(讨论稿)》提出,要以抓剧本原创为根本,坚持政府引导、市场运作、社会参与,面向国内外,运用基金支持、公开征集、委托创作、社会购买、奖励扶持等手段,策划筛选一批西部影视优秀原创故事、剧本,打磨储备一批西部影视作品剧本库,通过3-5年努力,初步形成西部类型影视品牌。 5、主题论坛 探讨加强丝路国家影视合作和文化交流,提升影视节目译制水平,制作丝路主题的纪录片、新闻报道、跨国晚会和电视剧等。 举办中国国际影视节目展“丝绸之路影视桥国际合作高峰论坛”。论坛从“搭建中外文化国际交流桥梁”“拓展影视节目国际传播方式”“加强丝路国家影视合作力度”等不同方面,探讨了如何深化丝路国家影视合作和文化交流。 论坛指出,影视节目译制已成为影视节目国际传播的核心环节,应该在影视节目合拍合作、节目版权引进输出、节目译制配音合作、开办节目时段频道合作、展会聚焦主题日合作等加强国际合作。丝路沿线国家的媒体应当更好地结合多元文化要素,进一步发掘古代丝绸之路深厚文明和文化底蕴,加强影视节目的合作制作,从选题策划、节目长度、制作特点等多方面密切配合。目前,央视正在实施和计划推出的项目包括:联合多国共同拍摄、播出发行大型纪录片《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亚洲的亚马孙—阿穆尔河》;推出跨国界的大型新闻报道《共享繁荣新起点》《探秘新丝路》《走进东盟》;推出特别报道《丝路好生意》;联合中亚四国举办跨国晚会《丝路明月》;联合拍摄电视剧《爱在伊斯坦布尔》等。 开展丝绸之路合作发展高端论坛、丝绸之路经济带智库论坛和世界陇商大会。 甘肃省举办第二十一届中国兰州投资贸易洽谈会,重点围绕国家“一带一路”建设和向西开放战略实施,立足西部优势产业、甘肃区位优势和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突出“共建一带一路,推进互利共赢”主题。主体活动包括开幕式暨丝绸之路合作发展高端论坛、丝绸之路经济带智库分论坛、世界陇商大会等。专题活动主要举办丝绸之路经济带甘肃黄金段建设务实合作恳谈对接会、开发区产业对接会以及徽商、浙商、台商陇上行等活动。 6、主题公园 将发掘丝路文化纳入当地已有发展格局中,建设丝绸之路历史文化主题公园。 甘肃嘉峪关市将建设丝绸之路文化博览园项目,以丝绸之路文化为核心内容,立足“精品丝路、绚丽甘肃”,以丝路文化、长城文化、华夏历史文化、边塞古城文化、民俗文化等为创意基础,结合华强文化科技优势和先进的商业模式,综合运用激光多媒体、立体特效、微缩实景、真人秀等表现手法,打造《飞越丝路》《西域传奇》《长城风云》《华夏五千年》《九州集萃》《七彩神州》等十多个大型主题项目。 7、非遗文化 举办“一带一路”网络文化采风活动,传承丝路沿线非遗文化,寻找寻找传统工艺与文化创意产业的融合点。 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主办“一带一路”网络文化采风活动,在新疆自治区和田洛浦县正式启动。采风活动以“非遗文化的传承与创新”为主线,关注新疆、甘肃两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现状,了解“非遗”传承人的现实生存发展空间,通过进村入户实地探访,媒体跟踪报道等形式,以寻找传统工艺与文化创意产业的融合点。 8、互联网 细化丝路沿线地区互联网发展,利用电商渠道输出特色农产品。 阿里巴巴集团与新疆达成合作共识,协力打造“数字互联网新疆”,一方面发展政务云,服务公共事务,另一方面做“西果东输”,利用电商渠道外输新疆的特色农产品。 阿里巴巴(西安)跨境贸易综合服务中心在西安启动,利用西安国际港务区“港口服务”和“国际贸易集散”的功能优势,开拓“网上丝路”的蓝海。目前,来自全国23个城市的70余家企业登录此平台出口货物,京东、国美等电商巨头陆续入驻园区,“网上丝路”日渐升温。 9、金融——融资投资 金融投资机构与地方政府开展融资融智合作,共同组建工作团队;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模式;设立二级银行,以开发性金融助力地方经济发展;扩大投资力度,参与城市功能建设与完善。 海南三亚与国家开发银行签订《全面深化战略合作备忘录》,合作内容主要有,围绕三亚“十三五”经济社会发展,双方在规划先行、重大基础设施、海洋经济、社会民生、新型工业和战略性新兴产业、生态环保、旅游及服务业等领域重点项目建设方面开展融资融智合作;从规划顶层设计、项目推动、多边金融合作方面,为三亚参与“一带一路”建设实施提供融资融智支持;双方共同编制三亚市新型城镇化规划以及对应的融资规划,国开行协助三亚市政府在科学规划的基础上,结合三亚风貌特色,扎实推进生态修复、城市修补、三亚城市地下管廊和海绵城市的建设工作,并针对不同项目性质设计差别化融资模式与偿债机制,探索融资模式创新,积极推广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PPP)等模式,破解资金难题;运用PPP、政府购买服务等创新模式配合三亚市政府开展棚改业务,构建合格借款人和有效信用结构,吸引社会资金共同推动棚改。 青岛港集团与国家开发银行青岛分行签署《服务“一带一路”国家战略开发性金融合作协议》。根据合作协议,双方将以规划合作为切入点,共同实施青岛港落实“一带一路”国家战略行动方案,探索打造“以港口为龙头、以产业为依托、以物流为载体,以金融为支撑”的“一体化”投融资新模式,加快青岛港国际化发展步伐。将国开行的海外平台优势和“投贷债租证”综合金融服务优势,与青岛港集团的专业运营和管理优势相结合,共同组建工作团队,开展“一带一路”重点国家、港口的业务合作,组团发展,将青岛港打造成为“一带一路全向开放的重要门户和桥头堡”,推动青岛“新欧亚大陆桥经济走廊”主要节点城市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合作支点城市建设。 国家开发银行在新疆喀什市成立喀什分行,主要服务喀什地区、和田地区及克孜勒苏柯尔克孜自治州等3地州。国开行将继续发挥中长期投融资优势和综合金融服务优势,支持南疆棚户区改造、公共基础设施、水利、电力等领域建设。签署《全面深化战略合作备忘录》,并签订7项借款合同,总额58.8亿元,涉及水利、棚户区改造、开发区基础设施建设等领域。 为推动万达集团更顺利融入国家“一带一路”战略,万达集团与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签订《深化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将继续加大在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投资力度,积极参与广西壮族自治区有关设区市的城市功能完善与提升进程,打造新的城市亮点,实现合作共赢。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府将大力支持万达集团在广西发展业务,在统筹考虑现有法律、法规和政策的基础上,协调有关项目所在地市政府将万达集团符合条件的项目优先列入自治区、市重大项目计划,并在项目建设及运营过程中提供绿色通道服务。 发挥丝路基金投资运作作用,与丝路沿线国家开展能源建设合作。 丝路基金、三峡集团及巴基斯坦私营电力和基础设施委员会签署《关于联合开发巴基斯坦水电项目的谅解合作备忘录》,该项目是丝路基金2014年底注册成立后投资的首个项目。丝路基金将投资入股由三峡集团控股的三峡南亚公司,为巴基斯坦清洁能源开发、包括该公司的首个水电项目——吉拉姆河卡洛特水电项目提供资金支持。卡洛特水电站是“中巴经济走廊”优先实施的能源项目之一。卡洛特水电站计划采用“建设—经营—转让”(BOT)模式运作,于今年底开工建设,2020年投入运营,运营期30年,到期后无偿转让给巴基斯坦政府。三峡集团与丝路基金等投资各方计划通过新开发和并购等方式,在吉拉姆河流域实现3350兆瓦的水电项目开发目标。 10、政策 建立涵盖认证认可各领域的信息交流机制;促进认证认可、检验检测证书国际互认;培育开发检验检测认证市场。 国家质检总局、国家认监委联合发布《共同推动认证认可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愿景与行动》,倡议与会沿线国家共商、共建、共享、互信、互鉴、共赢,加强认证认可双边多边合作,提高贸易自由化便利化水平,最终实现“一个标准、一张证书、区域通行”。该倡议主要包括四方面内容:一是倡导建立涵盖认证认可各领域的信息交流机制,提升技术性贸易措施透明度,实现沿线国家资源共享;二是加快认证认可双边多边互认进程,促进认证认可、检验检测证书国际互认;三是提升互联互通水平,促进各方在认证认可基础设施上的互援互助;四是共同培育开发检验检测认证市场,营造开放透明、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 举办丝绸之路经济带合作交流,与沿线国家签署经济合作协议,创造商机。 甘肃天水举办中阿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天水合作交流暨阿拉伯国家驻华使节天水行活动。天水市与阿拉伯国家企业签署了9个方面的框架协议,其中5个是出口协议,为天水花牛苹果、核桃、玉器、苹果浓缩汁、清真食品等特色产品大量进入中东和阿拉伯国家市场开辟了通道。此外,长城果汁与迪拜纳世利中东电商贸易平台建立了线上线下电子商务合作关系,与迪拜丝路联合国际发展公司建立了产品代销合作关系;迪拜纳世利中东电商贸易平台总经理希望与众兴菌业建立合作关系,拓展阿拉伯国家市场;摩洛哥驻华使馆参赞希望与天水建立友好城市。 三、小结 各地在“一带一路”背景下积极搭建的项目发展平台,形式各异,充分发挥本地特色优势,具有广阔的发展前景。若是能够切实落实,对沿线地区的经济、文化将会有巨大的提升作用。在具体实施上,尚需注意以下问题: 1、避免口号化和形式化,防止“新瓶装旧酒”。要突出紧扣“丝路”主题,发掘丝路内涵。 2、防止“雷声大雨点小”。各地项目平台要坚持探索,落实成果,取得实际效果。 3、走精细化道路,找准定位,避免同质化,突出地域创新。 (文/ 魏晋茹 版权所有:北京京师文化创意产业研究院,如有转载或引用请注明出处 原文题目《太热,还是太雷同? ——“一带一路”战略政商项目模式梳理 》)[详情]

“一带一路”沿线26国免签 旅行可说走就走
“一带一路”沿线26国免签 旅行可说走就走

  在“一带一路”战略推进过程中,具有极高带动性与开放性的旅游业发展优势得天独厚。“走出去”与“请进来”的人员往来也有助于拉近各国民众“心”的距离。近日,零点对“一带一路”沿线70国的旅游资源、对华签证政策以及双向游客规模进行了统计分析后发现: 旅游资源:沿线国家覆盖52%世界遗产 “一带一路”横跨欧亚非大陆,旅游资源丰富。沿线国家拥有世界自然遗产、世界文化遗产和世界自然文化双遗产532处,占全球总数的52%。根据沿线国家拥有世界遗产数量,可将沿线70国划分为三个梯队: 第一梯队(≥20个) 意大利、西班牙、法国、德国、印度、俄罗斯6国; 第二梯队(6-19个) 伊朗、希腊、土耳其、波兰、捷克、以色列、越南等21国; 第三梯队(≤5个) 马来西亚、哈萨克斯坦、新加坡、文莱、不丹等43国。 沿线国家世界文化/自然遗产数量 数据来源: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官网公开信息统计整理,数据更新至2015年8月。 当然,世界遗产数量并不是代表旅游资源的唯一指标。马来西亚、新加坡、尼泊尔等国的世界遗产数量虽均不足5个,但都是闻名遐迩的世界旅游胜地;被誉为“离天堂最近”的马尔代夫并没有一处世界遗产,但2014年抵境游客数量仍然达到了108万人次。 旅游目的地:国人远赴西欧,近邻投奔我们 数据显示,2014年中国内地公民出境旅游人数首次突破1亿人次,海外消费达1648亿美元;来华入境旅游人数近1.3亿人次,全年实现国际旅游收入569亿美元。有理由相信,借力“一带一路”政策东风,2015年旅游产业将迎来全新的发展机遇与空间。 数据来源:根据中国国家旅游局统计信息整理,数据更新至2015年8月 根据国家旅游局统计结果,2014年中国内地游客出境游目的地榜单中,列在前五位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为法国、意大利、马尔代夫、泰国与德国。中亚游、西亚游和东欧游等非传统线路的潜力尚待开发。 俄罗斯、越南、马来西亚、蒙古和新加坡则成为2014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来华旅游TOP5客源国。其中,2014年俄罗斯来华游客达204.58万人,是唯一来华游客数量超过200万人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这意味着,“一带一路”沿线是中国可重点开发的旅游客源地。 签证政策:去26国旅行,你可以说走就走 人员往来便利化是出入境旅游繁荣的基石。截至2015年8月底,“一带一路”沿线有26个国家为中国公民开放免签或落地签政策。其中,印度尼西亚、东帝汶、斯里兰卡、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为无条件免签国家;土库曼斯坦、俄罗斯、白俄罗斯、格鲁吉亚、阿塞拜疆、摩尔多瓦为团体游免签国家。此外,泰国、柬埔寨、老挝、文莱、尼泊尔、马尔代夫、哈萨克斯坦、伊朗、埃及、伊拉克、约旦、黎巴嫩、巴林、肯尼亚、坦桑尼亚等13国对中国公民实行“落地签”政策。 越南、新加坡、缅甸、印度、阿联酋、土耳其、卡塔尔实行电子签证。“申根国家”签证审发效率较高。意大利签证办理时间少于36小时,德国少于48小时,而法国将签证有效期延长至5年。此外,保加利亚、塞尔维亚、罗马尼亚、克罗地亚、黑山、阿尔巴尼亚、马其顿、波黑等8国对符合条件的“申根签”旅客实行免签政策。 数据来源:根据各国驻华使馆官方网站信息统计整理,信息更新至2015年8月 (注:原文题目《去这些一带一路国家旅游,说走就走》)[详情]

一带一路沿线 哪个国家10年换了9任总理?
一带一路沿线 哪个国家10年换了9任总理?

  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交往,必然受到这些国家国内政情的影响。由于历史传统、经济发展和社会文化差异,沿线国家分别形成了独特的政治模式,而政权稳定度也各有不同。近日,零点对“一带一路”沿线70国的政体、政党制度和政权稳定性进行了综合分析。研究发现: 沿线国家存在六大政体,总统制最普遍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政体复杂多样,共有“总统制”、“议会共和制”、 “君主制”、“君主立宪制”、“人民代表大会制”和“主席团制”六种政体。 “一带一路”沿线70国政体类型分布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外交部网站“国家与组织”栏目公开信息统计整理。     其中,总统制国家29个,集中分布在中亚和东欧,多数为前苏联加盟共和国;议会共和制国家25个,主要集中在南亚和中欧(土耳其正在经历由议会共和制向总统制的转变);君主立宪制国家7个,主要分布在东南亚和西亚,分别为泰国、马来西亚、柬埔寨、不丹、约旦、巴林和西班牙(巴林在2002年完成宪政改革后实行两院制,但王室依然掌握国家权力);君主制国家6个,除文莱外,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阿曼、科威特和卡塔尔均为海湾阿拉伯国家,这6国也全部为伊斯兰国家。中国的两个社会主义邻国,老挝和越南实行人民代表大会制。波黑则实行主席团制,由波斯尼亚、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三族共治。 六个海湾君主制国家禁止政党活动 在“一带一路”沿线70国中,61国实行多党制。老挝、越南和土库曼斯坦三国实行一党制。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阿曼、科威特、卡塔尔和巴林等海湾君主制国家禁止政党活动。 “一带一路”沿线70国政党制度分布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外交部网站“国家与组织”栏目公开信息统计整理。 沿线多国政局不稳,泰国10年9换总理 在沿线国家中,近10年至少出现过一次大规模政治冲突或动乱的国家多达22个。其中,陷入长期战乱或冲突的国家8个:阿富汗、伊拉克、也门、叙利亚、巴勒斯坦、乌克兰、斯里兰卡。而黎巴嫩和波黑宗教种族问题突出。黎巴嫩从2014年至今一直没有选出国家总统。泰国、埃及和缅甸则长期面临军方干政,政权稳定度低。 “一带一路”沿线70国政治领导人更迭情况(2005-2014) 注1:波黑采取主席团制政体,国家元首由3人组成且定期轮流就任,故不纳入统计; 注2:以上数字仅含正式就任政治领导人的数量,不含代理或过渡政府领导人的数量。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外交部网站“国家与组织”栏目公开信息统计整理。 泰国是沿线国家中更换政治领导人最频繁的国家。从2005年至2014年,先后有9位总理或代总理执政。尼泊尔也先后更换过6位总理。期间,尼泊尔还出现政体变更,由君主制变为议会共和制。最高领导人执政时间最长的是阿曼苏丹赛义德,在位时间为45年。 泰国在过去10年间先后经历9任总理和代总理[详情]

“一带一路”推动电网联通 点亮3亿印度人生活
“一带一路”推动电网联通 点亮3亿印度人生活

  俗话说“功夫在诗外”。讲好中国故事,要关注他人,关注时代,关注世界。当前,“一带一路”设想为我们讲好中国故事提供了很好的契机和载体,我们应当因地制宜、因时制宜,认真研究和提升我们讲故事的能力。 一是超越“讲”。要学会问,学会倾听,听听“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需要、期待,然后探讨如何满足这些需要、期待,表明“一带一路”是时代发展的必然,激发对方听我讲的兴趣,才能有针对性地讲,更好地与对方互动。我们常常说国际舆论场“西强我弱”,其实“为而不争,故莫能与之争”。要避免陷入中西二元对立、“老大-老二”陷阱。若只盯强者,老是想着迎头反击,往往容易引起周边疑虑,吓怕弱者,正好上了人家的当。 我们应强调“一带一路”作为合作倡议与国际公共产品对世界的贡献——世界上有9亿人没有用上电,光印度就有3亿,而“一带一路”推动电网的互联互通,帮助他们脱贫致富。这比急于去辩驳“一带一路”不是中国的马歇尔计划,效果要好得多。 二是超越“中国”。只有对你感兴趣,才对你的国家感兴趣。讲好中国故事,首先要讲好自己的故事,要以个人魅力折射中国魅力。中国人自古有天下担当,需超越中国,关注他人,善交、广交朋友。世人对中国,日益好奇,但好奇之外是疑问——中国成功对我意味着什么?唱红中国,老外可能比我们还大胆、还起劲儿,韩国的《超级中国》、美欧的中国纪录片就是很好例子。 “一带一路”故事应少强调中国——“丝绸之路”概念就是德国人提出来的。少强调张骞、郑和,要强调古丝绸之路是各国共同打通、维护的,“一带一路”的魅力就在于激发了文明古国的往日辉煌,共商、共建、共享21世纪丝绸之路,达到共同发展、共襄盛举的目标。 三是超越“故事”。中国故事是多方面的,既有成功,也有教训,关键是故事背后的“道”。“道”在,自信在。超越自信,养成自觉,关键在讲好中国故事之道。不只是我自豪我自信,关键还得让别人自信!鼓励他们走符合自身国情的道路。与其抱怨“有理讲不出”,不如倡导“有道来分享”。中国故事是解决发生在中国的世界性问题,与其他国家的故事具有共通性。讲好解决人类共同或类似问题的中国道路、中国智慧之外,更侧重讲“我行,你也行”,“我错,你不要错”。外国人不只是讲好中国故事的听众,也可成为讲中国故事的主人。 实现这三个“超越”,“一带一路”故事就可以放在国际层面讲,体现对联合国发展议程的贡献,体现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等的前期贡献,表明“一带一路”激发了欧亚大陆互联互通的百年梦想,推动梦想成真。讲好“一带一路”故事,要多强调“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路精神”,尤其是命运共同体理念,以此引领21世纪国际社会价值。一句话,从“我的”转化为“我们的”,才是“一带一路”传播之道。 (  本文作者王义桅系中国人民大学国际事务研究所所长、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同济大学德国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本文刊于8月31日环球时报。 原文题目《王义桅:讲好中国故事要实现“三个超越”》)[详情]

亚布力论坛闭幕 企业家看好互联网教育医疗
亚布力论坛闭幕 企业家看好互联网教育医疗

  亚布力中国企业家论坛(下称:亚布力论坛)2015年夏季高峰会昨日在重庆闭幕,论坛历时两天,千余名企业家、学者和政界代表相聚一堂,纵论“一带一路”与长江经济带发展机遇,与会企业家认为,重庆将是“一带一路”上的重要支点城市。在闭幕式上,我市多个部门与亚布力论坛签署战略合作协议,这是该论坛首次与直辖市展开合作;这意味着,亚布力论坛有望与我市“常来常往”,并成为我市招商引资、寻找优质合作伙伴的大平台。 战略合作 我市又添招商引资平台 一个大平台遇上一个大都市,将碰出怎样的火花?昨日,亚布力论坛宣布与我市达成战略合作协议,将发挥论坛及会员企业自身资源和优势,宣传推荐重庆,积极投资重庆,发挥重庆政府智库的作用。 记者从合作协议中了解到,论坛将利用年会和夏季高峰会帮助重庆搭建宣传推荐招商引资的平台。论坛方表示,将利用论坛影响力积极引导理事和会员企业,加大对重庆的投资力度;推动重庆金融创新;加强政府与论坛理事及会员企业的互动,发挥政府外脑作用。 我市相关部门则表示,市政府将积极创造条件全力支持会员企业在重庆投资发展。协调相关部门和机构为亚布力论坛在重庆开展活动提供便利与支持;按照相关优惠政策对论坛理事及会员企业在重庆投资的项目给予大力支持,为其在重庆发展提供良好的环境。 同时,将协调相关部门对论坛理事及会员企业在我市投资项目开通绿色通道。值得注意的是,亚布力论坛将成为市政府向社会购买服务的体制创新试点。相关部门将聘请论坛及有关会员企业负责人成为经济发展顾问,为重庆经济发展献计献策。 会上,经信委、发改委、旅游局等多个部门与论坛的会员企业签订了战略合作协议。 下个风口 八成企业家看好智能家居 昨日,亚布力论坛联合清华大学民生经济研究院在重庆发布《2015年中国企业家发展信心指数(上半年)》报告。报告称,企业家们对经济环境的发展信心指数不如去年下半年,和去年同期基本持平。其中,企业家对于中国微观经济环境和法律执行效果的信心较低,分别为48.82和48.68。 亚布力论坛主编傅小永表示,经济增速下降、人力成本上升、下行预期形成,是企业家发展信心指数暂时下降的主要原因。 报告显示,近八成企业家认为,销售收入和利润呈现负增长的企业比例增加。企业家信心不足,一方面表现在对商业环境诚信度以及法律执行效率都较为担忧。只有14.4%的企业家认同当前商业环境的诚信程度,其比例与去年同期相比有所降低。另一方面企业经营与去年同期相比,在接受调查的企业中,销售收入增长的企业占比在下降,其中,2015年上半年销售收入增长10%以上的企业占比仅为35.7%。 调查显示,智能制造业、互联网医疗、养老地产和互联网教育等四大产业被企业家们视为“下一个风口”: 83.8%的企业家看好智能家居,79%看好智能穿戴,76.7%看好互联网医疗,76.2%看好互联网教育。 傅小永介绍,“当前经济政策影响”指标在整个指标体系中得分最高,这得益于本届中央政府推出的商事制度改革、混合所有制改革、“一带一路”和“自贸区”等战略,提升了企业家们的发展信心。 值得注意的是,重庆的企业家对未来的信心高于全国平均水平,受调查的316名企业家对未来发展信心的总指数得分为55.13分,高于全国的54.51分。从一级指标来看,重庆企业家对法律环境信心和社会文化环境信心较高。 相关 未来万科 三成员工是机器人 对于万科未来十年的发展方向,王石在接受采访时说,房地产是万科的“底牌”,未来十年也只能在这张底牌上发展,而物管则可以成为万科地产业务最好的延伸。 “现在,万科物管的员工是10万人;未来10年这个数据至少到达100万。万科也将变成劳动密集型的企业。”不过,王石所谓的100万人还包括机器人。“以后,公司的员工有30%将由机器人取代,即有30万为机器人。”王石透露,机器人生产也是万科未来转型的重点。 “万科将与世界知名机器人研究中心合作研发机器人,以适应中国深度老龄化的国情。”王石说,目前万科旗下的20个“第五食堂”中有8个是机器人在炒菜。2017年万科由机器人管理的酒店将在深圳开张。 “一带一路”带来巨大商机 民企当一马当先敢于“出海” “一带一路”是大战略,世界是个大市场。没迈出国门的企业,奋发图强抓住“一带一路”机遇到世界大市场淘金,走出去的企业则也有他们的苦恼。昨日,亚布力论坛闭幕仪式上,包括陈东升、尹明善等知名企业家,讲述了他们对企业发展的独到见解。 机遇 重庆将成“一带一路”支点 “这次我来到重庆,我特别关注‘渝新欧’铁路。”陈东升说,与会期间,除了和企业家讨论‘一带一路’的发展外,还重点关注了连接重庆、新疆和欧洲(德国杜伊斯)的大通道。 在陈东升看来,“渝新欧”大通道彻底改变了重庆的面貌,“一个深处西南内陆的城市,依靠这条铁路线,变成了一个直接通向欧洲的口岸。” 陈东升认为,“一带一路”战略给了不少企业新的发展机遇,对于重庆这样一个城市而言,有了“渝新欧”作支持,重庆将成为“一带一路”的一个支点。“在这个支点上,我相信不少企业家能寻找到自己的机会。” 他说,这次来到重庆,不仅是700多个来自各行各业的企业家在思想上的碰撞和交流。亚布力论坛和重庆签订的战略协议,也给了企业家们未来在重庆更多的发展空间。 胆大 巨大商机,民企当一马当先 “‘一带一路’战略,对民营企业而言是一个巨大的市场机会,应该一马当先,到海外去寻找自己空间。”尹明善说,“一带一路”战略下,不仅有44亿人口的庞大市场,也有充足的资金和市场给予中国企业机会。同时,对于海外企业而言,由于各个品牌都是不“东道主”,民企在这样的市场中,竞争更为充分;当地的消费者对自主品牌也没有多的考虑,让民营企业更有机会。 “民企心大胆大,更适合开疆扩土。国企家大业大,更适合保家卫国。”尹明善巧妙地比喻引来阵阵掌声,他说,在“一带一路”战略中,国企和民企可以有所分工,国企在国内有着很多资源和市场竞争优势,更合适保家卫国,将自己的产品很好的销售到国内。而民营企业在投资上更为大胆更为果断,到海外去寻找机会,是民营更好的选择。 在尹明善看来,“一带一路”是民营企业的机会,但要吸取以前海外竞争的经验教训,不要“兄弟相残”。其次,在国外做生意要诚信,这样才能赢得市场,保住市场。 创新 企业走出去要克服山寨思维 “对于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情况,我想从三个榜单谈起。”杨元庆说,第一个是最新的《财富》杂志世界500强榜单,有106家中国企业,仅次于美国。第二个是世界品牌500强榜单,中国企业有29家,数量在缓慢增长。第三个是跨国指数榜单。2014年中国100大跨国公司的平均跨国指数不到14%,仅仅是世界100大跨国公司跨国指数的1/5。 “这三个榜单说明,中国企业已经够大,但论强,还有很长的路要走。”杨元庆说,阻碍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原因主要有三个。一是动力不足,“中国市场足够大,躺着就能赚钱,很多人就不愿意走出去”。二是没有能力,不能适应全球化。“企业走出去,不光要有规模还要有核心竞争力。这是中国企业缺的。”杨元庆认为,产品受欢迎、服务过硬、业务模式有效、企业有信誉,走出去的企业必须具备上述所有强项,而且不能有死角。 “要走出去建立国际化企业,创新很关键。”杨元庆说,阻碍中国企业创新发展的一个最大因素——山寨文化。“什么是山寨思维?通俗点说:企业看到好产品、好模式,直接拿来照抄,乐于做山寨。 心细 与跨国企业竞争要摸清对方招数 “原本以为滴滴和快滴结婚了,中国在互联网专车领域的竞争结束了,却在半路杀出一个征服了欧洲和美洲的对手”。程维说,记得该跨国公司刚刚进入中国的时候,曾经到过滴滴的办公室谈合作。“对方开出了两个条件,一个是收购我们40%的股权,另外一个就是等着被‘歼灭’。这样的提议,被我回绝了。” 程维坦言,面对一个坐拥几十亿美元的对手,最初的战斗让他感觉迷茫。程维于是派了一个团队专门到美国硅谷去学习跨国大型企业的经验,他们发现跨国公司争夺市场的打法和美军相同,主要是打营销战和资本战,然而对方并不是东道主。其市场的基础并不如国内企业牢靠,所以滴滴就抓住了这一点,进行了反击,在第二季度中,滴滴打车仍保持了20%的市场份额。 融合 企业国际化须做到人才融合 “不同的文化背景意味着不同的人才特点。我在斯坦福大学做了25年教授,培养了70个博士、博士后,分别来自于美洲、亚洲、欧洲。他们都跟了我三到八年不等的时间。”沈志勋说,这些学生都具有不同的文化背景。 “文化背景跟人种是不一样的。从我自己的学生来看,都是亚洲人,中国学生和日本、韩国学生的缺点和优点都是非常不一样的。同样,即使都是白种人,北美洲与欧洲人都具有不同的文化特点。 “要做到国际化,就必须了解人才的特点,以及文化的蕴含和背景。只有做到了这一点才能成功,才有办法走出去。”沈志勋认为,“一带一路”必须要做人才的融合,必须赢得下一代。“只有赢得了下一代,你的企业才能做大,”沈志勋说。 支持 四大投资原则 重点投向四领域 “大量中国企业在‘一带一路’战略中投资,其投资的往往都是基础项目,这些项目多数都是中长期开发建设投资,周期长风险高收益一般,商业金融机构一般不愿意投资。”丁国荣说,这样的投资,可以让丝路基金来帮忙。 丝路基金选择项目和企业,一是通过“股权+债权”的方式给予支持,并且投资入股的比例都不大,不追求控股地位,以企业“走出去”为主体;二是合作的企业都是行业龙头企业,有较好的海外运营基础;三是项目本身有合理的投资回报。 丁国荣说,目前丝路基金正积极准备推出新的投资项目。下一步将坚持对接“一带一路”沿线各国发展战略和规划原则、效益原则、合作原则和开放原则,以境外投资为主,以股权直接投资为主,充分发挥企业的主体作用,充分发挥市场元素、努力扩大中国元素,重点投向基础设施建设、能源资源、优势产能“走出去”和国际产能合作、金融合作等四大领域。 (商报首席记者 李阳 记者 程心 薛哲 孙琼英 衷敬睿 实习生 郑钰嘉 原文题目《智能制造互联网医疗教育被视“下一个风口”》)[详情]

孙力舟:中国企业在巴基斯坦大有可为
孙力舟:中国企业在巴基斯坦大有可为

  8月26日,中国与全球化智库(CCG)在北京总部举办“一带一路投资挑战与机遇系列研讨会之南亚篇”,本次研讨会聚焦南亚,旨在对企业等走出去主体在南亚区域投资风险和机会进行探讨。南亚是我国“一带一路”推进的重要区域,或有可能创造中国周边战略的新范式,因此南亚地区对于推进“一带一路”具有重要意义。 参加研讨会的有CCG主任、商务部中国国际经济合作学会副会长王辉耀教授,外交学院副教授、外交部前驻印度外交官林民旺,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法政学院副教授王天星,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员副研究员王世达,西南政法大学世界与中国议程研究院副院长孙力舟,国防大学国防经济研究中心副主任刘群,CCG一带一路研究所执行所长黄日涵,CCG一带一路研究所副所长储殷等学者,以及来自发改委、中巴经济走廊委员会、国家信息中心、天津市政府的相关领导与企业代表、媒体记者。研讨会由CCG执行秘书长苗绿博士主持。 西南政法大学世界语中国议程研究院副院长孙力舟 西南政法大学世界语中国议程研究院的副院长孙力舟在发言中分享了他对于中巴经济走廊的一些亲身感受,他表示,虽然巴基斯坦国内安全形势并不好,恐怖主义盛行,从911以来,死于反恐战争,包括美国的无人机打击、北部地区的教派冲突、巴军方对塔利班的武装活动和其它一系列爆炸的人整体上接近5万,这确实是很高的比例,但是中国人在巴基斯坦受到远超本国国民的保护,巴方已经组建了8700人的中巴经济走廊的特别部队,这支部队只用于保护中国在巴基斯坦的投资和人员。 孙力舟介绍说,中国现在进入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的有很多是民营企业,而电力是目前回报最丰富的产业,还有跟中巴经济走廊相关的基础设施建设、医药医疗器械、矿产资源等方面中国企业都大有可为。 巴基斯坦为什么跟中国能够长期保持友好关系,这跟它自身的地缘政治地位是有关系的。孙力舟表示,巴基斯坦的东南方向是印度,很多巴基斯坦精英担心印度会把巴基斯坦有独立倾向的普什图人地区和俾路支斯坦地区支解出去;北部的阿富汗也是更加亲印度;西面的伊朗,以什叶派和巴基斯坦的逊尼派有矛盾冲突等。这样看来巴基斯坦交往比较多的国家里面,只有中国是一个可以依靠的力量。 巴基斯坦又是一个有相当大潜力的国家,它的人口是两亿,排在世界第六名,陆军的总数也是排在世界的第六名;它是伊斯兰世界中唯一的一个核武国家,在伊斯兰世界中还是享有一定声望的;巴基斯坦的人均收入只有一千多美元,相当于中国上世纪90年代的水平,但是它的经济增长速度这几年还是比较快的,在穆斯林世界里面排第一,世界排前十名。如果按照中国当时发展态势,从90年代到现在还能持续到5%、6%以上的速度增长20多年的话,会产生大量的中产阶级,是中国商品和投资的潜在市场和容纳地。 在这种情况下,巴基斯坦可以教我们如何跟穆斯林世界打交道,包括如何处理跟各个教派的关系,怎么尊重对方的禁忌等等。孙力舟表示,中巴经贸合作方面,首先是教育人文的交流,扩大巴基斯坦留学生到中国的规模;然后是职业技能的培训;再就是媒体方面,借助巴基斯坦讲述中国故事等等。在很多方面,巴基斯坦都可以给中国提供一些机会,扩大中国在国际上的影响、在伊斯兰世界的影响,“一带一路”多一半国家都是伊斯兰国家。[详情]

“一带一路”建设与国家教育新使命
“一带一路”建设与国家教育新使命

  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会长 瞿振元 瞿振元:中国高等教育学会会长,国家教育咨询委员会委员,国家教育考试指导委员会委员,2013~2017年普通高等学校本科教学工作评估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教育部高等学校章程核准委员会委员,第十届、十一届全国政协委员。 “一带一路”建设是国家重大战略 “一带一路”建设是以经济贸易为主要载体、以互联互通为核心概念、以互利共赢为基本目的的跨国战略合作设想,是对古丝绸之路的传承和提升。它东接亚太经济圈,西进欧洲经济圈,沿途连通中亚、东南亚、南亚、西亚和东非等64个国家,是开放、包容、普惠的经济合作倡议,不限国别范围,不是一个实体,不搞封闭机制,有意愿的国家和经济体均可参与进来,共同发展、合作发展。“一带一路”战略打破了原来点状、块状的区域发展模式,成为一种新的发展模式。“一带一路”沿线大多是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目前总人口约44亿人,经济总量约21万亿美元,分别约占全球的63%和29%。这些国家普遍处于经济发展的上升期,资源禀赋各异,经济互补性较强,彼此合作潜力和空间很大。 “一带一路”建设主要包含经济贸易、区域秩序、人文交流三方面的内涵,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五通”为主要内容。 “一带一路”是促进共同发展、实现共同繁荣的合作共赢之路,是增进理解信任、加强交流合作的和平友谊之路,是战略性、长期性、高层次、全方位的宏大战略。它承载着全面开放、统筹发展、民族复兴的伟大目标和崇高使命。要实现这一目标的空间范围广、时间跨度大、实施周期长,不是一年两年或十年八年能立见成效的,要把眼光放到2020年、2030年、2050年几个时段,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历史进程中进行思考和把握,确定近中远期目标和重点,先易后难,分阶段分步骤实施推进。对其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始终保持清醒认识。无动于衷不行,急躁冒进也不行。在过去的20多年中,以金砖国家为代表的新兴国家的经济增长速度超过发达工业国家的一倍,改变了国际经济政治格局,而“一带一路”建设必将进一步改变国际经济政治格局。 为教育对外开放提出新使命 “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中国政府近年来反复强调的关于人类社会发展的新理念。党的十八大报告首次明确提出,“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在追求本国利益时兼顾他国合理关切,在谋求本国发展中促进各国共同发展”。 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是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的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在今天中国即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进而步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之际,“一带一路”战略的推出和亚投行的组建,都体现了这种情怀。“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半遭受过旧殖民统治体系的剥削和压制,由于历史与自身情况的制约,很多国家至今无法摆脱贫困、饥饿、动乱的困扰,而在其现代化进程中,又不得不面对二战以来依据丛林原则形成的世界政治、经济格局,但其发展策略和发展道路又不可能走以往发达国家的老路,因而在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和社会信息化持续推进的世界潮流中,迫切需要在更加公正合理的国际体系中发展自己。中国倡议的“一带一路”建设和设立亚投行,就是着力于欧亚大陆互利共赢一体化发展和利益共同体及命运共同体的意识,是兼济天下的使命担当。 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促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进程中,教育承担着独特的使命。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教育顺势而为,逐步形成全方位、多层次、宽领域的对外开放格局,建成了世界最大留学输出国和亚洲最大留学目的地国。加入WTO以来,我国教育开放承诺水平在世界主要国家中已相对较高,有的方面高于一些发达国家,更是高于一批尚未承诺开放本国教育重要参照国。新形势下教育如何顺应新形势、抓住机遇,承担好“一带一路”建设提出的新使命与新要求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任务。 服务于“一带一路”建设,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首先和主要的任务是人才培养。“一带一路”建设需要什么样的人才呢?“一带一路”建设的浩大内容,可以分为3个方面:一是交通、信息、能源基础设施,贸易与投资,能源资源,货币金融互联互通,可以理解为工程建设和经济贸易;二是区域性的生态环境保护,海上合作领域,政策的互联互通,可以理解为区域政治和秩序;三是区域性的语言文化、科技人文、卫生和旅游等人文领域的互联互通,可以理解为人文交流与合作。这些战略所涵盖的建设内容,包括基础设施建设、技术、资本、货币、贸易、文化、政策、民族、宗教,无一不需要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提供人才支撑。 第一,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需要宏大的不同领域的工程技术、项目设计与管理等专业人才。据亚洲开发银行的评估报告显示,2010~2020年,亚洲各国累计需要投入7.97万亿美元用于基础设施的建设与维护,涉及989个交通运输和88个能源跨境项目。这些项目的建设完成,需要数以十万乃至百万计的铁路、管道、电力、公路、港口与通信等产业的工程建设、设计施工、质量控制与保障、经济管理人才,要加强工程、政治、经济、管理等各领域的专家协作。 第二,随着众多的企业落地,急需大量通晓当地语言、熟知当地政治经济文化风俗和人文地理的人才,特别是东南亚、南亚、中亚、东北亚乃至西亚国家政治、经济及风土民情的人才。“一带一路”沿线有64个国家,还不断有国家和地区参与进来,而通晓亚洲小语种的人才却是奇缺的,遭遇“小语种危机”,小语种教学和小语种人才培养任务很重。而且,我国大众观念中的外语几乎就相当于英语,国外就几乎相当于发达国家,这些观念与我国日益深入和多元开放的国际化进程很不适应,亟待改变。 第三,区域性经贸往来和良好秩序的形成,需要大量的国际贸易人才。“一带一路”正在形成除大西洋贸易轴心和太平洋贸易轴心之外、新的以亚欧为核心的全球第三大贸易轴心。目前“一带一路”国家GDP总量达20万亿美元(约占全球1/3)。区域国家经济增长对跨境贸易的依赖程度较高,2000年各国平均外贸依存度为32.6%;2010年提高到33.9%;2012年达到34.5%,远高于同期24.3%的全球平均水平。根据世界银行数据计算,1990~2013年期间,全球贸易、跨境直接投资年均增长速度为7.8%和9.7%,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同期的年均增长速度分别为13.1%和16.5%;尤其是国际金融危机后的2010~2013年期间,“一带一路”国家对外贸易、外资净流入年均增长速度分别为13.9%和6.2%,比全球平均水平高出4.6个百分点和3.4个百分点。预计未来十年,“一带一路”国家出口规模占比有望提升至1/3左右。亚投行成立后的首个项目即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建设,这就急需大量懂得资本运作、货币流通、贸易规则制定、通晓国际规则的人才。 服务于“一带一路”建设,需要加强民族理解和文化理解教育,力促民心互通。民心互通说到底是文化的交融。文化是全人类共通的精神产品。要使得“一带一路”战略顺利实施,互利互惠是根本,民心相通是社会根基。沿线国家普遍国情复杂,宗教信仰、地缘政治、民心社情等比较复杂,政局动荡很难预期,地区、阶层、宗教派系差异性大,只有全面了解民间需求与广泛民意,消除误解误判,才能促进合作,只有沿线国家的学者、企业家、政府部门、民间组织和民众充分理解历史文化背景与民心社情,才可能更好地实施这一战略,而这正是目前非常缺乏的,需要加强增进民族理解和文化理解认同的教育。需要为“一带一路”政策制定者、传播者和从事实际工作的政府官员、企业家、民间人士等提供全面、深入的历史、地理、语言、文化、宗教、政治等方面的知识培训,才能有效实现“政策沟通”;需要培养一批具有较好的国际交往能力,具有较好社会影响力与社会声誉,能经常往来于各国间的民间人士、文化使者,他们通过NGO志愿者、学术研究、文化交流等方式进入到整个社会的肌体中,才能达到民心相通。 服务于“一带一路”建设,教育特别是高等教育要努力提供智力支持、贡献宝贵智慧。世界历史发展表明,各个国家在全球格局中的经济、政治地位并非不可改变,世界存在于动态变化之中。亚太国家要想在新一轮的世界格局变化中占据新的席位,必须顺应地区和全球合作潮流。斯塔夫里阿诺斯曾说,“如果其他地理因素相同,那么人类取得进步的关键就在于各民族之间的可接近性。最有机会与其他民族相互影响的那些民族,最有可能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实际上,环境也迫使他们非迅速发展不可,因为他们面临的不仅仅是发展的机会,还有被淘汰的压力”。“一带一路”建设正是既承认沿线国家各自发展独特性,又结成互为中心和源头的共同发展体系。这种共同的发展体系决定了必须加强对人类命运共同体共同面对的重大课题的研究,提出可行的解决方案。 第一,要为建设和谐区域治理体系贡献智慧。“一带一路”沿线大都为新兴国家,随着新兴国家的发展,他们在国际事务中影响力不断上升,但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不公平不合理的状况依然存在,不同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不平衡现象十分普遍,贫富差距日益扩大,地区冲突与暴力依然存在。这些都是困扰“一带一路”沿线各国治理的难题,也是“一带一路”建设成共同发展体系需要共同面对的挑战和问题。 第二,要为人类社会和区域的可持续发展贡献智慧。全球气候变化、能源短缺、水资源危机、森林资源保护、土地荒漠化、生物多样性保护、环境严重污染,重大传染病防治、突发公共安全事件,新兴国家高速城市化、人口膨胀、资源缺乏等问题给人类社会和区域的可持续发展带来严峻挑战,需要共同面对,协调解决。由于现存的国际体系规则或明或暗都由欧美发达国家主导,因而完全指望他们来公正地代表全球的公共利益,特别是新兴国家的利益显然是不现实的。研究如何在参与全球治理时对发展中国家更有利,如何面对和解决这些问题,“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具有更多的一致性和共通性,应携起手来,共同研究调整战略对策,为人类社会和区域的可持续发展有所作为,其中中国高等教育要发挥更重要的作用。 第三,要为解决实际应用为导向的现实问题贡献智慧。“一带一路”建设中会出现大量需要解决的各种现实问题,从宏观到微观,从文化到社会,从政策到工程,从人力资源到技术瓶颈。需要开展区域与沿线各国社会发展研究,国别国情科学研判,经贸与文化交流、国际商务合作研究,人才需求调查与培养研究。开展前瞻性、针对性、储备性政策研究,对“一带一路”建设未来5年、15年、50年的发展做出科学研判、战略思考和超前谋划。加强国家之间、国家部委、相关区域政府、高等学校、产业、行业之间的合作研究,围绕决策需求,提出专业化、建设性、切实管用的政策建议。 沿线国家教育合作如何良性推动 实施“一带一路”战略,不仅要求我们要积极对接沿线国家经济发展和区域合作规划,要求我国的高等教育对内把脉,找准适合“一带一路”战略发展的契合点和着力点。同时,也要向世界高等教育体系问诊,从世界秩序重建的高度,谋划我国高等教育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战略布局和行动策略,为沿线国家共建“一带一路”提供人才支撑和智力支持,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之间的经济、文化、教育的合作与交流,让沿线国家的人民共享“一带一路”的建设成果,从而实现合作共赢。这是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大国的担当,更是中国高等教育应有的行动。 服务“一带一路”建设,要扩大来华留学教育,培养适需的境外人才。留学生教育已经成为一个国家提升国际影响力、拓展教育市场的重要工具。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高度重视来华留学教育工作,来华留学教育的规模与质量稳步提升。据《2014年度来华留学调查报告》统计,2014年共有来自203个国家和地区的约37.7万名各类外国留学人员在我国31个省区市的775所高等学校、科研院所和其他教学机构中学习。就来华留学生规模而言,已占全球留学生份额的8%,成为世界第三大留学生输入国。但在国际教育市场上,与美国、澳大利亚、英国这些最大受益国相比,我国仍处于“逆差”状态。 长期以来,我国来华留学生教育的重心是少数发达国家,一些高校认为只有招收欧美学生才能体现教育国际化的水平与实力。但从服务国家“一带一路”重大战略布局和教育的长远目标看,我们的教育要为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为造福整个人类社会作出贡献,就必须在国家战略的引导下,扩大来华留学规模,优化来华留学结构,继续积极接受来自发达国家的留学生,重点扩大“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来华留学生;我国政府奖学金名额要进一步扩大并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倾斜,增量部分主要用于沿线国家的来华留学生,把雪中送炭的工作做实做好。 如何在满足留学生个体需求的同时,更加着眼于服务“一带一路”建设需求,提高来华留学教育质量,也是需要我们研究的一个重要问题。目前,就不同地区留学生的个体留学服务需求而言,发达国家学生更偏重语言学习;欠发达国家学生更倾向于攻读学位课程,如医学、工程等。而“一带一路”建设的合作重点“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中所涉及的学科专业在来华留学生教育中有不少尚属空白。为此,国家要从战略高度,统筹规划我国高校吸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来华留学生的学科专业,集中优势资源,做强与“一带一路”重大战略密切相关的特色学科专业,吸纳他们在这些学科专业学习,使他们来华学得好,回国用得上,发挥好作用。 提高来华留学教育质量的关键是高校能够提供质量优、数量足的教育课程。为此,高校应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线上线下结合,开发出服务“一带一路”建设的、多种语言教授的课程体系和学位课程,以优质的教育资源和优质的教育服务,满足国家“一带一路”建设需求,打造来华留学生教育品牌课程、品牌专业。 服务“一带一路”建设,要通过教育与产业同步、学校与企业结合,培养高素质技能人才。“一带一路”建设是一项宏大系统工程,只有在高等教育的全方位支持下,才能确保有力、有序、有效地推进。就人才培养而言,要坚持“分层分类”,既要培养通晓国际规则、承载国家使命的高端人才、青年才俊、未来领袖,同时也要培养一大批适应“一带一路”基础项目建设的高素质技能人才;要区分“一带一路”建设推进工作的轻重缓急,“先重后轻”,对那些大通道、大动脉、主航线、重要节点、关键环节所急需的技能人才要优先部署,重点培养。要以产教融合实现教育与产业同步发展,支持各类高校与我国高铁、电信运营等“走出去”的行业企业实行合作办学。目前,“一带一路”沿线的中国企业有1万多家,但企业和高校合作办学的还不多。同时,还要加大培训的灵活性,方便选择。要做到培训围着项目走,项目建在哪儿,培训做到哪儿,紧跟并适度超前“一带一路”重大基础性建设项目,在项目建设所在国办学,把高素质技能人才培养与项目建设密切结合起来。 从人力资源构成上看,目前,沿线国家大多未出现人口老龄化现象。2013年,“一带一路”沿线国家15~64岁人数占比平均为67.5%,其中有21个国家的劳动力人数占全国总人口的70%以上,劳动力资源极为充裕。而这些国家的基础设施水平在全球则位于中下程度。“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充沛的劳动力资源、亟待开发的基础设施建设,与我国高端制造业的雄厚实力和近十年高等教育,特别是高等职业教育国际合作办学所积累的丰富经验,形成了供需十分旺盛的教育服务市场。近年来,宁波职业技术学院在贝宁建立了贝宁国际培训中心,培养培训中资企业发展所需的当地员工,带动企业所在国的经济发展;桂林旅游高等专科学校为印尼和文莱等东盟国家培训旅游人才。这些成功的经验,值得在“一带一路”战略推进中进一步借鉴和推广。 总之,“招进来”与“走出去”协同推进,应成为“一带一路”建设人才支撑的基本路径。 服务“一带一路”建设,要有选择地在沿线国家建立境外大学和教育基地。近年来,我国高等教育质量越来越得到国际社会的认可。实施十余年的“创建世界一流大学”计划成绩显著,培养了一批拔尖创新人才,形成了一批世界一流学科,产生了一批国际领先的原创性成果,为提升我国综合国力贡献了力量。特别是在高等教育体系中“三分天下有其一”的高等工程教育,自2006年开始构建具有国际实质等效、与工程师制度相衔接的工程教育专业认证体系,并于2013年6月申请加入《华盛顿协议》,工程教育质量保障体系获得了国际较好认可。目前,本科层次的工科专业布点数已达15733个,基本覆盖了当前“一带一路”建设的所有重大工程项目。因此,我国的高等教育已经具备了“走出去”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建立境外大学和教育基地的良好基础。与此同时,我们也积累了可资借鉴的经验。目前,我国高校赴境外办学已初具规模。经教育部批准的境外办学有厦门大学马来西亚分校、老挝苏州大学、云南财经大学曼谷商学院和北京语言大学东京学院;同时,还有90多个项目,涉及14个国家和地区,主要分布在东南亚国家;与18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双边和多边教育交流合作关系,与41个国家和地区签署了学历学位互认协定。而且,“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已有巴基斯坦、哈萨克斯坦、约旦等10多个国家向我国发出境外办学邀请。可以说,在“一带一路”建设中适度增加教育投入,有步骤地开发面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教育项目,将创建境外大学或其他形式的教育机构作为重点项目予以支持,既可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培育人才,也可为我国在世界格局的发展中积累广泛的人脉,发现培养一批以中青年为主的“知华”“亲华”“友华”力量,争取有利的国际舆论环境,扩大国际影响。同时,这也是推动中国教育走向世界的战略举措,是中国睦邻、安邻、富邻,为沿线国家共谋福祉的责任担当。 服务“一带一路”建设,要提升自身的国际性,做强中国高等教育。为了满足“一带一路”建设的需要,我们要加强薄弱学科专业的建设。比如,要加快培养非通用语种人才。要深入研究“一带一路”建设的语言需求,制定专门的语言发展规划,增加战略性外语人才的储备,加快培育一批既熟悉“一带一路”国家语言,又了解其国情和文化的高端人才。目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官方语言有40余种,而我国高校能够教授的仅有20种。发达国家能够教授的语言大都达到上百种,但我国进入教育部本科专业目录的外语语种还不到70种。目前,非通用语种覆盖范围不足,语种专业布局不够合理,关键国家和地区的语言人才匮乏的问题已成为制约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瓶颈,迫切需要我们把关键语言人才的培养上升为国家战略的一部分,抓实落细。要把我国已有的具有良好基础的若干所语言类大学和进行非通用语言教学的大学重点建设好,使其成为语言教学的中心、文化研究和国别研究的重要基地,为“一带一路”建设培养更多的语言和文化类人才。 实施“一带一路”战略,倒逼我们以更广阔的国际视野,全面审视和提升我国高等教育质量。我们唯有在专业、课程、教学、实践及师资等可比的核心要素方面,达到国际认同的标准且具备一流水平,培养的学生在学业水平上与发达国家的同类型、同层次的学生达到实质性等效,我们的高等教育才能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乃至国际上脱颖而出,才会有吸引力和竞争力。有的学校到境外办学,更是直接在国际舞台上进行教育质量的比拼。为此,我们要把全面提高质量作为重点,提升我国高等教育的国际性,做强各类高等学校。要通过“一带一路”建设需求的倒逼机制,触动各类高校转变人才培养模式、调整专业结构、扎实推进教学改革,用国际视野审视我们的人才培养质量。 我们还要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契机,调整高等教育结构,加大中西部地区高等教育的政策扶持力度,解决高等教育过度“东高西低”的问题,这既有利于全国高等教育的区域协调发展,又有利于和“一带一路”建设相衔接。 在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中,要加强“一带一路”国家高校间的合作,携手应对人类共同问题,如政治、经济、文化、安全等问题的研究,提升我国参与国际教育治理的能力。 (演讲人:瞿振元 时间:2015年8月)[详情]

人民大学“一带一路”沿线调研团完成首发调研
人民大学“一带一路”沿线调研团完成首发调研

  从西安到乌鲁木齐,绵延数千公里的丝绸之路中国境内干线。8月4日至14日,中国人民大学“一带一路”沿线调研团历时11天,重走了这段路程,带回了8万余字的考察报告。 为响应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重大倡议,为中央和地方决策提供咨询建议,中国人民大学新闻学院与重阳金融研究院联合组建中国人民大学“一带一路”沿线调研团,来自两院的研究人员与本科、硕士、博士各年级学生共计16名成员,从北京出发,赴西安、兰州、敦煌、乌鲁木齐等地开展调研活动。 本次调研全程4500余公里,途经3个省(自治区)4个城市。调研团分为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民心相通四个小组,走访西安市发改委等6个政府部门,新疆广汇集团等12个企业,以及各类调研地点28处,累计采访各类群体百余人次。 “在中国新闻史上,范长江以《中国的西北角》真实还原了当时的社会发展状况。在这次调研中,我们希望实地体验思考,继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之后,西北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如何?对接‘一带一路’建设,西北地区如何实现新的发展?”参加调研的新闻学院学生表示。 调研团了解到,按照《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的战略布局,沿线省市分别研究制订了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各项具体政策措施。作为“丝绸之路经济带”的起点城市,西安市将“一高地六中心”作为未来发展的主旋律,即丝绸之路经济带开发开放高地与金融商贸物流、机械制造业、能源储存交易、文化旅游、科技研发、高端人才培养等六个中心。此外,西安市还与兰州、泉州、酒泉等城市分别签署了《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战略合作框架协议》,并且与青岛、济南等国内丝绸之路经济带沿线十个海关共同签署了《丝绸之路经济带海关合作协议》,以此构筑合作平台,加强政策沟通。 与此同时,沿线各省市对于“一带一路”建设有着多层面的期待和建议。在调研兰州新区承接兰州市工业转移和招商引资现状时,新区招商局负责人着重指出了新区面临的政策支持力度不够等问题。“现有政策的落实、配套政策的完善、高层次人才的培养与引进、融资模式的创新等问题受到沿线政府的广泛关注。”调研团政策组成员说。 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人民大学发挥优势学科力量深入开展相关研究,包括组建“一带一路”经济研究院、主办首届中国人民大学“一带一路”经济论坛等。作为学校近年建设的中国特色新型高校智库,重阳金融研究院参与了多项“一带一路”研究项目,举办多次大型“一带一路”国际论坛。 据介绍,在中国人民大学“一带一路”沿线调研团国内西北段首发之后,还会分区域、分阶段赴各国家和地区开展“一带一路”主题的调研、传播活动,并以调研报告、内参报告等多种方式为中央及沿线地方政府决策提供科学参考与智力支持。[详情]

黄晓勇:以“一带一路”促进亚洲共同能源安全
黄晓勇:以“一带一路”促进亚洲共同能源安全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院长,国际能源安全研究中心主任黄晓勇 “一带一路”推动沿线各国发展战略对接与耦合 中国不仅是推动全球经济增长的动力,也是扭转全球经济下滑、推动全球经济复苏的重要力量。中国的经济增长放缓,对国际大宗商品供需、国际贸易和资本市场都会产生不利影响。因此,世界各国越来越关注中国的经济政策在维护世界经济稳定增长和可持续发展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国经济的规模、实力和对世界影响的深度、广度决定了中国在全球经济发展中需要承担相应的责任。 全球化时代下的“一带一路”倡议具有高度的开放性。中国政府多次表明,鼓励各国自愿参与,遵循市场规律和商业规律,各方平等互利,与其他既有的地区机制和倡议并行不悖。 推进“一带一路”建设既是中国扩大和深化对外开放的需要,也是加强和亚欧非及世界各国互利合作的需要,更是亚欧非大陆实现经济和社会广泛融合发展的历史机遇。但是共建“一带一路”并不是中国一家的发展战略,而是中国向国际社会发出的全球性倡议,旨在促进经济要素有序自由流动、资源高效配置和市场深度融合,推动沿线各国实现经济政策协调,共同打造开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区域经济合作架构,其根本是各国共同的事业。因此,中国不会以一家独大为目标,而是使自身更好地发挥全球经济引擎的作用,为全球经济好转提供重要推动力。“一带一路”的互联互通将推动沿线各国发展战略的对接与耦合,改变区域发展格局,提高区域市场效率,促进投资和消费,创造需求和就业,增进沿线各国人民的人文交流与文明互鉴。 实现共同能源安全是“一带一路”的重要内容 亚洲拥有全球人口的六成,是当今世界最具经济活力和增长潜力的地区,地区经济约占全球经济总量的三分之一。亚洲是能源需求增长最快的地区,同时也是能源进口量快速增长的地区,这导致全球能源供需格局在近年出现了需求重心加速东移的现象。亚洲能源安全关乎全球能源和经济安全。目前,亚洲各国资源禀赋不均衡,经济发展不均衡:部分国家能源资源丰富,但是经济欠发达,铁路、公路、桥梁、港口、机场和通讯等基础建设严重不足,无法依靠资源实现经济腾飞;而大多数国家能源无法自给,需要从亚洲以外地区进口,高成本制约了国民经济效率的提升,而且能源需求冲突易引发区域内国家间的冲突,影响亚洲整体实力的提高。因此,亚洲各国具有能源合作共赢的巨大潜力,能源合作成为亚洲地区发展的关键因素。但是,亚洲地区面临着比较复杂的地缘政治的形势,目前阶段尚未实现有效的跨国经贸合作,区域能源市场也未能建立起来。如何实现亚洲共同能源安全需要有新的思路,这是“一带一路”的重要内容。 在此形势下,中国承担大国责任在能源领域体现为两个层次:一是积极参与全球能源治理,加强与世界各国的沟通合作,共同维护国际能源市场及价格稳定;二是积极参与亚洲能源市场的建设,与亚洲各国协调发展,实现共同能源安全。在“一带一路”的战略框架下,中国将继续深化与沿线国家在油气领域的合作,在构建新的油气市场格局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提高能源资源、基础设施、工业产能、金融资本的利用效率,从而为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更加持续稳定的油气供应,同时也为整个亚太地区的经济发展创造更好的市场环境,发挥并增强中国在区域治理及全球治理中的重要作用,展现出作为负责任大国的应有形象。 以互联互通推动区域能源市场融合发展,畅通能源输送通道 互联互通是“一带一路”的基础,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主要内容。通过能源与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加强商业金融与投资可以促进互联互通,加速亚洲区域能源市场的一体化进程,形成能源经济的优势互补,有助于消除亚洲各国之间的发展鸿沟。针对能源富集地区自有资金不足、融资能力不强,中国倡议设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向亚洲地区发展中国家的基础设施建设提供资金支持,并与世行、亚行等现有多边开发银行在知识共享、能力建设、人员交流、项目融资等方面开展合作,共同改善亚洲地区基础设施融资环境,促进亚洲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一带一路”建设重点之一是畅通能源输送通道。“一带一路”辐射的区域东临亚太经济圈,西接欧洲经济圈,并与非洲相连,在地理上与中国能源进口的陆上和海上通道吻合。“一带一路”框架下,在尊重相关国家主权和安全的基础上,中国将与沿线各国共同推进主要交通和能源基础设施的建设:一方面,逐步形成连接亚洲各次区域以及亚非欧大陆的基础设施网络。公路、铁路、管道、航空、航运等交通设施实现互联互通,将为相临产业、货物贸易和资源能源等领域提供直接的合作;另一方面,共同维护输油、输气管道等运输通道安全,推进跨境电力与输电通道建设,积极开展区域电网升级改造合作,为区域能源市场的建设打下坚实的基础。 分区域推动亚洲能源市场建设,增强彼此互信和谅解 亚洲能源市场的建设不会一蹴而就,有步骤、分区域的推进更符合实际,也会更有效。中国可以分别与东北亚、南亚、中亚、东南亚各国开展地区能源市场的建设。 由中国、日本、韩国三国构成的东北亚区域是世界上能源需求量较大的地区之一。在共同能源安全观和“一带一路”倡议下,能源领域可以成为三国合作的切入点。特别是近期,国际油气价格暴跌、油气市场供大于求,缓解了能源竞争压力,这种形势有助于三国之间合作竞争关系的构建,即用合理的代价获取所需的能源资源,加快各国国内经济和能源结构的优化。三国应尽快启动天然气等能源项目的合作,提高东北亚地区与天然气进口国的议价能力,实现合理定价,共同推进东北亚能源市场的形成,努力推动能源合作多边机制的建设。 南亚是世界上经济最不发达的地区之一,因此,在“一带一路”的能源建设中,南亚具有特殊的重要性。“一带一路”的第一步就是建立中巴经济走廊,以增强中国、巴基斯坦以及阿富汗之间的经贸往来,并提出了打通缅甸、孟加拉国和印度东部的基础设施建设计划,以提高陆上交通效率,减轻进口能源海运过程中对马六甲海峡的过度依赖。印度是南亚地区的最大国家,但与中国同样面临人口总量庞大、国内油气资源相对匮乏的问题。中印可以在共同能源安全的理念下,选择能源安全保障、能源技术利用等关键领域开展合作,并将这些合作充实到“一带一路”框架中,这有利于扩大中印共同利益,也有益于提升印度能源自给水平,提高能源利用效率,实现绿色发展。 中亚地区拥有丰富的能源资源和市场潜力,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点发展区域。与东北亚和南亚的竞争型合作不同,中国在中亚面临的是能源经济的互补型合作。中国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建设俄罗斯西线天然气入境管线、阿塞拜疆—土库曼斯坦油气管线、阿塞拜疆向西通往地中海的油气管线,推动实现里海两岸能源基础网络的互联和中亚地区电力网络的互联,促成中国西部、中亚五国和西亚地区、里海沿岸地区经济的融合发展。 东南亚地区人口众多,也是油气资源富集区,但是单个国家的能源体系都比较薄弱。与“一带一路”在中亚的情况相似,中国与东南亚各国的能源经济互补性极强。目前东南亚地区已经成为中国石油、天然气和煤炭的重要进口来源地,在天然气终端建设、陆上能源通道、电力网络建设方面还有广阔的合作空间。 中国在与中亚和东南亚的合作中,应坚持“能源输入”和“能源输出”并存的思路,强调中国不但为能源输出国提供稳定的需求,而且中国还是广义上的“能源输出大国”:扩大对沿线各国油气企业并购和投资力度;扩大油气贸易规模和贸易频度;通过能源资源就地就近加工转化合作,在沿线国家建立相应的炼油厂、发电厂,延伸油气产业的下游产业链;加强在能源资源深加工技术、装备与工程服务方面的合作;将部分油气资源直接在当地转换为能源消费产品,以满足沿线国家对能源的需求,并带动沿线国家能源行业和地区经济的发展,让各国人民享受到“一带一路”合作共赢和实现共同能源安全的成果。这样不仅可以缓解相关国家的能源紧张局面,也降低了能源输向中国的政治风险,有利于“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和沿线国当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同时,中国政府还应利用在可再生能源、低碳技术等领域的科技突破和产能优势,积极地与“一带一路”区域内各国共同努力推动在水电、核电、风电、太阳能等清洁、可再生能源等方面的合作,发展当地循环经济,实现能源绿色发展。 总之,“一带一路”倡议有助于亚洲各国建立统一、高效的共同能源市场,各国应以开放、合作的政治理念和战略导向,进行能源政策、项目上的跨国协调,提高能源资源的利用效率。随着实质性推进“一带一路”倡议的实施,亚洲各国将更好地了解“一带一路”倡议所蕴含的、“独乐乐不若与众乐乐”的中国传统思想,促进各国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倡议框架下的各类能源合作。“一带一路”各参与国之间展开能源合作,必将促进实现亚洲共同能源安全,加速亚洲经济增长,进而推动世界经济发展,并降低全球安全领域的忧虑和紧张程度。[详情]

一带一路与欧亚倡议国际研讨会成功召开
一带一路与欧亚倡议国际研讨会成功召开

  7月14日,由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与韩国对外经济政策研究院共同主办的“一带一路与欧亚倡议”国际研讨会在京举办。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孔铉佑、韩国青瓦台首席安保秘书朱铁基共同出席开幕式,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院长苏格及韩国开发研究院院长金俊经分别致辞。来自中韩政府机构、学术智库的官员学者主要围绕中国“一带一路”构想与韩国“欧亚倡议”对接、中韩在物流、贸易、投资等方面进一步开展合作进行深入探讨。[详情]

黄靖:“一带一路 ”的理解与实施
黄靖:“一带一路 ”的理解与实施

  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计划,是习近平主导的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关于“一带一路”的政策及其目的,则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世界各国、尤其是中国周边国家更是十分关注。显然,准确理解这一政策、并在此基础上有效实施,对“一带一路”的成功至关重要。 “一带一路”要解决的问题及目的 首先,“一带一路”不是中国的对外援助。这不仅与今天中国积极推动市场经济、深化经济改革的政策背道而驰,也不符合今天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趋势。其次,“一带一路”不是中国的“马歇尔计划”。当年美国推行 “马歇尔计划”,目的是通过援助西欧各国恢复经济来巩固其二战后取得的西方霸主地位。而今天“一带一路”覆盖的地区远远大于当年的西欧,中国没有、也不追求在“一带一路”的范围内确立霸权。最后,“一带一路”不是、也不应该是中国扩充自己政治势力范围的战略计划。如果这样做,“一带一路”非但会受到俄印等大国的抵制,也很难获得亚欧其他国家的支持与合作。毕竟,在世界格局向多极、多元发展的今天,任何一个大国,如果靠“实力”向外扩张,谋求霸权, 必将失道寡助,四面碰壁。 建设“一带一路”,首先是为了解决中国在发展中面临的两个“瓶颈”:其一,产能过剩和投资效率日益低下,是确保中国经济稳定增长所必须克服的根本挑战;其二,美国 “再平衡”战略引发的南中国海和东海的紧张局面以及西方和俄罗斯的对抗,使得中国的整体外部安全环境趋于恶化。 在习近平战略新思维指导下提出的“一带一路”计划,一方面顺应世界经济一体化的大潮,通过构建“一带一路”来拉动亚欧大陆和亚太地区的经济发展与合作,籍此消化产能过剩、提升产能品质、扩大投资范围、提高投资效率,为中国的经济发展找到新的动力和支撑点;另一方面通过经济合作、互联互通、共同发展,使中国同亚欧及亚太各国、尤其是周边国家在经济发展上同船共渡,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共同的安全利益,从而促进中国和周边国家的安全合作,从根本上改善中国的安全环境,维护地区及世界和平。 “一带一路”的建设重点 发起“一带一路”建设,就是要将中国巨大的经济优势,转变为促进区域以至整个世界经济发展的动力。中国向外输出的,并不仅仅是资金和产能,更重要的是其成功的经济发展模式。西方学界和舆论界往往把中国经济的成功简单地归结为靠投资拉动发展的模式,其实不然。只要对中国近年来基础建设的发展和经济增长做一简单分析比较,就可以看到中国的成功发展模式,是通过大力推动基础建设来拉动实体经济——制造、运输、电讯、商贸、服务——在市场经济机制下的快速发展。1995年至2014年,中国高速公路里程的平均年增长率为21.40%,2009年至2014年,高速铁路里程平均年增长率高达25.95%,2000年至2014年,发电量平均年增长率为10.05%;同期航空客 运、货运和起降数的平均年增长率分别为14.23%、11.33%和11.50%,外汇储备平均年增长率为21.87%。2006年至2014年,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平均年增长率为19.21%。这些基础建设的增长率都远远高于过去20年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9.56%的年均增长率。尽管这一模式对资源和环境 带来了巨大压力,也引发了一系列的社会、经济甚至政治挑战,但从总体发展来看,基础设施的快速建设为中国经济注入了巨大的活力。这不仅使中国经济迅速发展,同时也为维护政治稳定与社会和谐提供了充分的经济保障,为中国政府解决因快速发展而产生的环境、社会、经济、政治等一系列问题提供了充分的政策和行政资源。由此可见,构建“一带一路”的重点,是要将中国通过加强基础设施建设来拉动经济发展的模式推广至亚欧和亚太地区、尤其是周边的发展中国家。事实上,中国周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之所以长期滞后,一个根本的原因就是基础建设薄弱。 以中国周边最大的两个国家印度和俄罗斯为例。两国都有丰富的资源,也有将自己发展为世界大国的雄心和计划,但因为政治、经济、社会等种种原因,两国的基础设施长期落后,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俄罗斯拥有褒广的西伯利亚和远东,这一地区曾经是前苏联在卫国战争和冷战期间最大的战略资 源。而如今由于基础建设长期停滞不前,这一地区无论从人口、劳力、投资,经济发展等各方面都远远落后于俄罗斯的欧洲部分,已经由俄罗斯的战略资源沦为战略包袱,出现了“捧着金饭碗要饭”的局面。 而印度自1947年独立以来,由于长期忽视基础设施建设,直到今天仍然沿用英国殖民时期建立的铁路系统,而高速公路网的建设才刚刚起步。两个大国尚且如此,其他周边的发展中国家,无论是越南、印度尼西亚等亚太国家,还是哈萨克斯坦或是巴基斯坦等欧亚大陆带国家,问题更为严峻。 构建“一带一路”的目的,就是要通过与这些国家的积极合作,充分发挥中国在资金、工业产能、工程设计和施工能力、管理模式等各方面的优势,同这些国家共同发展基础建设,打破长期以来制约其经济发展的瓶颈。如此一来,不但促进了这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同时通过基础建设的发展和互联互通,为经济一体化打通血脉、提供活力、扩充市场,为中国,也为整个地区的经济发展与稳定开创新的良好局面。 市场经济主导“一带一路”的建设 由于基础建设所特有的高投资额、长投资周期以及高政治风险的特点,“一带一路”的发展离不开明确的政策导向和坚定的政治支持。从这个意义上看, “一带一路” 的发起及其战略筹划,只能是由政府主导的国家行为,但是, “一带一路” 从根本上说是一个谋求合作发展的经济计划,因此,在资金投入、发展规划、工程建设、项目营运等各方面,都必须坚持以市场经济为主导,遵循市场经济规律。 “一带一路”建设的主题参与者也必须是以盈利为目的各类企业和经济实体。而国家政府的作用,除了 提供政治支持和政策导向之外,还要通过政府间的合作来管控和规避各类政治和安全风险,为“一带一路”建设提供有效的法制保障。这就要求各参与国政府之间建立有效的合作与磋商机制,督导并确保各企业与经济实体在“一带一路”的建设中依法办事,遵循合同,杜绝腐败。唯有如此,才能形成以合作为基础,以合同为依据,以法律为保障,以盈利为目的,靠市场经济来推动“一带一路”的向前发展。 因此,在“一带一路”的建设过程中,中国切忌以“大外宣”的形式来宣传“一带一路”战略,更不能用政治和行政手段来推动“一带一路”的建设。这种单边的宣传和行为模式往往会引起外界,尤其是周边国家不必要的焦虑甚至猜忌。要以双向交流的方式,与各相关国家商讨解释“一带一路”的建设计划,认真听取领会相关国家和地区的利益诉求与关切,在此基础上共同制定具体的政策和措施。 无须讳言,在“一带一路”的建设中一定会遇到种种非经济因素的干扰,例如领土纷争、不同的文化理念、宗教信仰、政治制度等所导致的隔阂误解等等,但所有问题必须以沟通、磋商、谈判等方式进行管控和解决。毕竟,使各参与国在经济、社会等各方面有实际的收获,是推动“一带一路”建设的根本动力。只有真正做到发展中的双赢或多赢, “一带一路”才能成为促进经济发展与安全合作的双轨机制,为中国和世界的发展与稳定奠定扎实的基础。 (作者是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教授)[详情]

华人华侨参与一带一路系列研究:文莱篇
华人华侨参与一带一路系列研究:文莱篇

   文莱全称汶莱达鲁萨兰国(Brunei Darussalam)位于婆罗洲岛西北部,与马来西亚沙巴(Sabah)、砂拉越(Sarawak)两州接壤,面积5,765 平方公里,气候炎热多雨,78%的国土面积为雨林所覆盖,自然生态丰富。该国人口约41 万4 千人,其中马来人约27 万3 千人,其他种族约9 万5 千人,华人约4 万5 千人,多数来自福建、金门等闽南地区。 文莱古为酋长统治,14 世纪伊斯兰教传入后始建立苏丹国,实行君主世袭制,以伊斯兰教为国教,15-16世纪鼎盛一时。17世纪起文莱饱受外力侵逼,国势衰颓,先后割让大片领土,终于1888年沦为英国保护国,二战后国防、治安及外交事务仍受英国管辖。哈山纳波嘉(Sultan Haji Hassanal Bolkiah)则于1967 年即位成为第29 任苏丹,统领至今。1984 年1月1日文莱宣布独立,收回内外主权,订2 月23日为国庆,同年9月21日成为联合国第159个会员国。 文莱为东南亚第三大石油生产国及世界第四大天然气生产国。石油蕴藏量估计高达11亿桶,平均日产量20万桶,主要外销日本、韩国、新加坡、泰国、中国大陆等,拥有“东南亚石油小王国”的美誉;该国天然气蕴藏量估计达3,908亿立方公尺,可连续开采至2033年。此外,成衣业为文莱仅次于石油天然气之出口产业,主要外销美国以及欧洲。在农业方面,文莱政府为了加强农业领域的生产力,以稻米、牲畜养殖为发展重点项目,致力扩大生产规模,推动技术主导的生产模式。 文莱华侨华人:占总人口比例在东南亚第三,但影响力相对较弱 文莱古称渤泥国,和中国贸易互动由来已久,宋元时期已有中国客商在文莱驻留的记录。1972年,德国汉学家傅吾康(Wolfgang Franke)教授在文莱调研发现南宋古墓碑,该碑立于公元1264年,镌刻文字显示墓主蒲氏可能是来自泉州的伊斯兰教徒。据传说,明末清初时,金门籍闽浙总兵黄顺庆流落文莱,被苏丹召为驸马,后基于同族乡亲关系的牵引,即陆续有金门人士移居文莱。此说尚待考证,但文莱丰富的矿藏、香料作物等利源,于数百年来不断吸引大批华商华工到此发展,则是不争的事实。 17世纪后期,文莱地方动荡不安,帆船贸易中断,不少华人被迫离境,但很快就卷土重来,栽植胡椒、发展商业,成为文莱王国当时最重要的经济支柱。 1911年文莱第一次人口调查显示,华人计有736人。1929年,诗里亚(Seria)发现了富饶的油田,华人移民蜂拥而至。大量来自砂拉越、新加坡与香港的华工到文莱油田工作,也有不少华人从事耕作及商贸,华社生机蓬勃。二次世界大战前,由于土地开发及石油生产所需,殖民当局允许华人自由进入;然而1949年后,国际冷战对立情势加剧,英殖民政府基本不再批准中国大陆移民入境。此后文莱《国籍法》对于移民归化日益严格,独立后亦然,华侨华人入籍不易,加之该国对于出入境的管制较多,也限制了外来人口的成长。时至1991年,华人人口虽达40,621人,但其中一半是持1至3年短期工作准证的临时居民。在52%的华人永久居民中,只有23%是公民,29%尚未取得公民权。 (1) 人口分布 文莱华人大多集中在首都文莱镇(Bandar Seri Begawan)、马来奕市(Kuala Belait)、诗里亚市及都东市(Tutong)。华裔祖辈多来自闽粤两省,方言群包括福建、广东、海南、客家、福州、潮州等;占多数的闽籍人士中又以金门人为多,分布在摩拉县、马来奕县、都东县及淡武廊县。 (2) 经济概况 华族移民文莱早年主要从事农业、渔捞、码头工人等劳动密集工作,也有不少华裔经营小生意。战后华人主要从事批发、零售、贸易等,除了在商业方面非常活跃,也引领了文莱其他族群较少参与的餐饮及娱乐等服务业之发展。 1960年以来,文莱基础设施不断扩建,政府大量引进外国及本地华裔人材,包括工程师、技术人员、建筑工人,甚至是管理行销专才等,华人职业范围也从此扩大。1984 年文莱独立后,文莱政府为避免经济结构过分依赖石化产业,推行经济多元化政策,华商的经营范围随之多样化,涵盖百货、批发、建筑、投资、金融、保险、制造等领域。根据文莱经济策划局统计,目前文莱华人占全国总人口之15%,多数经商或在一般行业就职,只有少数任职政府部门或油田公司。例如,两岸知名艺人吴尊即为文来华裔,祖籍金门的他,除了演艺事业发光发热,在文经商有成,亦广受瞩目。 文莱华人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在东南亚国家中排名第三,但华人经济影响力却远不如新加坡、马来西亚、泰国、菲律宾和印度尼西亚等地华人。这系因文莱华人人口有限及当地制度环境使然,文莱政府着重扶持马来人发展,指定若干与行业只能由原住民经营,法律也规定只有文莱公民才享有土地所有权和买卖权,外侨只能租用。这些政策多少限制了华侨华人在当地的经济活动。 (3)社会组织 文莱为君主制国家,政府要员多甄拔自苏丹亲信,政党政治发展受限。文莱没有华人政党,但政府允许华人成立与政治无关的社团组织。现今文莱有40多个华人社团,多以促进经济、文化发展及彼此联络为宗旨,以地缘和业缘性社团为大宗,如文莱广惠肇公会、文莱福建会馆、文莱马来奕福州公会、文莱群声音乐社、文莱海南会馆、文莱客属公会、文莱留台同学会、文莱镇中华商会等,其中规模最大的是文莱镇中华商会,该会与马来商会和国际商会并列为文莱三大商界组织。几乎未见血缘性社团(姓氏公会),则是文莱华人社团有别于东南亚华社的一大特色。 现今文莱华人社团组织发展存在隐忧,如文莱福建会馆副主席方天浩所言,普遍缺少青少年参加,使社团面临老化的问题。他认为现代青年不热衷社团组织活动的原因很多,但最主要是因为对“籍贯”缺少认识,对“根”的认同薄弱。 (4)语言教育 文莱以马来语为官方语言,同时强调英文教育。大多数华人能讲华语,民间日常往来也多以华文书写。文莱政府的文化政策相对开明,允许华文教育存在。目前文莱共有八间华校,其中小学五所,中学三所,提供从幼儿园到中学五年级的教育。三所中学分别是文莱中华中学、诗里亚中正中学和马来奕中华中学;五所小学分别是都东中华学校、双溪岭中岭学校、九汀中华学校、那威中华学校和淡武廊培育小学。 参与“一带一路”:三点建议 文国华裔在“一带一路”建设中的角色及作用,端视中、文双方彼此在经济、文化及社会方面如何对接。 一、强化经贸合作支持力道,重视华商角色,降低中国海外投资风险。中、汶于1991年9月30日建交以来,双边贸易日见活络, 经过十年发展,2002年双边贸易额达2.63亿美元,2011年此一数据为13亿美元,增长可观。过去十五年来,双方在建筑、农业和渔业合作密切,中国企业也积极投资文莱的水产和稻米种植项目,如有适当的配套及政策支持,这些投资合作将更能起到推升“一带一路”的作用。更重要的是,文莱政府自1970年代起推动合股制,鼓励华人与其他民族合作,分享经商之道。当地华商长期积累的人脉及资源,正是中国企业打入文莱市场的重要渠道,应予重视。 二、以更丰富多元的媒介及管道,展现中华文化魅力,争取汶国新一代华人的好感。在交通便捷,资讯爆炸的时代,中华文化除了依托传统的商贸、考察、求学等场合的交流推广,更应注重手机等多媒体平台的经营,除了考虑即时与互动外,更要以生动活泼的方式,结合时下青年关注的议题来发挥,打动人心,使之由兴趣产生认识,进而发自内心的亲善与支持。 三、在官方协议的基础上,进一步开展社会经济交流。中文两国有着深厚的历史渊源,建交以来,在民航、卫生、文化、旅游、体育、教育、司法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逐步展开,签订多项协议。2003年7月起,持普通护照来华旅游、经商的文莱公民享有15天内免签证的待遇。2005年6月,中文双方就互免持外交、公务护照人员签证的换文协定生效,进一步完善两国交流互动的良好基础。在可见的未来,往来的便利性将持续深化互通互信,首先受惠于双方社会经济互动的文莱华侨华人也将发挥更大的作用及能量。(原标题:华人华侨参与一带一路系列研究:文莱篇)[详情]

黑龙江积极融入“一带一路” 促进中俄两国贸易发展(组图)
黑龙江积极融入“一带一路” 促进中俄两国贸易发展(组图)

   东宁口岸的中俄界碑 摄影 张薇 国际在线报道(记者张薇、刘维靖):作为对俄罗斯贸易大省,黑龙江积极融入“一带一路”战略规划、加快建设“中蒙俄经济走廊”龙江陆海丝绸之路经济带。 东宁县位于黑龙江省东南部,与俄罗斯接壤,边境线长139公里,是东北亚国际大通道上重要的交通枢纽,国家一类陆路口岸。东宁口岸运输管理站站长韩伟表示,该口岸未来将加强与对岸俄罗斯城市的交流合作,带动经贸合作提高层级。 由于西方经济制裁、能源价格下跌引起卢布大幅贬值。俄罗斯媒体近日报道称,在俄罗斯经济持续低迷的情况下,中国“一带一路”的建设就显得极其重要。 1 东宁口岸的中俄边境 摄影 张薇 东宁口岸停放的客车 摄影 刘维靖 俄方司机高列尔接受“一带一路”陆路口岸万里行记者团采访 摄影 章珂 等待出境的俄罗斯货车 摄影 刘维靖 俄方和中方的货车 摄影 刘维靖 东宁口岸内的免税店 摄影 张薇 (原标题:黑龙江积极融入“一带一路” 促进中俄两国贸易发展(组图))[详情]

“一带一路”重要节点珲春:借港出海 辟建海外航线
“一带一路”重要节点珲春:借港出海 辟建海外航线

  国际在线消息(记者 刘维靖 张薇):8月9日,“一带一路陆路口岸万里行”记者团一行来到吉林省珲春市,对珲春口岸建设现状进行采访。珲春市与俄罗斯、朝鲜陆路相通,与日本、韩国隔海相望。珲春市副市长王启章表示,珲春将着力推进借港出海,畅通东北亚海上丝绸之路“大通道”,利用周边的俄、朝港口,积极辟建海外航线。 吉林省是重要的边境近海省份,东临日本海,与俄远东地区和朝鲜北部接壤。据吉林省交通运输厅副厅长丁海发介绍,吉林省现有11个公路口岸,其中1个对俄口岸、10个对朝口岸;已开通国际运输线路21条,其中对俄10条、对朝11条;从事国际道路运输企业共40家,营运车辆共1100余辆;初步形成了以长春、吉林为直接腹地,以沿边城市为前沿,以珲春为开放窗口,直接连接俄朝两国、辐射东北亚的国际运输网络。 丁海发表示,近年来,吉林省积极融入“一带一路”战略,开展了口岸公路和过境桥梁建设,实施了“借港出海”工程,开发了陆海联运航线,内畅外联、互联互通的运输通道基本形成。下一步将继续把打通吉林与东北亚周边国家互联互通国际通道作为主要任务,加快推进公路铁路通道、陆海联运通道等建设,全力扩张“血脉”,努力打通“经络”。 吉林省珲春市是“海上丝绸之路”和“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的重要节点城市,与俄、朝陆路相通,与日、韩隔海相望。珲春市副市长王启章说,珲春市将着力推进借港出海,通畅东北亚海上丝绸之路“大通道”,利用珲春周边的俄、朝港口,积极辟建经扎鲁比诺至束草、浦项(釜山)、心邪,经海参崴至罗津,经斯拉夫扬卡至欧美等航线;强化与周边国家互通互联,打通珲春对外开放“生命线”;持续深化国际合作,抢占东北亚合作战略“制高点”。 珲春现有四个口岸,对俄和对朝分别有两个。珲春口岸办相关负责人表示,如何打造畅通便捷和大进大出的通关格局,是珲春大而快发展的关键所在。首先,珲春不断完善口岸基础设施建设,珲春口岸新建的小型车辆查验通道竣工,实行一站式查验的服务模式。圈河口岸扩建了朝方一侧近1000平方米的路面,实现了口岸朝方一侧双向四车道同行。 其次,珲春积极推进通关便利化,在中俄珲春-克拉斯基诺口岸互通公务小型车辆方面,进行大胆尝试。2014年11月和2015年5月,珲春口岸和克拉斯基诺口岸实现两次8座以下小型车辆互通。另据珲春海关相关负责人介绍,非载货车辆在通关时“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大幅提高通关效率,一辆小车在一分钟之内就可通关出境。(原标题:“一带一路”重要节点珲春:借港出海 辟建海外航线)[详情]

陆路丝绸之路各地区概况及发展前景综述
陆路丝绸之路各地区概况及发展前景综述

  两千余年前的西汉时期,张骞出使西域,直接促成西域正式纳入中国版图,开通了横贯东西的交通动脉,即后世人们所称的“丝绸之路”。自此之后到唐朝,中国的丝绸、瓷器、茶叶等商品通过陆上丝绸之路源源不断地输往西方,西方的皮毛制品、珠宝、香料、核桃、胡萝卜等物产输入中国,同时,更深层次的科学技术交流也推动不同文明的共同发展,中国的造纸术、雕版印刷术等伟大发明传到西方,西方的天文历法、建筑工艺、制糖法、酿酒术等技艺输入中国,推动了沿途各国经济社会的发展和生产力水平的提高。基于不断提高的物质经济生活,各国的文化、宗教传播也促进整个人类文明的融合和交流。宋元之后,丝绸之路逐渐衰落,不复汉唐时期的辉煌,甚至趋于人们遗忘的边缘。直到19世纪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在著作《中国》一书中,首次把“从公元前114年到公元127年间,中国与河中地区以及中国与印度之间,以丝绸贸易为媒介的这条西域交通路线”称作“丝绸之路”,这才将丝绸之路从层层掩盖的历史灰尘重新带到我们眼前。 由于丝绸之路沿线地区具有重要的区位优势,发展前景广阔,相关大国纷纷提出针对这一地区的战略构想,这也是新时期中国、中亚、俄罗斯和欧盟各国文化的再一次对话。尤其值得注意的是,陆上丝绸之路本身具有深厚的文化内涵,不同于一般的商道,怎样在这样的基础上发展文化产业是一个关键的战略性问题。中国提出“一带一路”的发展战略开拓了经济发展的新空间,“人文先行,带动经济合作”,蕴含着以经济合作为基础和主轴,以人文交流为重要支撑,开放包容的合作理念。与此同时,我们也面临着一系列挑战,如何脚踏实地地推进这一战略就成为迫切的问题。为此,笔者梳理了在文化产业方面陆路丝绸之路沿线国家和地区的基本知识,以更好地在这一经济带上促进文化产业的发展。 一、万里丝路起华夏:中国五省的概况 1.丝路新起点--陕西 陕西是中国西北经济带的中心省份,也是“一带一路”经济带的起点所在。陕西南北长,东西窄,横跨了黄河和长江流域中部,是新亚欧大陆桥亚洲段和中国西北、西南、华北、华中之间的门户。陕西地貌可划分为黄土高原、关中平原、秦岭山地、汉江盆地、大巴山山区五大部分,自然风光变化多样。陕西地区黄土山岭起伏,沟壑纵横,独具黄土地貌的典型特征;陕南秦巴山区有大量的喀斯特地貌分布,奇洞怪石,使风光秀丽的秦巴山水更添异彩。 作为中华民族主要摇篮地之一的关中平原,以星罗棋布的史前遗址、周秦文物与汉唐胜迹构成了一座座无与伦比的东方文明博物馆。从秦汉到汉唐,帝王陵墓到民间遗址承载了中华文明的千年记忆和荣光。世界文化遗产秦始皇陵兵马俑、西安碑林、西安古城墙、汉长安古城遗址、唐大明宫遗址、华山风景名胜区、法门寺等等吸引了无数中外游客。同时,陕西也是红色旅游的重要目标地。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方面,陕西也极具开发潜力,多样的民族文化和深厚的积淀给陕西创造了良好的发展条件,如陕北民歌信天游、安塞腰鼓等体现了黄土高原独特的生态文化。陕西作为西北经济带的中心,西北各省的文化交通汇聚使多民族在此汇聚融合,不同民族的宗教文化习俗极大地增强了文化的多元。佛教(包括藏传佛教--喇嘛教)、伊斯兰教、道教等主要宗教是部分当地各族居民信仰,陕西有大量宗教的历史遗址,有许多著名的寺院、道观,例如有玄奘法师赴印度取经归来后译经的西安慈恩寺,藏有佛骨和舍利,并在20世纪80年代发掘出大量珍贵文物的凤翔法门寺,以及以名塔著称于世的大雁塔。 陕西的文化产业发展以西安为核心,带动周边地区,呈现出“一体两翼”的发展格局,主要包括图书报刊、出版印刷和发行、文化艺术及演出、广播影视、网络文化、文物博览、会展和体育产业等,着力于开发其历史文化、民族文化、红色文化、山水文化。陕西的文化产业经济正处于飞速发展的时期,2012年实现文化产业增加值500.4亿元,比上年增长31.4%,占生产总值的3.5%。[1]单从西安市来看,2013年第一产业增加值占生产总值的比重为4.5%,第二产业增加值比重为43.3%,第三产业增加值比重为52.2%。[2]第三产业发展对经济总量的贡献巨大,充满活力,具有良好的发展前景。2012-2013年陕西互联网普及率为45.0%,位居全国第14位,发展潜力大。[3]陕西的“十二五”规划中,文化产业的年增速要达到30%,这也对陕西文化产业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基于互联网行业在陕西的良好基础和快速发展的前景,陕西在未来可以将丝路文化等一系列传统文化转型为数字文化产业,利用新媒体更深入地开发自身的传统文化。陕西可以更大力度地通过新的数字媒体技术打造数字博物馆,这样陕西的历史、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可以通过新媒体平台获得更多的市场支持和消费,这也意味着陕西应该创新文化产业融资模式且加大财政投入,在政策的支持下利用当前的文化市场发展文化产业。 2.丝路黄金腰--甘肃 甘肃地形狭长,地处黄河中上游,位于黄土高原、青藏高原和内蒙古高原三大高原的交汇地带,地形复杂,山脉纵横,兼有高山、盆地、平川、沙漠和戈壁等多种地形特点。四周为群山峻岭所环抱,北有六盘山、合黎山和龙首山;东为岷山、秦岭和子午岭;西接阿尔金山和祁连山;南壤青泥岭。河西走廊自古以来就具有重大意义,在汉唐是沟通西域和中原的咽喉要道,现在是西北经济带的黄金通道。甘肃的生物资源也很丰富,森林中的野生植物达4000余种,其中有连香树、水青树、透骨草、五福花等珍贵植物;野生动物中列入国家稀有珍贵动物的有大熊猫、金丝猴、羚牛、野马、野骆驼、野驴、野牦牛、白唇鹿等。 自东向西,甘肃的丝绸之路文化遗产有天水麦积山石窟、兰州、武威(古凉州)、张掖、嘉峪关、敦煌等等。其中麦积山石窟与敦煌莫高窟都是中国四大石窟,莫高窟是集建筑、绘画、雕塑为一体的世界著名的综合艺术宝库,其更重要的价值在于提供了我国从公元4世纪到10世纪10个朝代的宗教、经济、文学、历史、天文、地理、历法、医学等珍贵资料。这两个石窟都在甘肃,见证了佛教的兴盛繁荣。武威有古凉州的遗存,存有大漠、古战场构成的苍凉大地的画面。张掖拥有极具特色的丹霞地貌,且有全国最大的泥塑卧佛之称的张掖大佛寺也位于此。嘉峪关是明长城西端的关隘及起点,位于祁连、嘉峪两山间,气势磅礴,文化底蕴深厚。敦煌更是聚集了莫高窟、鸣沙山、月牙泉等独一无二的景点,也是丝绸之路的重镇之一。仅在河西走廊一带发现和公布的县级以上的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就达2500多处,景点不胜枚举。多民族聚居的特征也逐渐变得明显,甘肃既有伊斯兰文化的影响,如甘肃临夏八坊清真寺,又深受佛教文化的影响,丝绸之路沿途遍布佛教石窟、佛寺(拉卜楞寺)、道观、清真寺,包括汉族在内的各个民族在漫长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各具特色的传统风俗和生活习惯。 甘肃的文化产业分布集中在兰州、酒泉、天水、张掖等市,地区差异明显。直接从事文化产业的文化服务的新闻服务、出版发行服务、版权服务、电视电影广播服务等占据了甘肃文化产业发展的主体地位,传统文化产业比重过大,以信息化、数字化为核心的新兴的文化产业比重小,发展结构有待优化。甘肃2012年文化产业实现增加值78.19亿元(含个体户、无财务数据和产业活动单位数据),较上年增长26.05%,占甘肃省生产总值的比重为1.38%。文化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长幅度总体上呈逐步加快的趋势。[4]但本省居民的文化消费力并不高,甘肃文化产业的带动更多依赖外省、外国居民的消费。甘肃2012-2013年互联网普及率仅为34.7%,[5]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直接影响到新兴媒体在文化产业中的发展。 在将来的发展中,甘肃将继续围绕“一带”,通过建设文化创意基地,在开发传统历史文化的基础上增加数字媒体的投入开发。丝绸之路的历史遗存是吸引文化投资的良好内容,政府需要制定吸引投资和产业具体开发的利好政策方案,加快文化产业园区(基地)的建设。同时,在文化产业的高科技、信息化投入方面该成为文化产业建设的重点。尤其是在互联网方面,甘肃省需要加大投入,才能获得扩大的经济效益。 3.丝路连接点--青海 青海位于青藏高原上,山脉高耸,地形多样,河流纵横,湖泊棋布。昆仑山横贯中部,唐古拉山峙立于南,祁连山矗立于北,无垠的草原、盆地展现了丝绸之路的历史大气魄。青海地势自西向东倾斜,东北部由阿尔金山、祁连山数列平行山脉和谷地组成,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位于达坂山和拉脊山之间的湟水谷地是重要的农业区,西北部的柴达木盆地被阿尔金山、祁连山和昆仑山环绕,南部是以昆仑山为主体并占全省面积一半以上的青南高原,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青海是长江、黄河、澜沧江的发源地,故被称为“江河源头”,又称“三江源”,素有“中华水塔”之美誉,中国最大的内陆高原咸水湖青海湖、世界上最大的盐湖--察尔汗盐湖也都在青海。这样独特的地域条件,生产珍贵药材如冬虫夏草、藏红花等珍稀药材。另外,还有棕熊、雪豹、野牦牛、野骆驼、野驴、藏羚羊、白唇鹿、黑颈鹤、天鹅、雪鸡、岩羊等珍贵的稀有动物,青海湖的鸟岛是中国西部内陆地区最大的鸟类栖息地,有黑颈鹤、黑鹤等珍禽,可可西里则是庇护藏羚羊的重要保护区。 青海的山水展现的是粗犷大气原生态的美,除此之外,青海的文化特色也独具一格。以古墓群、古寺庙、古岩画、古城堡为特征的名胜古迹可以满足人们对西部秘境的猜想和体验。青海也是多民族聚居地,尤其以藏族文化对其的影响著称,也因此保留了大量各民族的民俗文化,如燃灯节、花儿会、香浪节等。在青海省,藏传佛教、伊斯兰教的信徒非常多,信徒青海西宁东关清真大寺或者西宁塔尔寺--喇嘛教格鲁派(黄教)创始人宗嘎巴的诞生地进行各自的宗教仪式。佛教艺术也深刻地影响了民间艺术,酥油花、堆绣、壁画誉为塔尔寺的艺术“三绝”。值得关注的是,青海历史文化包括西王母传说、周穆王周游西域、英雄格萨尔史诗等传说神话,其探秘的性质具有很好的旅游路线开发前景。 青海文化产业中直接从事文化的核心层和外围层所占比重大,2012年文化产业增加值35.01亿元,增长18.58%,文化产业占国民生产总值的1.86%。[6]总体而言,青海文化产业总量低,产业规模较小,文化产业投入较低。而青海居民的文化消费水平仍较低,文化消费支出低。拉动青海文化消费重点仍在于外部消费和投资。青海的互联网普及率为47.8%,高于全国平均水平[7],但空置率较高,但为新媒体尤其是互联网产业发展奠定了良好的硬件基础。 青海自然条件特殊,高原特征既是文化产业吸引点又具有一定阻碍作用,在这一方面可以通过利用新媒体、数字化信息化技术搭建文化推广的平台并转化为新的文化产业增长点。另外,由于青海的历史文化遗存分布过于零散,地广人稀,这一方面对交通条件的要求也非常高,同时还要兼顾对脆弱的高原环境的保护,在具体的开发中难度较大,因此开发针对不同文化观赏需求的人群可以开发更多样的旅游线路。 4.丝路战略点--宁夏 宁夏处在中国西部的黄河上游地区,地形南北狭长,地势南高北低。高原与山地交错,从西面、北面至东面,由腾格里沙漠、乌兰布和沙漠和毛乌素沙地相围,南面与黄土高原相连。黄河出青铜峡后,塑造了富饶的银川平原。在宁夏北部,平原西侧,贺兰山拔地而起,与南部的六盘山构成南北呼应。由于宁夏独特的地理条件,宁夏的地方特产“四宝”枸杞、甘草、贺兰石、滩羊二毛皮已成功成为了地方名片。 宁夏的自然文化景点由北至南有:贺兰山(贺兰山岩画)、西夏王陵、南关清真大寺、青铜峡108塔、高庙、金沙鸣钟、沙坡头、须弥山石窟等。除去优美的自然风光,贺兰山仍有古代军事遗址,同时贺兰山岩画又可以满足人们对史前文化的好奇心。西夏王陵是甘肃重要的旅游名片,是中国现存最密集的帝王陵区,有“东方金字塔”之称。沙坡头位于腾格里沙漠东南缘,集沙漠和黄河景观于一体,因治沙成绩显著闻名,对沙漠旅游项目开发有利。须弥山石窟是中国十大石窟之一,开凿于鸿沟相隔的8座石山上,格局奇特,而且各沟之间有梯桥相连。宁夏回族自治区是多民族聚居地,除了汉族,还有回族、维吾尔族、东乡族、哈萨克族、撒拉族和保安族等少数民族。在宁夏伊斯兰教信仰非常普遍,清真寺多达3000多处,也有穆斯林的节日开斋节、宰牲节、圣纪节等,同时并存佛教、基督教、天主教、道教,是一个多宗教文化并存的省,其民俗文化主要体现为不同宗教、民族的特色。 宁夏2008年文化产业实现增加值6.11亿元,占GDP的比重是0.6%,远低于全国平均水平。据2009年宁夏文化厅报告,宁夏文化产业体系已经初具规模,但增值速度仍低于全国平均水平,“黄河文化、回乡特色文化、大六盘生态文化”三大产业带也已初具规模。宁夏不同区域发展不平衡,银川集中了超多50%的文化产业从业人群。[8]宁夏根据不同市不同的文化背景发展不同的文化产业,但是缺乏良好的区域协调。2012-2013年宁夏的互联网普及率是43.7%,略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宁夏对回乡、伊斯兰文化以及少数民族文化风俗的开发利用还比较低,更应该主动将特色的文化风俗推向市场,这其中吸引投资和人才是必不可少的。结合丝绸之路上的多民族文化可以发展高质量的民族风俗旅游,通过新媒体对外进行推广,彻底贯彻好“走出去”战略。 5.丝路桥头堡--新疆 新疆的地形是典型的“三山夹两盆”,北部是阿尔泰山,南部为昆仑山系,天山横亘于新疆中部,南部是塔里木盆地,北部是准噶尔盆地。中国海拔最低的吐鲁番(最低处为海平面下154米)、中国最大的沙漠--塔克拉玛干沙漠都分布在新疆地区。西部是中国面积最大的内陆河流域,有著名的疏勒河、塔里木河、伊犁河等,雪峰、河水、绿洲,自然景观与人文环境浑然一体,独具特色。源于阿尔泰山的额尔齐斯河,是中国唯一注入北冰洋的河流,水势汹涌,物产丰饶。湖泊多属内陆湖,著名的湖泊有海拔最低的湖一一吐鲁番盆地的艾丁湖、博斯腾湖、赛里木湖以及与天山的博格达雪峰相映的天池。另外,喀纳斯湖、天池等更加增添了新疆的迷人纯粹。这些湖泊恰似颗颗珍珠,镶嵌在西北干早的荒漠上。大漠、雪山、冰川、雅丹地貌、风蚀地貌、石林、内流河、湖泊、绿洲、胡杨林、魔鬼城、草原构成新疆独特的风景线长廊。由于新疆独特的地理环境,新疆是著名的瓜果之乡,有葡萄、甜瓜(哈密瓜)、西瓜、苹果、香梨、杏、石榴、樱桃、无花果、核桃、巴旦杏等,尤其以哈密瓜、葡萄干畅销国内外。新疆也是四大牧区之一,可以在广阔无垠的天山牧场看到绵羊等大大小小的牲畜。新疆帕米尔高原地区和天山、阿尔泰山等地有马鹿、棕熊、松鸡、盘羊等珍稀动物,这些珍禽异兽和奇花异草都具有较高的观赏价值。 作为中国西北边陲,又位于亚欧大陆腹地,新疆陆地边境线绵长,周边与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巴基斯坦、蒙古、印度、阿富汗八国接壤,在历史上是古丝绸之路的重要通道,可谓丝路桥头堡,如今也是第二座“亚欧大陆桥”的必经之地,是文化交流的窗口。新疆的历史文化可谓是一部西域兴亡史,其兴衰与丝绸之路密不可分。著名的古城景点有楼兰古城、高昌古城、玛纳斯古城、北庭都护府故城等,但遗憾的是这类遗址景点间相隔甚远,交通条件恶劣,开发成连贯的旅游线路难度大。同时,作为东西文化交汇重点区域,新疆的宗教呈现多元并存的特点,有伊斯兰教、喇嘛教、佛教、天主教、东正教、萨满教等,伊斯兰教、佛教的历史文化遗址尤其丰富,有新疆克孜勒苏玉其莫日万千佛洞、拜城克孜尔千佛洞、吐鲁番柏孜克里克千佛洞、都善吐峪沟千佛洞等多处佛教洞窟,伊斯兰教的著名寺院有新疆乌鲁木齐南大寺、喀什艾提杂尔礼拜寺等。重要的旅游城市有喀什、吐鲁番、和田、阿克苏地区等。新疆多民族聚居也增强了文化的交流和融合,维吾尔族、汉族、哈萨克族、回族、柯尔克孜族、蒙古族、塔吉克族、锡伯族、满族、乌孜别克族、俄罗斯族、达斡尔族、塔塔尔族13个民族是新疆的常住民族,新疆的民俗文化因此具有多样性和独特性,其中多能歌善舞的民族,给新疆带来了“歌舞之乡”的美称。 新疆文化产业产值从由2005年的6.59亿元上升到2010年的17.88亿元[9],发展迅速。2012年,新疆文化产业总产出13.46亿元,从行业分布来看,文化娱乐休闲服务业占绝对比重,占机构总数的97%。[10]文化产业经历了由小到大、由零散到集中,由粗放转为更加产业化。新疆经济发展水平在全国靠后,城乡居民可供支配的收入较低,文化消费能力有限,这对文化产业的发展而言非常不利,需要外部的投资、援助、消费来带动文化产业发展。新疆的互联网普及率是49.0%,高于全国平均水平,这是文化产业发展的利好条件。 在“一带一路”的战略背景下,新疆的文化产业将获得更多的发展机会。首先,新疆是丝绸之路连接中国和中亚的重要区域,可以吸引境内外文化投资和消费,国家拨款和对口援疆的政策也为其发展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其次,新疆不缺少供文化消费的历史文化景点,但缺乏合理的规划开发、人才管理等。同时,利用数字媒体、互联网技术建立数字化、信息化的旅游推广观赏平台也可以成为文化消费的新增长点,比如把丝绸之路的各古国的历史兴衰串联起来,利用高科技技术制作成数字产品。 二、丝路东西大通道:中亚五国 中亚五国指的是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中亚五国深居内陆,距海遥远,多荒漠、草原。这是与中国西部边界接壤、陆路相通、山水相连、民族跨界而居的地区,也是目前与中国经济联系最为密切的地区,是中国的重要能源和资源供应地,也是中国商品的主要销售市场和投资密集区之一,对中国而言具有重要意义。 中亚深受伊斯兰文明、中国文明、印度文明、两河文明、古希腊罗马文明等诸多文明的影响,也处于各文明交流汇聚的中间地带。中亚五国都有多条丝绸之路穿过,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的有:撒马尔罕古城、布哈拉古城、希瓦古城、沙赫利苏伯兹历史中心(乌兹别克斯坦)、霍贾·艾哈迈德·亚撒维陵墓、泰姆格里考古景观岩刻(哈萨克斯坦)、梅尔夫国家历史与文化公园、库尼亚-乌尔根奇古城(土库曼斯坦)。这些古城既是丝绸之路的重镇,又见证了多个不同文明的交流融合发展,是重要的历史考古资料和人类文明标志。中亚的自然风光也具有典型的内陆特征,高山雪峰、湖泊草原保持了原生态的美,著名的巴尔喀什湖也在此区域。中亚分布着众多的民族,占人口比重较多的有:俄罗斯族、哈萨克族、乌克兰族、乌兹别克族、土库曼族、维吾尔族等,呈现出人种混合的一面。因此,多民族文化在此交织,总体来说,游牧民族的文化较为突出,中亚的马文化(汗血宝马来自于中亚的马场)、哈萨克族的舞蹈、中亚地毯等享誉国际。 中亚的经济在独立后,打破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体系,在2001年后积极参与国际合作,与国际接轨程度越来越高。但中亚在经济方面仍处于落后的地位,经济发展方式仍是粗放型,产业结构偏向农业、能源工业和原材料加工工业,在国际能源市场扮演了重要的角色。相比较之下,中亚的文化产业发展较为薄弱,并没有能力独立制作大量电影、电视、音像作品等,同样,新闻传媒、出版发行能力也极为有限,所以中亚的传媒市场是向国际开放的,多国都在争夺中亚的这片市场。由于中亚还处于较为贫苦的处境,文化科技的发展也非常有限,互联网发展也较为落后。 吉尔吉斯斯坦政局在经历“颜色革命”后一直处于动荡的状态,政府面临着诸多的问题,首要解决的是民生问题。对外政策上,吉尔吉斯斯坦的“弱国心态”较强,为了在大国博弈中捞取更多好处,获得更多援助和实惠,国家独立和尊严变成在接受或要求援助时附加政治条件中可以讨价还价的“筹码”。哈萨克斯坦也面临着相似的问题,所以,中亚五国的政局稳定是其发展的关键所在。 中亚五国要借“丝绸之路”的契机发展仍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和风险,既有各国之间的政治博弈,又有民族宗教的冲突,加之不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和制度,投资风险还是比较大。中国在“一带一路”的框架下与中亚的合作发展也应该更小心谨慎地评估风险,中亚有利于中国扩大向西开放发展,建立良好的能源资源合作关系,推动经济深化改革发展,也将实现中国与中亚的优势互补、共同繁荣的共同愿景,这时,加强国与国之间的信任互利关系就更加重要了。 三、丝路经济带两大辐射扩展区:阿拉伯文化与欧亚文化交界 两大次区域是伊朗、伊拉克、约旦、叙利亚、沙特、土耳其等国,高加索的阿塞拜疆、格鲁吉亚、亚美尼亚以及东欧的乌克兰、白俄罗斯和摩尔多瓦等国。前者主要是阿拉伯文化区,后者是欧亚文化的交界区。 伊朗、伊拉克、约旦、叙利亚、沙特、土耳其等国是伊斯兰文化区,风俗习惯展现了独特的阿拉伯异域文化。伊朗是古国波斯所在地,有波斯花园、恰高·占比尔(神塔和建筑群)等世界文化遗产。伊拉克是两河文明所在地,可惜在伊拉克战争中毁去了一部分遗址。沙特是一个典型的阿拉伯国家,麦加圣地是伊斯兰教的朝觐圣地。叙利亚经历了罗马帝国、阿拉伯帝国和奥斯曼帝国等大国统治,文明的交融留下了深刻的烙印,世界文化遗址有大马士革古城、巴尔米拉考古遗址等。土耳其更加呈现了欧亚交流的痕迹,特殊的地理位置使其风土人情同时展现欧洲和亚洲的特点。约旦独特的一点在于旅游业是其支柱产业,死海、佩特拉古城、瓦迪拉姆沙漠等都吸引了络绎不绝的国际游客。这一区域的经济发展状况各异,沙特经济发展良好,有足够的经济实力发展文化产业,也面临着较小的安全问题。而伊朗、伊拉克、叙利亚都受到战争或者国际制裁的影响,目前较为影响文化产业的发展。约旦、土耳其的文化产业的发展也较为稳定。 中国“一带一路”与伊朗、伊拉克、约旦、叙利亚、沙特、土耳其等国的合作发展也是机遇和挑战并存。一方面,这些国家以油气能源生产和出口为主,能源经济相对发达,面对单一经济结构转型的问题,它们期待通过与中国合作发展其他产业及农业等,这一地区也是中国产品销售的潜在市场和产业转移的理想承接地。另一方面,这些地方受民族宗派冲突、大国博弈、战争的影响,本身发展文化产业的能力较为有限,而中国对其的投资也面临着不稳定因素。 高加索的阿塞拜疆、格鲁吉亚、亚美尼亚以及东欧的乌克兰、白俄罗斯和摩尔多瓦等国在欧亚地理交接线及其邻近地区,自然环境优美,经济相对发达较单一,其国家外交方向选择上更多倾向与欧盟逐渐实现经济一体化,与东亚和西亚的合作现在属于次要和辅助地位,未来有望适当提升东向外交与合作地位,以保障从东西两个方向都能获利。这块区域受到车臣的影响,夹在俄罗斯和欧盟的博弈之间,也面临着反恐压力。对于中国的“一带一路”战略而言,与这块区域的合作发展必然会牵扯到欧盟和俄罗斯,因为高加索地区对外的经济依赖程度较高且战略位置关键,在整个合作的框架下中国、俄罗斯、欧盟可以共同地开发丝绸之路的价值。 四、丝路重要合作者:俄罗斯与欧盟 俄罗斯地跨亚欧两洲,受到亚欧文明的双重影响。丝绸之路经过俄罗斯的局部地区。俄罗斯独特的民族文化孕育了俄罗斯音乐、文学等,主要宗教为东正教。在自然环境方面,贝加尔湖、北极风光、不冻港摩尔曼斯克等都是极具特色的景点,人文方面,俄罗斯各名人故居、博物馆和艺术馆等等都是文化产业可以深度开发的点。俄罗斯是世界强国之一,资源能源丰富,重工业尤其是军工业、科技基础雄厚。俄罗斯一直很重视文化产业的发展,积极推动俄罗斯文化走出去。俄罗斯在战略上重视文化产业的发展,俄政府积极扶持文化产业,如将文化预算资金首先用于建设、改建和修缮艺术教学机构、剧院、图书馆、文化古迹工程等。但副作用是,文化产业的发展过于依赖政府的预算拨款,一旦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受到影响政府削减预算,文化产业的发展就会遇到危机。俄罗斯注重与他国的文化交流,如与中国互办文化交流年、举办文化论坛等。在新时期的发展中,怎样将深厚的俄罗斯文化转化为新媒体等新兴文化产业的增长助力仍是一个需要努力的方向。 建设“新丝绸之路”经济带必须考虑到俄罗斯因素,应与俄罗斯的“欧亚经济联盟”战略和中亚、西亚战略形成自然衔接。中国和俄罗斯是重要的战略合作伙伴,在“一带一路”的框架下,可以加强能源资源、交通的合作,同时进行文化的更深层次的交流,加强文化产业的合作。 欧盟经济一体化程度高,经济文化实力雄厚,出于降低对俄罗斯能源依赖,积极地寻找油气资源供应的替代方案。早在2009年就提出来“新丝绸之路计划”,即通过修建“纳布卡天然气管线” 这一能源运输南部走廊,加强与中亚及周边国家在能源、商贸、人员、信息等方面的联系。通过实施“新丝绸之路计划”,欧盟一方面可以加强与中亚国家的油气资源合作,保障欧盟能源供应安全; 另一方面可以拓展欧盟与中亚及其周边国家的全方位合作, 增强欧盟在中亚地区的影响力。[11]欧盟、俄罗斯和中国在丝绸之路的开发上既存在共同利益,也存在竞争关系。 五、总结 我们通过对陆上丝绸之路的各地区和国家的风景和文化介绍分析,探讨了中国“一带一路”战略在陆上丝绸之路沿线的发展前景。这些地区和国家虽然千差万别,文化产业发展重点各有不同,但对中国而言都是极大的机遇和发展空间。我们需要注意的是,怎样保持区域平衡仍是一个重要的问题,尤其是如何在俄罗斯、欧盟等本身存在利益冲突的区域间降低风险寻求共赢,如何在政局不太稳定的国家规避风险获取更大的发展空间。展望未来,我们可以期待陆上丝绸之路各国的经济协同进步,文化更深入交流,中国也将打开经济发展的新局面。[详情]

文化外交 ——“新丝绸之路”的“通关文牒”
文化外交 ——“新丝绸之路”的“通关文牒”

  在“一带一路”的布局图上,文化渊源深厚绵长,产业互补态势明显,丝路基金陆续到位,可谓是前景一片大好。然而国与国之间的交往虽然是由利益驱动的,却不是仅仅许以利益便可促成的。《一步之遥》里,文章特地找到姜文请教花钱的法子,务必要让自己摇身一变,从“new money”成为“old money”。按理说华夏文明熠熠生辉,丝路遗址遍布西域,中国在开拓“一带一路”经济带时是很有资本去做个“old money”的。然而有了本钱,有了商机,究竟要如何去和人家谈生意?本文的观点是,“21世纪丝绸之路”自提出伊始便是巧借了文化的名义,盘活了历史概念,在具体实施过程中,也仍然要重视文化的软实力、巧渗透。文化外交,不外乎知己知彼,求同存异,将心比心。 一、“一带”:俄、美的既有布局 上篇文章说到,中亚经济带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核心区。先不必提它直达中东、远通欧洲的地缘价值,也不必提它丰富的能源矿藏,只说它市场广阔、有充足的剩余劳动力,就无疑是转移我国国内过剩产能的绝佳去处。然而,即便中亚并非国际政治舞台上的传统焦点地区,近年来也颇有一番风起云涌。 (一)俄罗斯的中亚战略走向 首先是俄罗斯一直致力于在中亚建构双边和多边合作关系。俄官方口径认为,俄罗斯与中亚各国相互高度依赖。这种依赖很大程度上是地缘政治上的:俄与五国共有7000多公里长的边界线,沿中亚边界地区集中了俄罗斯相当大的工业发展潜力,有伏尔加河流域、乌拉尔地区和西伯利亚最大的城市,也有重要战略交通干线。在这一衣带水地缘关系的基础上,国内自然出现了保持俄罗斯文化传统的、讲俄语的侨民与俄罗斯民族,为区域政治绑上了文化身份与情感认同的纽带。从实际的合作角度来说,中亚是俄罗斯商品的一个销售市场,在俄罗斯原料出口、机器、运输设备以及近年来的纺织品出口中占有相当大的份额;而中亚对俄罗斯主要是劳务输出。中亚地区还是重要的能源产地,与俄罗斯在能源贸易方面既有合作又有竞争。 然而总体来说,近年来俄罗斯在中亚的地位明显削弱。尽管它还保持着中亚各国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但从2009年开始双边贸易额已经急剧缩减。在中亚地域外交中,最无防卫能力的国家在一定程度上更希望依靠俄罗斯,而实力较强的国家则试图与俄罗斯建立平等的伙伴关系。俄罗斯顺应了这种趋势,重点发展与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的关系。在去年出台的调研报告中,俄罗斯意识到了美国、中国、欧美、伊朗乃至土耳其等国在中亚的上升实力,并且致力于详细拟定出一套长期稳定的、不着眼于短期经济收益的中亚战略。[1] (二)美国的中亚“大游戏” 与俄罗斯在中亚的苦心谋略步步为营不同,美国在中亚的利益结构正在经历一场剧变。过去十几年来,阿富汗问题始终是美国与中亚对话的主要问题,然而随着撤军完成,美国的利益坐标将出现重组,政策调整也势在必行。目前,美国学者对于战后美国在中亚的利益组成仍有争执,主流观点是,美国在该地区仍有某些利益,如平衡中国与俄罗斯;维护中亚主权和推动区域一体化,使其参与到世界经济市场中;维护地区安全,对巴基斯坦和阿富汗保持监控等--可以看出中亚的地位已经下降为一般性地区利益和地缘政治监控的范畴了,不再对美国具有特殊意义,中亚已走出了美国外交中心。由此我们可以合理预测,中亚和美国在双方外交中地位将会出现双下降趋势,美国对中亚的兴趣、关注和援助都会减少。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美国会退出东亚游戏。由于美国对东亚已无至关重要的需求,被束缚的手脚开始松动,其地位反而会更主动,政策的自由度将比过去更大。美国会更乐意去推动自己的地区设计和改造,对中亚政治的不满也会上升。不过其外交资源的减少和可能的现实利益损失同时也制约着美国的政治冲动。综合各方因素考虑,美国目前最可能的做法是维持和观望,不做重大政治投入,倾向于使用柔性的方式施加影响,包括经济合作、人文交流和非政府组织的途径等。[2] 在中亚新的“大游戏”里,美国将以谁为主要对手也是一个重大问题。学界目前认为,鉴于历史原因和现实势力分布,美国目前的主要遏制对象还是俄罗斯;不过若近期无重大变故,美俄在中亚的竞争将以柔性为主;对于中国,在我方未表现出在中亚建立势力范围意图的前提下,美国将会谨慎欢迎我在中亚的发展。然而考虑到美国越来越把中国作为全球竞争对手,在中亚对中国的抑制将趋强。 由此观之,中国目前的身份和形势反而相当有利,既解体的旧账,又无战争之隐痛,还有自新疆以西一线文化上的共通,政治合作阻力较小。不过在目前的国际形势下,想涉足东亚也不宜与美俄硬碰硬,柔性政策也是相当值得采用的。 二、海上丝路的角力 (一)美、日:有战略,也有实力 美国在重返亚太的大战略背景下,将实力从中亚撤出后,自然要寻觅新的势力范围,这个新的战场就是东南亚。又或者说,美国从未离开过东南亚。 一方面,美国政府利用其军事和经济优势,吸引东南亚各国来加强盟国和合作伙伴关系,加大在东南亚的军事基地投入,大力扩展自己在东南亚的势力和影响,也就是“硬实力”。另一方面,美国又运用软实力,充分结合它东南亚国家的科技文化外交等因素的吸引力,推广政治形态和价值体系。实践证明,美国的巧实力战略对美国重返东南亚的整体谋划助力甚多。以菲律宾为例,菲历史上曾多次经历文化输入,但时至今日,唯有美国文化和价值观在菲律宾群岛屹立不倒且生根发芽,菲民众对于一切美国的舶来品近乎盲目地崇拜,在国际政治上也是明显的唯美国马首是瞻,俨然是美国在东南亚的“小儿子”。 在东南亚的势力交错中,日本的战略意图同样相当明显。安倍晋三第二次执政以来,展开首脑外交,提高其政治影响力;经济上推动区域合作;军事安全上插手南海事务,扩大军事存在;在社会文化领域提高广泛帮助,提升日本战略力。以上种种,无不意在利用东南亚的经济活力带动日本经济发展;谋求控制海上战略通道;为走向军事大国铺路;提高地区影响力,争取“入常”。或许,还有顺应美国战略,分担美在东南亚的压力,联合地区国家围堵中国的战略考虑。[3] 即便不考虑美日动作,东南亚国家内部形势也相当复杂,民族宗教混杂,文化丰富多样,势力盘根错节,反华势力甚嚣尘上。我国在该地区遇到的障碍可以总结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历史认知的错位和殖民化因素导致的岛礁争端。二个是由中国的崛起造成的邻国崛起的心理困境,如美国一个经济学家说的很对:“一个让你觉得再难过不过的事情就是你的邻居比你有钱”。三是由不可避免的经济竞争造成的发展困境。[4] (二)中国的比较优势 在东南亚,中国也并非没有比较优势。相比于美国,中国的地缘位置更为优越;相比于日本,中国无需背负曾经殖民者的尴尬身份。此外,我们还和东南亚邻邦共享不可替代的多方面共识: 首先是政治共识。在二战以后,世界的国际秩序形成了新的格局,新的秩序中以东南亚和中国为代表的亚非拉国家纷纷摆脱殖民地身份,建立了新的独立的民族国家。在大家共有历史命运的基础上,凝聚起了我们和东南亚的政治共识。 第二是经济共识。东南亚金融危机中,中国不仅人民币不贬值,还提供了超10亿美元以上的外汇储备。凭此一点,中国在东南亚的形象一夜之间改变了。中国还是第一个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组织的地区外国家,第一个与东盟签订自贸区协议的国家,第一个启动中国-东盟自贸区的国家,第一个承认东南亚无核的国家。 最值得大谈特谈的第三点是历史共识和人文共识。我们和东南亚的人文交流,除了丝绸之路,还有郑和的远洋船队,在马来西亚、印尼今天还能看到郑和下西洋的印迹,印尼很多居民至今仍声称自己是“郑和的后代”。此外,还有宗教的交流。除了佛教外,郑和是穆斯林,在某种程度上也传播了伊斯兰教。从传统文化的角度来说,在泰国,红楼梦、三国演义都有翻译本,已然成为他们本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越南,有1200多年的时间里越南是中国的藩属国;900多年的时间里是中国的一个郡,当地继承了儒家文化的传统。越南语中有百分之七十的词汇源自汉语,他们的庙宇和中国的很相似,春节也是越南的国家节日。由此,当我们走在东南亚街头时,常常有不知身在异乡的熟悉感。若说政治形势瞬息万变,经济同盟也易被打破,那么至少文化和历史共识是深藏血脉之中,抹杀不去的。 这样分析下来,“一带”与“一路”的突破口都落在了文化外交上--对于文化上的共通之处和认同,宜以发掘和发扬,使之成为合作的基石乃至契机;而对于信仰上的冲突和历史遗留的不和,若能从人心入手,包容之、消弭之,那么由此而来的现实冲突也就迎刃而解了,正所谓扬长补短,福泽后世。 三、文化外交:变革中求突破 值得强调的是,文化外交也有不同的种类和层级。政府推动的“中国年”、“孔子学院”等无疑是文化外交中最主要也是最传统的内容组成。社科院全球战略研究所的许利平先生认为,目前文化外交的主要形式滞后于现实需求,第一手段单一,第二是机制僵化,第三就是缺乏项目评估和监督。这种官方对官方的形式,即使我方政府一腔热血,若对方政府兴致不高或当地民众并不买账,那么金钱便是白投入了。此外,官方形式有时会意图过于明显,耗费巨额预算的孔子学院在多国遭受抵制,就反映了各国对于文化输出的敏感程度之高。 由此,文化产业便以其手段上的多元、柔性和隐蔽成为中国和东盟关系的新引擎,除去增强文化软实力外,还可实现经济效益上的双赢。在这方面,双方都处于起步阶段,对彼此都不太了解。据调查,东南亚对中国文化的认知和我们自己的文化软实力有很大的落差,他们承认中国有悠久的历史文化,但认为大陆的通俗文化很落后。与此同时,东南亚几国近几年把文化产业作为重点扶持对象,印尼、泰国等国的文创势力都不可小觑,我们的研究力度还是不够。历数世界大国,无不是文化产品输出大国,美国的文化输出靠“三片”,日本有动画,英国有音乐影剧,法国有时尚,韩国有娱乐,中国的文创拳头产业又在哪里呢? 民间交流,如旅游、留学等也是润物细无声的好法子。说到底,文化是一群人的心理程式。中国长期以来被西方妖魔化,我们再怎么费时费力费钱地澄清事实,也比不上吸引外国民众亲自来中国看一圈来的直接,同时还赚取了一笔旅游收入。同样留学生也是输出中华价值观的绝佳桥梁,因为教育是最能改变人心的方式,布尔迪厄早就论述过教育机构里的“符号暴力”。韩国就是一个极端的样子,现在韩国在中国留学的人多如牛毛,然而他们要么学成后不愿意回国参加激烈竞争,要么就是回国后无法进入社会权力阶层,这是一个生物链,是中国人的头疼之处--韩国的精英圈子主要还是留学欧美日本的人把持着。然而假以时日,接受中国教育和熏陶的人多了,成了气候,就可能替换原来的人,中华文化和价值观便渗透进了该国的高层圈子里。东南亚目前来我国留学的人也日益增多,这是个好机会、好兆头。此外,还有培养机制和路径的问题。在大多数外国留学生不懂汉语的情况下,如何大批量快速地输出我们的文化呢?利用英语的语言霸权培养我需要的精英是个值得考虑的方式。当然,这只是短期的战略,长期来看我们还是要提高汉语的国际地位和通行力。路径与机制的灵活性不仅是在说教育,也同样适用于其他的文化外交活动。利用现有途径和平台去推广我们的价值观,何乐而不为呢? 再往深了说,文化外交是人与人之间的平等沟通,其中最深层的就是心灵的沟通。价值观在国外大部分是和宗教有关,所以宗教交流很重要。比如在缅甸,我们最成功的文化交流厚度就是灵光寺佛舍利在缅甸的展出,可谓万人空巷。而在大部分国民都是无神论者、唯物论者的中国,有时便会不自觉的忽略了自己和对方的心灵。精神上的过于唯物,难免就堕入了物质、物化。我们的企业在谈判之时,觉得有钱能使鬼推磨,便不能和对方进行平等有效的沟通,让对方觉得没有受到尊重,生意自然就谈不成了。还有,若我们不能认识到在他们的价值观里更重要的内容,如家庭和休闲,便会在外籍劳工管理上困难重重。一言以蔽之:外交是内政的延续。目前的中国处在物质主义的巅峰,我们对物的东西太过于追求,对精神的东西完全失去了关注,自己在文化上空虚了,静不下心来,又怎么去打动对方呢? 绕了一大圈,文化外交的第一要义还是在我们对自己文化的认识上。知己知彼,将心比心,我们须得先知道自己的文化是什么,再弄清了别人的思维方式是怎么样的,把我们的东西用他们能接受的方式推广出去,内容纯粹、动机纯良,文化外交便水到渠成了。[详情]

赵磊:找准“一带一路” 的关键点
赵磊:找准“一带一路” 的关键点

  “一带一路”的机遇在哪里?简单的回答就是:关键是要敏锐地发现商机的盈利点,找准“一带一路”机制建设的突破点。 以务实的经济项目做支撑。在调研过程中发现,很多城市和企业依然不知道要卖什么,还在丝绸、茶叶、瓷器等“老三样”上做文章,或者认为“新三样”(高铁、核电、航天科技)是国家和国有企业的事情,既不是自身的需求,也不是自己的强项,因此对“一带一路”的关注度不够、介入性不强。故此,中国城市和企业首先要在“买卖”等务实的经济项目上做文章。在很大程度上,之所以不知道卖什么,主要是因为不知道对方需要什么。此外,我们要摆脱对稀缺性资源的依赖,摆脱“有什么就卖什么”的顽固惯性。例如,一说到东北就卖粮食,一说到内蒙就卖羊肉,一说到新疆就卖能源和棉花,一说到宁夏就卖枸杞,一说到广西就卖水果、橡胶和黄花梨……另一方面,要摆脱各省市“肥水不流外人田”的狭隘惰性。例如新疆举办亚欧博览会,仅新疆企业是难以满足近50个亚欧国家商业需求的;广西举办中国东盟博览会,广西企业也满足不了东盟十国的差异性需求;宁夏举办中阿博览会,22个阿拉伯国家到宁夏发现可买的东西实在不多……因此要打破地域限制,在务实的经济项目上做文章,找到市场的盈利点。 不要过度抬高某些国家或某些项目。不要让人感到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有求于人”。有企业家对笔者讲,中国企业原来到中亚投资,拿一个项目可能只需要10亿美元,现在对方知道“一带一路”是中国的国家战略,对中国企业来说是必须要做的“政治任务”,而本国又属于中国必须争取的“节点国家”,因此开始坐地要价,最后导致我们的企业可能要付出更多的成本去竞标一个项目,而且项目本身自然而然会延伸出不必要的政治风险。在经济上讨价还价是好事,但在政治上讨价还价,我们往往是只赔不赚。目前最突出的任务是先把标志性项目做好,积极去除“一带一路”过多的政治化色彩,等沿线国家主动来找我们,到那时候,我们提要求、设门槛,沿线国家必然会自愿提供相关项目的落地保障。 打造优质和品牌项目。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很多企业“蜂拥”而出,不分企业业绩、能力、口碑、背景等,统统喊着“一带一路”的口号,“攻城略地”,其场面颇为壮观。但是,越火热时越需要冷静,需要国家对参与“一带一路”的中国企业进行识别管理,建立优质企业名单(红榜)和不达标企业名单(黑榜)制度,不好的企业和项目上黑榜,优质的企业和项目上红榜,国家要支持有能力、有品质的企业做大做强海外业务,鼓励有意愿走出去的企业逐步提升能力、树立品牌,并在综合考评的基础上代表中国去落实“一带一路”倡议。目前,中国企业已经有一些海外项目出了质量问题,不仅影响其他企业的后续项目,连相关基建项目都受到牵连。试想一下,如果所有中国企业的走出去项目都和“一带一路”挂钩,出了问题必然导致恶性的连锁反应,导致当地政府和民众对“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满与排斥。 尽快编制与完善“轻资产”名单。中国企业目前“走出去”的很多是“重资产”项目:港口、运河、高铁、核电、大坝……这些项目投资大、周期长、风险大,我们再怎么低调,都会被人以高调看待,都会自然而然地联想到“战略意图”。现在已经有很多国家开始分析这些重资产项目了,他们认为这些项目是中国国有企业做的,而且这些企业几乎都具有军工背景,所以警惕性上升。例如,瓜达尔港、中巴经济走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中俄西线天然气管道项目、尼加拉瓜运河等,总让人感到这些项目背后的动机“不一般”。因此,我们要打造一批能够理直气壮推销的轻资产项目,如现代农业、中国餐饮、民俗文化、中医药等,但前提不是仅卖历史久远、独一无二、价值连城的稀缺资源,而是要通过资源的整合与转化能够严丝合缝地对接国际需求,在“必需品”上做文章。美国的三片文化、双H战略,即美国最赚钱的是“薯片、芯片、影片”以及“以好莱坞为代表的休闲娱乐+以哈佛大学为代表的优质教育”,值得我们借鉴。 不要忘记和冷落国内市场和需求。我国对外开放的基本脉络是:由沿海向内陆延伸,由东部向西部推进。“一带一路”也要服务我国广大西部内陆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需求。在这一过程中,西部内陆地区一方面要承接沿海产业转移,另一方面还需加大对外开放力度,有效释放发展潜力和空间,将改革开放的末梢变成新时期对外开放的前沿。常常有人问:“在新疆、西藏建高铁,是三股恐怖势力利用的多,还是我们利用的多?”笔者认为,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不负责任的命题,而且这种意识的杀伤力绝对不亚于恐怖分子。不能因为有一小撮恐怖分子,就不让广大的人民群众享受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福利。在西部或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但没有经济发展一定解决不了问题。因此,要在“一带一路”框架下激励东部沿海的优质企业和负责任的跨国公司主动到西部去,既把项目和资金带到西部,也把相互了解和彼此欣赏带到西部。 避免“一带一路”主体资源的碎片化。要实现国内“四大主体资源”的联动效应。“一带一路”的有效推进,既要靠企业(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也要靠政府(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两者如车之两轮,需要同步驱动;学者、专家、智库是第三大主体,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中枢和大脑,要提供必要的智力支持和思想保障,“没有思路就没有丝路”;第四大主体是媒体,媒体能够为“一带一路”建设插上飞翔的翅膀。目前,上述四大主体基本上是分散的,相关资源整合严重不足。此外,有很多政府、企业和高校成立了一带一路研究院,但大多数单位只不过是挂一块牌子而已,没有整合上述主体资源,没有进行实地调研,甚至没有专业的研究人员,最终很难向社会提供有分量的研究成果。国内主体资源的碎片化,必然无法形成合力,无法对接国际资源。 注重“一带一路”的细节问题。细节决定成败,有很多细节问题我们做得还远不够理想。例如,“一带一路”的英文译法较为混乱,特别是到目前还没有一个精准的英文缩写。首先“一带一路”的英文翻译不应和“战略”挂钩(the Belt and Road Strategy),而应强调“倡议”(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那么,问题来了,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的缩写是“BARI”,这个词容易让人产生歧义,因为它已经有特定的指代,即意大利东南部的港口城市“巴里”。如果把Initiative去掉,缩写变为“BAR”,又容易让人联想到“酒吧”。看来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虽然表述准确,但缩写困难。还有一种说法是New Silk Road Initiative,但这同美国的“新丝路战略”很类似,而且极易让人类比成中国的中亚战略或霸权计划。笔者建议,用One Belt One Road(OBOR),政府用“倡议”,智库或学者不妨就谈OBOR,避免所有的议题都同政府对标,导致很多事物被贴上政治标签,反而对我们不利。在国际关系舞台,很多全球议题被人们熟知,往往不是其全称,而是其缩写,如WTO、FIFA等。今天,“一带一路”有了大名,也要有英文名和小名。“一带一路”才刚刚上路,要做的事情远比我们想象得要繁杂、要细致。 不要过度放大“一带一路”的风险。从2013年9月至今,同“一带一路”搭配最多的词汇可能是“风险”,但诸多的风险分析基本上是泛泛而谈,而且仅仅讲风险是不够的,关键是要提供具体落地的可操作性建议。其实,中国企业不走出去也有风险,而且风险可能更大。原来问中国企业为什么要走出去,很多企业家回答:“要服务国家战略”。现在的答案往往是:“走出去是要解决生存压力。”可见,企业家越来越在商言商,这是件好事。因此,“一带一路”建设中,不要过分夸大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风险,关键是自身要准备好、要把项目选好,要真正具有国际视野和品牌意识。美国、日本和韩国等国的企业没说要做“一带一路”,但他们实际做的就是“一带一路”,即用产品和文化“征服”人心。其实,中国企业的最大风险是中国企业性格的内向性,不走出去,中国企业会越来越被动,会越来越受制于人。 把产能合作的基本内涵讲清楚。“一带一路”上的产能合作要从“三个一”入手。具体来说:“一个前提”是中国在诸多领域拥有先进的富余产能,如钢铁、水泥、铝、平板玻璃等。“一个条件”是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铁路、公路、核电、电力等领域有竞争优势。上述富余产能能够提升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条件。“一个路径”是在沿线国家就地取材,并建立相关园区,一方面开展基础设施建设,以解决中国富余产能的出路问题,另一方面可以促进沿线国家的工业化进程,最终实现合作工业化和共同现代化。当然,产能合作的升级版是基于平等与需求层面的产业合作。毕竟同产能相关的词汇往往是“过剩”“富余”,这些词汇首先不准确,是相对的,同时也容易形成“中国中心主义”的错觉。 把“一带一路”的文化意义讲清楚。“一带一路”的文化意义:首先,中国希望自身在和平发展的过程中能够赢得尊重,不希望国际社会把中国人和中国企业仅仅看作是“会走路的钱包”。其次,要强调中国文化具有世界意义。现代化、信息化的负效应就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冷漠和疏离,人内心的孤独和空虚。即使在西方发达国家,暴力、自杀等极端事件依然是社会顽疾。故此,以“向善关怀”“正心修身”为内核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也许能够对此做出独特的贡献。“一带一路”就是要通过文明互鉴解决相关国家的治理失败问题,解决深层次的国际冲突问题。再次,从本质上说,“一带一路”也是文化交流与人心亲近的项目,要让国际社会既“喜欢中国做什么”,也“喜欢中国是什么”。 总之,“一带一路”,需要我们一路行、一路思,唯有找准关键点,才能攻坚克难。[详情]

双手互搏 or 双剑合璧——论南北车合并之路
双手互搏 or 双剑合璧——论南北车合并之路

  2014年12月2日,随着南车、北车两家企业的合并方案第一稿已经完成并上报国务院,我国轨道交通产业两大龙头企业的合并之事已经进入最后阶段,如不出意外,合并之后的新公司将在明年第一季度正式敲定。由于南北车是我国轨道交通产业的两大巨头,再加上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提出的“高铁走出去”战略,使得此次南北车合并事件引得各界人士的广发关注,针对此事赛迪顾问装备产业研究中心认为,南北车的合并可以消除两家企业在海外市场上的不良竞争,同时也将有助于我国高端制造业更好地走出国门,但同时合并之后在国内市场也存在垄断之忧。 一、我国轨道交通走出国门引导南北车走向合并 (一)恶意竞价导致国外客户对我国技术水平信任度下降 近年来我国高端制造业发展迅速,轨道交通产业中的高铁作为佼佼者已经成为我国高端制造业的名片,南车集团和北车集团这两大龙头企业也纷纷走出国门,参与国外铁路项目的竞标,然而两家企业却各自为战,为了中标大打价格战,不仅仅损失了利润,还使得国外客户对于我国高铁技术和价格大发质疑之声。例如2011年1月,土耳其机车项目招标,南北车互相压价,中国北车以几乎没有利润的价格投标,但最终订单被一家韩国公司抢走,而在2013年1月,南北车一同前往南美国家阿根廷,参加其电动车组采购招标。在中国北车已经率先中标的情况下,中国南车给出了每辆车127万美元的报价——当时其他公司平均报价为每辆车200万美元,同样类型的产品报价却差别如此之大,使得阿根廷政府严重怀疑我国高铁技术及价格水平,虽然最后南车中标,但是严重损坏了我国高端制造技术的形象。 (二)整合资源,合力对抗国际巨头企业 高铁作为高端制造业中的新兴产业,在未来有非常良好的发展前景,所以全球诸多发达国家都积极涉及此领域。我国拥有的南车北车两家企业从2013年营业收入来看高居全球前两位,分别为南车978.9亿元、北车972.4亿元,并且远超位居第三名的庞巴迪交通,甚至两家企业的收入总和几乎相当于庞巴迪、西门子、阿尔斯通和通用四家国际巨头企业的总和。两家企业在核心技术和生产能力都拥有超强的实力,但是在参与海外竞标时却时常发生相互竞争的情况,而国外装备企业走向海外投资时多为一家出面竞夺,比如德国多为西门子,加拿大则是庞巴迪,法国则是阿尔斯通,所以赛迪顾问装备产业研究中心认为如果南车和北车合并为一家公司,则可以增强两家企业的事先沟通,避免竞争过程的相互压价,从而大大提高竞争力,同时也可以抗衡国际巨头企业的挑战,使得我国高铁能够站在世界最前端。 二、南北车合并利大于弊 (一)技术因素:核心技术互补,拓宽业务范围 南车北车两家企业都是轨道交通产业的龙头企业,在核心技术研发与核心装备制造等方面都处于世界领先水平,但是由于整个轨道交通产业涉及范围极广,两家企业还是各有重点领域,例如南车在时速350公里每小时的动车组制造技术方面优势最为明显,同时还是全国最大的城轨地铁车辆制造商;而北车的时速200公里每小时和300公里每小时的动车组制造技术和牵引及网络控制系统等核心技术都处于世界前列。所以在两家企业合并之后,能够做到核心技术的互补,使得新公司能够在产业链的各个环节中都有较强的实力,另外现在海外客户也是需求各异,不光是高铁动车组等高端装备,还包括城市轨道交通、城际轨道交通等技术及装备,针对这一现象,两家企业合并之后也可以针对下属分公司的技术特点,有的放矢的进行竞标安排,使得业务范围进一步拓宽。 (二)价格因素:防止恶意价格战,降低成本,保证利润收益 南北与北车作为两家相互独立的企业,不仅仅在核心技术方面都是世界顶尖级别,同时在市场开拓方面也不相上下,随着我国高铁技术不断走出国门,两家企业越来越多的参与到国外轨道交通项目的投标中,价格战也就在所难免,甚至一些竞价已经超出正常范围,不仅仅使得企业丧失了利润,也引起了国外客户对我国技术水平及信誉的质疑。例如2013年初的阿根廷高铁项目竞标,南车旗下的子公司在一个有关409辆动车组车辆项目上价格远低于其他中国同类企业报价,导致阿根廷方面认为其他中企的报价不严肃,并暂停了上述公司已签约项目进程。其中包括中信建设、陕西煤业集团及中国机械设备进出口总公司所签署的上亿美元的合同。而在合并之后,这样惨烈的价格纷争也将一去不复返,在保证价格竞争力的前提下也可以提升企业的利润。 (三)战略因素: 为配合我国“高铁走出去”战略,实现高端技术输出 高铁作为我国高端技术输出战略的核心之一,受到举国上下各界人士的关注,尤其是随着南车北车两家企业技术水平的不断突破以及国际声誉的稳步提升,高铁成为了我国高端技术输出战略的一张重要名片。自从2013年10月访问泰国开始,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开始了推动中国“高铁走出去”战略,积极推进两国铁路建设合作,而后又分别向澳大利亚、罗马尼亚、英国、埃塞俄比亚、津巴布韦等多国政府首脑积极推荐我国拥有先进的高铁建设能力和丰富的管理经验,进一步推进我国高端技术走出国门的步伐,不仅仅是一些高铁技术不甚发达的国家和地区,总理的“高铁外交”还走进了欧洲,包括高铁技术先进的德国,希望德国允许资质好的中国企业竞标德国的高铁项目,而刚刚落幕的APEC会议提出了加强全方位基础设施与互联互通建设,中国宣布建立“400亿元丝路基金”,为轨道交通产业未来发展展示了光明前景。目前南车和北车已经是世界上销售额排名前二的轨道交通企业,合并之后将会组成一家科研水平、制造水平以及管理水平都更上一层楼的新企业,也将在国际上获得更多的关注和话语权,与此同时,新企业竞争力的提升也符合我国高端技术输出长远战略的需要,使得我国在该领域拥有一席之地,从而刺激其他产业中高新技术的创新和研发,推动我国从工业大国到工业强国的转型。 三、整合后的发展之路依据任重道远 (一)过度同质化导致资源整合困难重重 南车与北车两家企业虽然在业务领域上各有发展重点,但是总体上还是存在较为严重地同质化问题,不论是整车制造、零部件制造、外围部件制造还是各类线路系统设计等都是两家企业的主营业务。南车北车在近几年为了争抢国内市场份额,纷纷在各地建造整车生产基地,与此同时,两家企业在全国范围内拥有庞大的员工团体,以现在两家企业的产能,足以满足国内甚至国际上各种类型项目的需求, 目前仅仅北车就已经拥有了年新造动车组、铁路客车和城市轨道车辆4700辆的制造能力,而这一数字已经远远超出了现阶段项目的需求量了,再加上南车不逊于北车的制造能力,合并之后带来了严重产能过剩的风险,同时也将不可避免的出现工作职能的重复和人员的冗余。过度同质化将是两家企业合并之后首要解决的问题,只有解决好这个问题才能使得两家形成1+1>2的效果。 (二)企业风格各自不同,统一有困难 在2000年,响应国内一波政企分开的改革浪潮,铁路基建、装备企业从中剥离出来,由原中国铁路机车车辆工业总公司分拆成中国南车和中国北车,自此两家在之后的十多年时间内都各自走着自己的发展道路,不论是企业文化、管理制度还是办事风格都有较大不同,合并之后在人事调动方面将面临很大问题,新的管理层人员安排、新的管理制度建设、新的企业文化营造,都是决策层需要考虑的问题。不过较为可喜的是,南北车各自下辖的轨道交通生产制造公司,无论在目前两家分家的情况下,还是未来重组为一个集团,都仍然可以是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子公司,仍然可以像现在一样,这也使得在众多子公司内部的管理方面还可以与现在保持一致,免得大费周章的进行制度的改革。 (三)国内市场发展可能面对垄断局势 最初的南北车拆分是为了防止垄断、促进竞争,如今真要重新合并,垄断将是一个绕不开的问题。国内很多专家学者对于两家企业合并后的垄断情况提出了担忧。确实从国内来看,南北车合并之后将使得轨道交通产业形成新的“巨无霸”企业,可能会造成市场上的垄断,但是相较其他行业,早已有类似“80%俱乐部”的公司出现,例如在电子商务领域掌握80%份额的阿里巴巴、在网络搜索领域掌握80%份额的百度,以及在输电业务领域掌握80%份额的国家电网等,而这些产业的发展目前还处于正常状态,也为南北车合并后的产业发展提供了良好范例,有助于该产业步入良性发展的轨道。 对此,赛迪顾问建议:首先,积极整合两家企业各类资源,可按照国内与国外不同区域、铁路与城市轨道交通不同工程等进行分类,由高层统一规划,为各家子公司和各个生产基地有针对性的分配任务和订单,使得生产制造能力能够有效地转化成产品,不仅可以减少资源的浪费,还能够加快订单提交的时间,提高客户满意度;其次,各家下属公司尽量保持管理制度与原先一致,还需要建立更好地内部竞争机制,增强高新技术的研发能力,在优化员工架构的同时推进企业发展;最后,积极效仿其他行业内已经成熟的巨头运营模式,并且严格执行《反垄断法》,防止行业内价格垄断的发生,而且国家相关部门也要加强监管措施,使得合并后的新企业能够立足于中国,着眼于世界,成为引领我国高端技术走出国门的领头羊。[详情]

一带一路中国标识万里行启动
一带一路中国标识万里行启动

  法制网深圳8月9日电 为贯彻国家“一带一路”的战略精神,推动中国标识行业向西部发展,由中国计划出版社和深圳市标识时代文化研究院发起的“一带一路:中国标识万里行”大型系列文化公益活动今天在深圳启动。 (游春亮 惠珍珍)[详情]

一带一路中国标识万里行启动
一带一路中国标识万里行启动

  本报深圳8月9日电 为贯彻国家“一带一路”的战略精神,推动中国标识行业向西部发展,由中国计划出版社和深圳市标识时代文化研究院发起的“一带一路:中国标识万里行”大型系列文化公益活动今天在深圳启动。 (游春亮 惠珍珍)[详情]

“‘一带一路’新疆行”海峡两岸记者联合采访乌鲁木齐结束
“‘一带一路’新疆行”海峡两岸记者联合采访乌鲁木齐结束

  中新网乌鲁木齐8月9日电(记者 金诗雨)“‘一带一路’新疆行”海峡两岸记者联合采访9日晚在乌鲁木齐结束。 国台办新闻局局长、新闻发言人马晓光总结此次联合采访时表示,经过两岸媒体辛勤的努力,增进了大家对于新疆的了解,也增进了两岸民众特别是台湾民众对于“一带一路”的了解,为增进两岸同胞感情、推动两岸关系发展,产生积极的促进作用。 台湾旺旺中时传媒集团董事长特助、中时电子报记者王铭义指出,两岸的台商也比较关注“一带一路”这种重大的主题,从两岸新闻交流工作者的角度来看,类似的大型采访对于大家对“一带一路”这样新颖的理念及相关主题的了解和掌握有极大的帮助。 多位台湾记者在联合采访中,感慨新疆自然风光奇特,民族文化多元。台湾记者亦注意到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的部署和推进,新疆的前景广阔、商机无限,他们希望台商把握趋势,积极布局新疆市场。 是次联合采访为期8天,两岸记者赴乌鲁木齐经济技术开发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喀纳斯、布尔津县、克拉玛依市、伊宁市、国家级霍尔果斯口岸、喀赞其等地进行联合采访, 采访内容包括维吾尔族民众生活情况、民俗文化、中哈边贸、台资企业以及新疆石油化工产业的发展情况等。 两岸记者联合采访由国台办新闻局和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台港澳工作部联合主办,此次是第15届。来自新华社、中新社、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央电视台等12家大陆媒体和中央社、《联合报》、《旺报》、TVBS电视台、中天电视台等14家台湾媒体以及来自香港的中评社等共40位记者参与此次采访。(完)(原标题:“‘一带一路’新疆行”海峡两岸记者联合采访乌鲁木齐结束)[详情]

“一带一路”,台湾经济翻转良机
“一带一路”,台湾经济翻转良机

   深圳商报驻台记者 刘瑜 “一带一路”在台湾有多热?8月7日,第六届两岸和平创富论坛在台北举行,将主题锁定“一带一路”,不仅有重量级的产官学界嘉宾捧场,也有中小企业代表乃至普遍民众前来寻觅商机。 驻台记者了解到,近期“一带一路”已成台湾各种商业、经贸座谈、研讨、峰会及论坛的焦点话题。 要创富,看“一带一路” 从记者驻台半个多月以来,平均每周都有一至两场产官学界会议探讨台湾经济前景与未来,必触及“一带一路”及“亚投行”话题。之前,台湾最具影响力的财经月刊《远见》更是派出采访团队赴大陆数城市,剖析“一带一路全球瞩目,台湾的机会在哪里”。 台企联会长郭山辉1991年到广东东莞设厂,如今已是两岸知名的台商标杆人物。在7日的创富论坛上,他说,“‘一带一路’是为台商开路”。他关注大陆的三大发展蓝图:京津冀、长江发展带及“一带一路”。他个人做过调查,三者在谷歌、百度的搜索量分别为250万、300万、1000万,可见“一带一路”的热度;两岸企业家都在谈“一带一路”,他呼吁台商别再错失大好机会,应抬头看“路”,提早布局。 对旺报创始人蔡衍明来说,大陆是他事业茁壮的故乡,他还记得1992年初到大陆投资时,那一年台湾的GDP是大陆的一半,如今大陆的GDP已是台湾的20倍,大陆也从过去的世界工厂转变为世界的市场,而且这个市场的规模是台湾的60倍,“今年大陆的‘一带一路’国家战略开始启动,这是台湾‘再一次’难得的机会,就看我们能不能好好把握”。 台湾政大博士生张书玮就职于一家从事两岸经贸的公司,创富论坛安排了全天的五场专题演讲、两场关注金融创新及两岸电子商务的专题讨论,晚上还特别为青年学子加开了一场关于创业的分论坛,邀请两岸创业前辈就两岸目前创业环境与机遇分享实战经验。张书玮告诉记者,自己是来替老板开会,看看在大陆“一带一路”战略中能否找到商机,当然也不排除寻觅对自己有益的信息。他在政大攻读政经专业,而即便高学历在台湾亦难找到满意工作,他有不少同学在大陆谋职。 台湾经济翻转的大好机会 “台湾没有关起门来的本钱,必须走出去。”台湾外贸协会董事长梁国新同样发出呼吁。7月23日,他在2015天下经济论坛夏季场演讲时指出,2015年全球出口动能不强,各界充满隐忧。台湾状况不好,上半年比去年同期衰退7.1%,6月单月就减少13.9%。对外贸易是台湾经济命脉,台湾的贸易依存度2014年就超过110%。 梁国新认为,全球经济减速背景下,“一带一路”效益对台湾愈发重要,参与“一带一路”不但能创造出口商机,增进就业,台湾产业也能在贸易、医疗、资讯、环保等领域,找寻新投资机会。 东吴大学企管财经讲堂5日举办以“亚投行”主议题的研讨会,台湾当局财政部门负责人张盛和到会表示,台湾市场规模小,经济倚赖出口贸易,“一带一路”及亚投行,是台商向外开拓商机的绝佳机会,可让台湾闲置资金和技术人才有好的发展机会,进而拉抬出口表现。 台企中鼎工程董事长余俊彦说,大陆推动“一带一路”战略,将率先由百余家央企支持,中鼎已和两家央企签订合作意向书,还有一家正在洽谈中。“一带一路”的商机是国际性竞争,台商要从中获益,必须要靠自己去闯。 台湾经济研究院大陆产经研究院中心副主任吴福成在报章撰文说,台湾经济疲弱已持续一段日子,却迟迟找不到出路,台湾拥有产业技术实力的营建、运输、通讯和网路等相关企业可以在投入“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发掘商机,资金雄厚的金融业更可借由亚投行采取的公私部门伙伴关系(PPP)资金配合之融资模式,积极参与“一带一路”建设获取更大的金融效益。这将是台湾经济“翻转”的大好机会。 商界喊话盼分食“大饼” 台湾商界则紧急向台湾行政当局喊话,呼吁尽快通过服贸货贸协议以分食“一带一路”大饼。在7月30日台湾商业总会举办的座谈会上,台当局行政负责人毛治国率近40位各部门官员与各台商界各公会理事长对谈。 台湾商业总会理事长赖正镒表示,大陆规划“十三五”以及“互联网+”、“一带一路”等政策,也鼓励台商加入,反观台湾本身却信心不足,服贸、货贸直接影响到企业成本,需要尽快通过,也希望两岸能加快陆客中转的商谈,让台湾成为亚太转运中心,以活络台湾经济。座谈会整理出66个相关提案。 台北市商业会理事长王应杰说,当局制定政策时需全盘考虑。此外,台湾经济内耗太久,货贸、服贸不过,“一带一路”大饼也分食不到。他说,“一带一路”是鼓励产业向外投资,所以台当局还是要加快推动服贸、货贸通过,台湾内部才有机会。[详情]

周道炯:推进一带一路建设 离不开金融创新
周道炯:推进一带一路建设 离不开金融创新

   商报记者 梁龄 重庆商报讯 昨日,2015首届全球合作论坛在渝召开,论坛主题为“‘一带一路’时代下的国际金融合作探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原主席周道炯来渝出席会议并发表致辞,他表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离不开金融创新的支持。 周道炯认为,“一带一路”建设进入务实推进阶段以后,需要推动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扩展相关产业、尤其是装备制造业的合作。这些都需要拓宽金融合作领域、创新金融服务方式的支持。同时,“一带一路”战略也将为金融创新发展和“走出去”创造更加广阔的空间。他表示,在“一带一路”建设中,一定要大力拓宽金融合作领域,鼓励境内机构和个人使用人民币对外直接投资,推动跨境人民币业务创新,鼓励符合条件的中资机构积极“走出去”开设海外分支机构,也欢迎沿线国家金融机构来华设立分支机构。 周道炯说,重庆是中国四大直辖市之一,是长江上游的经济中心,也是丝绸之路经济带的重要战略支点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产业腹地。重庆的金融开放持续扩大,来自市金融办的消息显示,离岸金融结算稳步推进,前6个月结算414.5亿美元,累计达到3256亿美元;新增3家本外币资金集中运营试点企业,今年集中运营资金112亿美元;跨境人民币结算818.6亿元,增长30.4%,保持中西部首位。(原标题:周道炯:推进一带一路建设 离不开金融创新)[详情]

填补“一带一路”金融缺口 钰诚国际多领域布局东南亚
填补“一带一路”金融缺口 钰诚国际多领域布局东南亚

  我国提出“一带一路”战略以后,受到了国内外的强烈关注,这给中国企业带来了更多的海外投资机会,也是一个制造业大国转型的必然阶段。但是资金却是该战略的一大掣肘和难题。作为“一带一路”战略的重要参与者,商务部有关領导表示,基础设施项目资金需求巨大,单一的投融资模式往往难以满足项目建设的需要,应该采取传统和创新模式相结合的方式,不断探索新的融资模式。 而国内很多金融企业也正盯准国家战略带来的巨大吸引,响应国家号召,投身“一带一路”战略中去。以融资租赁、互联网金融业务等为核心的,集安全防卫服务与咨询、高新技术制造业等为一体的大型国际化综合集团——钰诚集团正是其中之一。 钰诚集团董事长丁甸表示,钰诚集团的发展方向与这一倡议的战略思想是呼应的,与当前亚洲地区所倡导的发展愿景是相匹配的。 有分析人士表示,中国提出“一带一路”,是在利用经济规律和平进行产业转移。根据历史上发达国家的实践经验来看,当一国人均收入达到3000—5000美元时,该国将会逐渐转为资本净输出国。 “我们国家人均收入已经超过这一水平,因此去年我国吸引外资与对外直接投资总额基本持平,2015年将会成为资本和资产的净输出国,这符合经济发展规律。”分析人士说道。 未来巨大蛋糕近在咫尺,但先期投资开发离不开金融支持,这在目前却正是一块短板。 实干更关键,丁甸所执掌的钰诚集团已经响应国家号召,将业务拓展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 原商务部副部长、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副理事长魏建国直言,中国老百姓现在的钱,怎么让他们个人的资本投到国外。这不是小小的金融改革,需要开放资本账户,意味着我们国家金融体制和机制的改革以及监管。我们高兴看到对于“互联网+”,以及互联网金融。[详情]

一带一路纪行·中欧班列:捷信的“中国机遇”
一带一路纪行·中欧班列:捷信的“中国机遇”

   一带一路战略不仅让广大中国企业走出去打开了广阔的天地,也让更多的海外企业增加了走进来的机会。接下来我们就要看看捷克在中国最大的投资商捷信集团是如何抓住他们的中国机遇的。[详情]

契合“一带一路”中埃合作或升级
契合“一带一路”中埃合作或升级

   【据新华社伊斯梅利亚8月6日电】苏伊士运河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海运通道之一,也是埃及主要外汇来源。而“新苏伊士运河项目”是塞西自2014年上任以来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国家级工程”,被埃及人认为是“埃及献给世界的礼物”。 凝聚人心的政治项目 运河新航道对埃及来说不仅是一个经济新起点,也是重要的政治里程碑。自2011年以来,埃及历经两轮政权更迭,恐怖袭击频发。因此,新苏伊士运河是一个旨在凝聚人心的政治项目。“埃及政府试图通过这个项目赢得民众信任,”开罗大学政治学教授哈齐姆·哈斯尼说。 契合“一带一路”倡议 在目前整个中东地区局势动荡情况下,“苏伊士运河走廊经济带”这一概念的提出,不仅有利于提振埃及经济、吸引外国投资,对整个地区经济格局也将产生重要影响。一些分析人士指出,新苏伊士运河的开通也与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相契合。 埃及经济学家菲克里·菲基也表示,新运河开通后,中国无疑将成为埃及重要的合作伙伴,他希望埃及能把来自海湾国家的资金与中国技术相结合,利用好苏伊士运河资源,推动埃及与中国及其他周边国家的合作。 通行费或应声上涨 “新苏伊士运河的开通无疑会提升船只航行效率,但是我们对于新苏伊士运河的开通也存在一些担忧,”中国海运公司苏伊士常驻代表覃海平告诉记者,“比如新航道开通后是否会提升通行费,对于贸易船只来说就是十分敏感的问题,如果价格过高,我们也会考虑绕行好望角。” 同时,安全形势也是不容忽视的关键问题。瑙瓦说:“新苏伊士运河处于恐怖袭击频发地区,说服国外投资者把几十亿美元花在他们认为不安全的地区的确是很大挑战。”[详情]

如何应对“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的地缘风险
如何应对“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的地缘风险

  多数国家指望“一带一路”给他们带来收益,并未准备好投入,一些国家的势力甚至公开恐吓,“支持不足而捣乱有余”,可能配合外界干扰“一带一路”建设。政局不稳或对华关系紧张,更导致立场的逆转。基础设施投资都是战略性、长期性的,有赖于沿途国家的政局稳 “一带一路”沿途、沿线诸多国家中,目前表态支持的有50 多个,但是无条件支持的并不多。多数国家指望“一带一路”给他们带来收益,并未准备好投入,一些国家的势力甚至公开恐吓,“支持不足而捣乱有余”,可能配合外界干扰“一带一路”建设。政局不稳或对华关系紧张,更导致立场的逆转。基础设施投资都是战略性、长期性的,有赖于沿途国家的政局稳定、对华关系稳定。要防止可能的颜色革命干扰和对华挑拨。 如何确保“一带一路”的安全?换言之,如何将利益共同体变成利益+ 安全共同体?中国如何与有关国家合作,提供安全公共产品?针对“一带一路”的政策、道路、贸易、货币、人心“五通”的地缘政治风险,首要的要处理好以下挑战: 美国的战略围堵 “一带一路”是需要几代人持续不断的艰苦努力才能建成的伟大事业,如何处理好与美国主导的现行国际体系及全球化关系?美国可能的破坏包括:一是美国的联盟体系破坏“一带一路”建设:与沙特的特殊关系怂恿三股势力搅局。二是为维护海上霸权,不断强化印太战略,加强亚太、印度洋军力,重点利用东亚海洋领土争端,挑唆声索国制造事端,企图“以邻制华”、“困龙浅滩”,遏阻中国“海洋崛起”。三是策动沿途国家(尤其是缅甸、越南、中亚国家)的颜色革命。四是加紧通过利益集团代言人对我施加影响,策划推动“五独”势力的合流,推动台湾加入TPP。五是与日本一道,借助基础设施建设的环保、劳工标准等,利用亚行阻止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败坏“一带一路”声誉。 当然,战略分析总是从最坏处着眼,追求最好。现实表现中,美国并非一味反对,或围堵我“一带一路”战略。未雨绸缪,必须以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构,化解美国的战略疑虑,破解美国可能的战略围堵。美国是实用主义的国家,美国公司、个人可能率先参与“一带一路”战略规划、实施,推动美国政府更新观念,转变看法。我们也尽可能将美国利益融进来,引导、塑造美国对“一带一路”的认识,并以其盟国态度反推美国立场变化,使之朝向有利于、至少不妨碍或少妨碍“一带一路”建设的方向发展。 俄罗斯的战略猜疑 历史上,丝绸之路的兴衰与俄罗斯、奥斯曼帝国的兴衰密切相连。“一带一路”的关键挑战,在海上是美国,在陆上是俄罗斯。欧亚经济联盟2015 年1 月1 日起正式投入运营,其成员国包括俄罗斯、白俄罗斯和哈萨克斯坦。该组织还将吸纳新成员,亚美尼亚、吉尔吉斯斯坦会加入,不排除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在未来加入的可能性。如果算上吉尔吉斯斯坦,将有三个联盟成员国与中国接壤。其中哈、吉均为中国“丝绸之路经济带”上的重要国家。普京曾表示,经济联盟将成为独联体地区的一个经济引擎,成为一个新的世界经济中心。 俄罗斯对“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态度一度是警惕和紧张的,一是怕绕过俄罗斯;二是怕与欧亚联盟相对立;三是怕取代上合组织。经过不断做俄罗斯政府工作,终于取得其支持,并将其远东开放和远东铁路改造项目融进“丝绸之路经济带”建设,以中蒙俄经济走廊带动俄罗斯经济发展。在具体规划、实施中,需要中方始终考虑俄方利益,寻找丝绸之路经济带项目和欧亚经济联盟之间可行的契合点。因此,俄罗斯对丝绸之路经济带可能带来的麻烦不只是以其主导的地区合作组织分化有关国家,更在于欧亚经济联盟的不接轨,不是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办事,与“一带一路”理念、体制不兼容——铁轨的不兼容还是技术层面的,观念上的不兼容更麻烦。 印度的战略不合作 在2014 年底于中国人民大学演讲中,印度著名中国问题专家谢刚称,印度未表态支持“一带一路”理由有三:一是成本巨大(要8万亿美元大规模投入),印度不愿投入,担心无法获益。二是所经地区争议、动荡,比如经过克什米尔地区,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经过缅甸不稳定地区,中巴经济走廊经过不稳定弧等。三是担心被中国包围,尤其是从海上、陆上恶化印度安全环境,担心美国的介入影响其独立自主性等。 但是,印度并未公开反对“一带一路”战略,甚至赞同将东北邦开放融入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建设,对中国的工业园区、经济特区建设经验十分看重,是可以争取的。针对印度的大国心态与安全关切,中印可效仿中日21 世纪友好委员会机制建立中印21 世纪友好委员会,加强战略磋商、地方交流,推动民间智库联系,探讨中印在印度洋、南海合作开发、经营的可能性。 日本的战略搅局 作为美国的盟国和中国的战略竞争者,日本一定不会坐视“一带一路”成功,可能成为美国联盟“使绊战略”的排头兵。日本在丝路沿途国家经营多年,“一带一路”动其奶酪,可能采取如下措施破坏:一是在中南半岛、孟加拉湾搞互联互通与我唱反调;二是利用其对外直接投资(FDI)优势搅局;三是通过非政府组织破坏我项目;四是利用亚行基建项目与我竞争。当然,日本并非不能争取。中日韩自贸区、外长会晤以及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建构,都在化解日本可能的战略搅局。“21 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向北部延伸,联通韩日,是东北亚和平稳定的希望。 如何应对有关风险?应确立两容、两分、两轨思路:所谓“两容”,一是与当地已有合作架构的兼容,尽量不另起炉灶;二是与域外力量的包容,不是排挤俄美欧日等域外势力。美国的比较优势是军事联盟体系,中国的比较优势是人、技术、经验和地缘,可以参照北约与欧盟的合作模式——北约提供欧洲的硬安全、欧盟提供软安全服务,避免重复、竞争——实现中美新型大国关系在“一带一路”的兼容。 所谓“两分”,就是分好工、分好责,不能全包。金融投资不能央行托底,安全风险不能解放军托底,必须让当地利益攸关方和社会力量对接上,把我要维护安全变成他们要维护安全,把我们的风险变成他们的风险。所谓“两轨”,就是针对沿线及域外国家的各种心态,在以下方面同时推进: 一是安全与经济双轨:与有关国家的领海主权争端通过双边谈判的方式予以解决,但不影响海上丝绸之路的推进。美国提出TPP,并没有人质疑美国与这些国家还有双边的利益冲突。这就提醒我们,应该强调海上丝绸之路作为推进区域合作倡议和国际公共产品的价值,不受历史和现实冲突的干扰,避免把它说成是中国单方面推进的战略; 二是双边与多边双轨:与沿线国家的双边合作,比如自贸区、投资协定谈判很重要,多边的经济走廊,如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很重要,是联系海上与陆上丝绸之路的纽带,两者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共同拓展经济合作、互利共赢新模式; 三是南海与印度洋双轨:南海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一站,印度洋是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终点站,对于联系亚非欧大陆至关重要,两者都是通达欧洲终点站的必经之道。通过瓜达尔港、克拉运河绕开马六甲海峡,是双轨推进南海、印度洋的可行举措。 当然,双轨是形式,不是目的,最终要实现双轨统合,一盘棋推进。从外部环境讲,美国仍然是牛鼻子,要摒弃绕开美国的侥幸心态;俄罗斯、海湾国家合作组织、印度、伊朗、土耳其等是关键节点,欧盟是抓手。除了与陆上丝绸之路精神相通内容外,海上丝绸之路更强调开放、包容、透明原则。海上丝绸之路合作要照顾各方关切,才能成为中国对外关系的新亮点。 最后,要抓住欧洲。“一带一路”并非我单向推,终点站是欧洲,需要西头来主动对接。尤其是要借助欧洲运筹好中美俄大三角关系,调停乌克兰危机。以中欧新型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推动中欧海洋合作、第三方合作、网络合作,共同致力于政策、设施、贸易、资金、民心等“五通”,管控好“一带一路”风险。推动欧盟加入“海上合作组织”;与欧洲国家合作共同经营中亚、中东、西亚北非市场。提升互联网国际治理的话语权;抓住美国放弃国防互联网域名的管理权的时机,联手欧洲推动互联网国际治理民主化。 本文选自《“一带一路”:机遇与挑战》王义桅 著[详情]

“一带一路”建设,需要什么样的中国智库
“一带一路”建设,需要什么样的中国智库

  2015年3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和和商务部三大部门经国务院授权,共同发布“一带一路”愿景与行动白皮书,这标志着“一带一路”建设正式进入实施阶段,这一国际合作倡议如何能真正“落地”成为各方关注焦点。 扯开嗓子喊不如抡起袖子干,时至今日,对于“一带一路”这个既定大项目,需要超越简单的褒贬、超越宏大叙事,多琢磨些项目推进的“痛点”,多想些解决问题的实招儿,尽力把这件很难做好的事情做好。 应对软约束、软遏制 在中国政府的大力推动之下,“一带一路”业已成为理解未来一个时期中国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关键词,成为观察中国内政外交深刻变革的一个窗口。较之以往的对外经济合作,“一带一路”建设不仅仅是为了多签些合同、多做点生意,也不是简单地加大对外开放,不是简单地搞些“油气管线外交”,更不是要建立以中国为中心的地区或国际秩序。它的要义在于“整合”与“提升”:整合各国发展的动力、强化自主发展的韧性、更新“现代化”的理念,努力形成一系列能适应中国内外环境新变化、新趋势的创新性思路和做法,促动中国国内的相应变革,包括强化政府提供(海外)公共服务的能力。 “一带一路”建设,当然有其安全方面的关切和要素,但应避免将一个主要着眼于国际发展的外交倡议过度“地缘政治化”和“安全化”。美国2011年提出的“新丝绸之路”计划,带有使中亚国家“南望”、“南下”进而摆脱俄罗斯影响力的用意,这也直接削弱了该计划的可行性,这是中国需要汲取的教训。在“一带一路”建设的初期,中国还是应聚焦如何最大程度地扮演好地缘经济的角色。 “一带一路”建设,需要“统着看、分着干”,既要有适当的顶层设计和整体战略框架,也要直面其多元化、分散化甚而是碎片化的特点,不贪大求全,不好大喜功,要有“在商言商”的分寸感,不要高估中国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资源和能力。与此同时,要看到通过“一带一路”,可带动解决很多困扰中国外交和对外经济合作的长期性难题,比如中国对西部邻国的外交投入不足、中国企业参与国际产业合作的能力不强、中国民间组织的在国外开展活动的本领不够,等等。 “一带一路”的这种带动性作用,还体现在帮助重塑国人的“世界观”和中国的国家属性,使中国人的眼睛不再仅盯着美国和欧洲,而是将目光投向更广阔的发展中国家世界,并认识到中国不仅是一个居于欧亚大陆东部的陆权力量,它也需要拥抱海洋、走向“深蓝”。 也就是说,千万别把“一带一路”看小了、看窄了,如果只是想用它来圈地圈钱争资源,而不是将其作为全方位提升自身竞争力的契机,就太过狭隘了。“一带一路”力求实现的,不仅是设施、货币、贸易方面的硬联通,也尤为重视“政策沟通”和“人心相通”,而这两个“通”实际上是互联互通之下的软联通,所要克服的正是中国行为体在海外扩展“足迹”时不断遭遇的软约束、软遏制。过去,中国企业“走出去”,遇到的大多是商业风险、经济风险和法律风险,而伴随着“一带一路”的推进,这些企业会更多遭遇政治风险、社会风险,甚至是文化风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多处于敏感复杂的转型阶段,内部政争、族群矛盾、教派冲突、跨境安全威胁等问题比比皆是,对于大多数中国企业,想要搞明白这些问题都相当困难,更何况还要想办法去应对。 换言之,“一带一路”的建设,必须高度重视国际经济合作的软环境优化问题,切实为中国企业“走出去”、“走进去”、“走上去”以及(必要时候)“走回来”保驾护航。可以说,在“一带一路”建设中,软环境优化问题正成为一项硬任务,也是一根难啃的硬骨头,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关乎中国智库的使命担当。 有特色才有活路 中国智库“多而不强、有库少智”的问题已经为很多人所诟病,“一带一路”建设应当有助于这一问题的解决,而不是反过来使其加剧。 目前,很多高校和地方都成立了冠以“丝绸之路”的专门研究机构,然而基本上都还是“空壳子”、“虚体机构”。我们真的需要那么多大而无当、包打天下的“丝路研究院”吗?并且,很多这类机构到国外去宣讲“一带一路”,大多是低水平的重复劳动。波兰一家智库负责人近期就抱怨说,一个月接待了来自中国的9批智库代表团,都是来宣讲“一带一路”,可听来听去,也听不出什么门道;每个代表团都大谈合作,可又都说不出具体要合作些啥。 “一带一路”建设不应成为制造“智库泡沫”的助推器,智库要想搭乘“一带一路”的快车,就必须踏踏实实地对接需求、突出特色。不需要再对“丝绸之路”进行泛泛的研究,而是应将任务分解、重心下移,采取“模块化”的方式确定研究议程。“一带一路”能否顺利落地,说到底,还是对中国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的一种能力测试,它可以分解为很多相互关联的“能力模块”,比如企业实施“公司外交”的能力、民间组织与东道国社会的接触能力等。在中国智库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过程中,要特别注重智库的特色型发展,有特色才有活力,有特色才有活路。 除了特色型发展,中国智库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还要努力完成一种转型,即成为兼具研究、倡议、行动能力的新型智库,改变过去那种只满足于纸上谈兵而不注重实际政策影响力、对策建议也缺乏可操作性的弊端。具体而言,智库需要求实、求新、求声音、求人才,才能在“一带一路”所带动的智库竞争浪潮中行稳致远。 第一是求实,要与政府职能部门和在一线奋战的中国企业做好深度对接,找准“痛点”,整理出有实际意义的“问题清单”,使研究议程的设定更加有的放矢,同时借此确保研究产品和服务“适销对路”。也需要掌握好其他智库的研究动态,不做无谓的重复劳动,不开议题雷同的研讨会,不办没有特色的刊物,不搞空对空。 第二是求新,需要在研究方法和模式上进行更新升级,不能满足于“手工作坊式的”研究,要探索区域和国别问题研究的新路径,也要善于运用大数据等新的研究工具。比如,利用大数据手段,及时监测东道国的民意变化,尤其是社交网络上涉及“一带一路”的民意热点,把传统的“大舆情”分析进行改造、细化,多做针对具体项目、针对具体领域、针对具体人群的民意调查。 第三是求声音,智库除了建言献策,还要注重强化“战略传播”或曰“造势”的功能,不能只是在中国国内讲得热火朝天,必须想办法在东道国讲好“一带一路”的故事,而这里的“好”是副词不是形容词,不能只讲“好事”或是只拣好听的讲,也得讲清楚中国方面的难处。如果中国智库的声音能够在当地入耳入心,甚至对当地政府的决策产生影响,那才算真有本事。 最后是求人才,“一带一路”智库建设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缺少合格的区域和国别问题研究人才。唯有满足以下四个标准才能算作合格,一是精通当地语言;二是在当地做过长期的田野调查;三是在当地有较好的人脉关系;四是有一定的政策意识。可采取政府、企业、民间组织和智库“四位一体”培养这类人才的模式,使他们用好“小旋转门”,有值得全心投入的职业发展前景。此外,还要思考如何用好国外人才资源,构建国外人才网络,为中国智库的研究和公共外交工作提供助力。[详情]

赵磊:找准“一带一路”的十大痛点
赵磊:找准“一带一路”的十大痛点

  “一带一路”的机遇在哪里?简单的回答就是:关键是要敏锐地发现商机的盈利点,找准“一带一路”机制建设的突破点。 以务实的经济项目做支撑。在调研过程中发现,很多城市和企业依然不知道要卖什么,还在丝绸、茶叶、瓷器等“老三样”上做文章,或者认为“新三样”(高铁、核电、航天科技)是国家和国有企业的事情,既不是自身的需求,也不是自己的强项,因此对“一带一路”的关注度不够、介入性不强。故此,中国城市和企业首先要在“买卖”等务实的经济项目上做文章。在很大程度上,之所以不知道卖什么,主要是因为不知道对方需要什么。此外,我们要摆脱对稀缺性资源的依赖,摆脱“有什么就卖什么”的顽固惯性。例如,一说到东北就卖粮食,一说到内蒙就卖羊肉,一说到新疆就卖能源和棉花,一说到宁夏就卖枸杞,一说到广西就卖水果、橡胶和黄花梨……另一方面,要摆脱各省市“肥水不流外人田”的狭隘惰性。例如新疆举办亚欧博览会,仅新疆企业是难以满足近50个亚欧国家商业需求的;广西举办中国东盟博览会,广西企业也满足不了东盟十国的差异性需求;宁夏举办中阿博览会,22个阿拉伯国家到宁夏发现可买的东西实在不多……因此要打破地域限制,在务实的经济项目上做文章,找到市场的盈利点。 不要过度抬高某些国家或某些项目。不要让人感到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有求于人”。有企业家对笔者讲,中国企业原来到中亚投资,拿一个项目可能只需要10亿美元,现在对方知道“一带一路”是中国的国家战略,对中国企业来说是必须要做的“政治任务”,而本国又属于中国必须争取的“节点国家”,因此开始坐地要价,最后导致我们的企业可能要付出更多的成本去竞标一个项目,而且项目本身自然而然会延伸出不必要的政治风险。在经济上讨价还价是好事,但在政治上讨价还价,我们往往是只赔不赚。目前最突出的任务是先把标志性项目做好,积极去除“一带一路”过多的政治化色彩,等沿线国家主动来找我们,到那时候,我们提要求、设门槛,沿线国家必然会自愿提供相关项目的落地保障。 打造优质和品牌项目。在“一带一路”倡议下,很多企业“蜂拥”而出,不分企业业绩、能力、口碑、背景等,统统喊着“一带一路”的口号,“攻城略地”,其场面颇为壮观。但是,越火热时越需要冷静,需要国家对参与“一带一路”的中国企业进行识别管理,建立优质企业名单(红榜)和不达标企业名单(黑榜)制度,不好的企业和项目上黑榜,优质的企业和项目上红榜,国家要支持有能力、有品质的企业做大做强海外业务,鼓励有意愿走出去的企业逐步提升能力、树立品牌,并在综合考评的基础上代表中国去落实“一带一路”倡议。目前,中国企业已经有一些海外项目出了质量问题,不仅影响其他企业的后续项目,连相关基建项目都受到牵连。试想一下,如果所有中国企业的走出去项目都和“一带一路”挂钩,出了问题必然导致恶性的连锁反应,导致当地政府和民众对“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满与排斥。 尽快编制与完善“轻资产”名单。中国企业目前“走出去”的很多是“重资产”项目:港口、运河、高铁、核电、大坝……这些项目投资大、周期长、风险大,我们再怎么低调,都会被人以高调看待,都会自然而然地联想到“战略意图”。现在已经有很多国家开始分析这些重资产项目了,他们认为这些项目是中国国有企业做的,而且这些企业几乎都具有军工背景,所以警惕性上升。例如,瓜达尔港、中巴经济走廊、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中俄西线天然气管道项目、尼加拉瓜运河等,总让人感到这些项目背后的动机“不一般”。因此,我们要打造一批能够理直气壮推销的轻资产项目,如现代农业、中国餐饮、民俗文化、中医药等,但前提不是仅卖历史久远、独一无二、价值连城的稀缺资源,而是要通过资源的整合与转化能够严丝合缝地对接国际需求,在“必需品”上做文章。美国的三片文化、双H战略,即美国最赚钱的是“薯片、芯片、影片”以及“以好莱坞为代表的休闲娱乐+以哈佛大学为代表的优质教育”,值得我们借鉴。 不要忘记和冷落国内市场和需求。我国对外开放的基本脉络是:由沿海向内陆延伸,由东部向西部推进。“一带一路”也要服务我国广大西部内陆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需求。在这一过程中,西部内陆地区一方面要承接沿海产业转移,另一方面还需加大对外开放力度,有效释放发展潜力和空间,将改革开放的末梢变成新时期对外开放的前沿。常常有人问:“在新疆、西藏建高铁,是三股恐怖势力利用的多,还是我们利用的多?”笔者认为,这个问题本身就是不负责任的命题,而且这种意识的杀伤力绝对不亚于恐怖分子。不能因为有一小撮恐怖分子,就不让广大的人民群众享受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福利。在西部或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但没有经济发展一定解决不了问题。因此,要在“一带一路”框架下激励东部沿海的优质企业和负责任的跨国公司主动到西部去,既把项目和资金带到西部,也把相互了解和彼此欣赏带到西部。 避免“一带一路”主体资源的碎片化。要实现国内“四大主体资源”的联动效应。“一带一路”的有效推进,既要靠企业(国有企业、民营企业),也要靠政府(中央政府、地方政府),两者如车之两轮,需要同步驱动;学者、专家、智库是第三大主体,是“一带一路”建设的中枢和大脑,要提供必要的智力支持和思想保障,“没有思路就没有丝路”;第四大主体是媒体,媒体能够为“一带一路”建设插上飞翔的翅膀。目前,上述四大主体基本上是分散的,相关资源整合严重不足。此外,有很多政府、企业和高校成立了一带一路研究院,但大多数单位只不过是挂一块牌子而已,没有整合上述主体资源,没有进行实地调研,甚至没有专业的研究人员,最终很难向社会提供有分量的研究成果。国内主体资源的碎片化,必然无法形成合力,无法对接国际资源。 注重“一带一路”的细节问题。细节决定成败,有很多细节问题我们做得还远不够理想。例如,“一带一路”的英文译法较为混乱,特别是到目前还没有一个精准的英文缩写。首先“一带一路”的英文翻译不应和“战略”挂钩(the Belt and Road Strategy),而应强调“倡议”(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那么,问题来了,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的缩写是“BARI”,这个词容易让人产生歧义,因为它已经有特定的指代,即意大利东南部的港口城市“巴里”。如果把Initiative去掉,缩写变为“BAR”,又容易让人联想到“酒吧”。看来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虽然表述准确,但缩写困难。还有一种说法是New Silk Road Initiative,但这同美国的“新丝路战略”很类似,而且极易让人类比成中国的中亚战略或霸权计划。笔者建议,用One Belt One Road(OBOR),政府用“倡议”,智库或学者不妨就谈OBOR,避免所有的议题都同政府对标,导致很多事物被贴上政治标签,反而对我们不利。在国际关系舞台,很多全球议题被人们熟知,往往不是其全称,而是其缩写,如WTO、FIFA等。今天,“一带一路”有了大名,也要有英文名和小名。“一带一路”才刚刚上路,要做的事情远比我们想象得要繁杂、要细致。 不要过度放大“一带一路”的风险。从2013年9月至今,同“一带一路”搭配最多的词汇可能是“风险”,但诸多的风险分析基本上是泛泛而谈,而且仅仅讲风险是不够的,关键是要提供具体落地的可操作性建议。其实,中国企业不走出去也有风险,而且风险可能更大。原来问中国企业为什么要走出去,很多企业家回答:“要服务国家战略”。现在的答案往往是:“走出去是要解决生存压力。”可见,企业家越来越在商言商,这是件好事。因此,“一带一路”建设中,不要过分夸大中国企业走出去的风险,关键是自身要准备好、要把项目选好,要真正具有国际视野和品牌意识。美国、日本和韩国等国的企业没说要做“一带一路”,但他们实际做的就是“一带一路”,即用产品和文化“征服”人心。其实,中国企业的最大风险是中国企业性格的内向性,不走出去,中国企业会越来越被动,会越来越受制于人。 把产能合作的基本内涵讲清楚。“一带一路”上的产能合作要从“三个一”入手。具体来说:“一个前提”是中国在诸多领域拥有先进的富余产能,如钢铁、水泥、铝、平板玻璃等。“一个条件”是中国在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在铁路、公路、核电、电力等领域有竞争优势。上述富余产能能够提升沿线国家的基础设施条件。“一个路径”是在沿线国家就地取材,并建立相关园区,一方面开展基础设施建设,以解决中国富余产能的出路问题,另一方面可以促进沿线国家的工业化进程,最终实现合作工业化和共同现代化。当然,产能合作的升级版是基于平等与需求层面的产业合作。毕竟同产能相关的词汇往往是“过剩”“富余”,这些词汇首先不准确,是相对的,同时也容易形成“中国中心主义”的错觉。 把“一带一路”的文化意义讲清楚。“一带一路”的文化意义:首先,中国希望自身在和平发展的过程中能够赢得尊重,不希望国际社会把中国人和中国企业仅仅看作是“会走路的钱包”。其次,要强调中国文化具有世界意义。现代化、信息化的负效应就是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冷漠和疏离,人内心的孤独和空虚。即使在西方发达国家,暴力、自杀等极端事件依然是社会顽疾。故此,以“向善关怀”“正心修身”为内核的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也许能够对此做出独特的贡献。“一带一路”就是要通过文明互鉴解决相关国家的治理失败问题,解决深层次的国际冲突问题。再次,从本质上说,“一带一路”也是文化交流与人心亲近的项目,要让国际社会既“喜欢中国做什么”,也“喜欢中国是什么”。 总之,“一带一路”,需要我们一路行、一路思,唯有找准关键点,才能攻坚克难。[详情]

从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实践看“一带一路”外交
从孟中印缅经济走廊实践看“一带一路”外交

  孟中印缅经济走廊作为“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已先行启动,并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顺利开展奠定了基础。“走廊”关涉国家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公共外交状况存在较高的相似性,本文主要通过总结“走廊”公共外交的经验教训和有益尝试,探索未来“一带一路”公共外交的主要工作方向和着力点。 “丝绸之路经济带” 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简称“一带一路”)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出访中亚和东南亚期间提出的重大战略构想,得到相关国家高度重视和积极响应。孟中印缅经济走廊(简称“走廊”)作为其中重要组成部分,已先期启动。由于沿线三国特别是缅甸正在经历国内政治和社会转型,民意渐趋复杂,相继出现一些因公共外交不足引致的困难,做好公共外交的重要性和紧迫性凸显。“一带一路”覆盖面广,从公共外交角度汲取“走廊”建设相关经验,提早进行公共外交布局和统筹,对“一带一路”建设的顺利启动和成功推进具有重大现实意义。 “走廊”建设中公共外交存在的几点突出问题 一个完善的四国联通重大工程规划中,相关公共外交工作应该是一个非常全面系统的子工程。但实际上,由于“走廊”建设才刚起步,而我们的公共外交工作又相对滞后,目前所开展的工作非常有限,暴露出的问题比较集中,其中有一些是比较典型、突出且具有基础性的问题。 过度依赖政府外交,忽视民间外交 中国政府与沿线三国政府保持悠久的友好关系,主导了双边主要大型项目的立项和建设,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也推动了中国相关企业走出去并生根发展。这种合作模式多年来是比较顺畅高效的,企业习惯于依靠政府拿项目,由双边中央和地方政府解决项目立项、占地、规划开工等一系列手续问题,自身只负责具体承建和运营工作。但是随着三国特别是缅甸近年来社会转型步伐加快,其政府的影响力不复从前,议会、军队、政党等多权力中心和媒体、NGO、宗教组织等多利益群体共治的局面开始形成,企业单纯依靠政府外交的传统模式开始受到挑战。以缅甸为例,长期以来,由于中缅之间的友好关系,中国政府为缅提供了大量的资金、技术、服务等援助,但基本上都是经由缅政府的单一渠道分配下去的,其他利益群体对此所知甚少、所得有限,普通民众更是几无所知所获。在此背景下,特别是在缅甸国内新共治结构的磨合和形成过程之中,各新兴利益群体出于与政府分享权力的目的,或维护自身利益的需要,都对来自中方的援助和项目重新审视、提出关切和质疑。而这些经过国内外媒体的密集炒作,就由原来的没问题变成了近期的有问题,从小问题变成了大问题,从单纯经济问题转成了涉华民意问题甚至政治问题。应该说这些主要还是缅甸国内特殊阶段的产物,但同时也提醒我们,把鸡蛋放到一个篮子里,忽视对其他各利益攸关方的民间外交工作,是不可行也不可持续的。 企业单独开展公共外交,效果不彰 伴随着项目接连出现问题,不少企业开始意识到公共外交的重要性,并通过成立公共关系部、媒体事务部,招聘专业人员、划拨专项资金等,独立开展公共外交。他们明确宣示要承担社会责任,主动加强与当地的沟通交流,有的企业还建立了危机应对机制、当地涉华涉项目舆情跟踪机制等。但从专业视角和当地需求来看,这种企业单打独斗搞公共外交的方式也有根本性的缺陷。 首先,大多数企业还没有成熟的公共外交意识和能力。很多新成立的公共外交部门人员要么是从其他部门临时抽调来的,要么是从国内媒体招聘来的,基本都在沿袭内宣的套路搞外宣,还远谈不上真正的公共外交。比较突出的表现是热衷于请当地领导人出席企业各种活动、以中央主要媒体是否参加为活动是否成功的标准、追求人数多规模大的效果,不重视吸引当地媒体参与。相关活动大都是即时性的,有些铺张浪费的手法还招致围观民众反感。 其次,公共外交仍习惯于眼睛向上而不是向下,即致力于让高层满意而不是民众高兴。为了配合高层访问或当地官员视察,投入大笔预算,搞一些规模庞大的形象工程,随着剪彩仪式结束,项目也随之搁置。例如,中国个别企业在相关三国投巨资兴建医院、进口高端医疗设备,但没有考虑后续医护人员的配备和药品供应问题,导致漂亮的医院没有医生、闪亮的设备没人会用,周边民众怨声载道,给企业形象造成不好的影响。 三是存在花钱买平安、买形象的苗头。为及时解决不断出现的当地民众抗议、媒体负面报道、非政府组织示威等公共外交危机,一些企业便把公共外交资金投入到 “救火”式危机处理,甚至迫不得已靠花钱来“摆平”,但买得了一时的平安,买不到长期的稳定,有些群体的胃口被“吊高”,要价争相加码。 四是企业自身能力有限,独立公共外交往往事倍功半。企业自己建队伍、拉班子,既要联系媒体,又要对付各种各样的非政府组织,还要与当地的不同党派、宗教组织打交道,花钱多且始终处于被动地位。而传统友好关系,相关政府部门之间的合作和资源,政党、议会以及媒体、民间组织之间的关系,都没有充分利用起来,没有形成彼此联动、互相支持的局面。 对民生民意重视不够,反华情绪上升 公共外交贵在理念传播进而引起对象国民众情感共鸣,而中国公共外交还缺少共同的价值理念,没有形成共同体意识。在推进“走廊”的建设过程中,三国民众对中国的投资利弊得失认知不足,且缺乏对国际贸易相关法律法规的理解,非理性地追求中国企业投资程序透明化,当地政府与民众的矛盾容易外化为海外投资与社会的矛盾。 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项目多集中于资源、矿产等项目,本来就容易遭遇当地民众抵触。一些经验丰富的大企业会因此格外精心设计公共外交工作,先期开展项目周围的民生项目,循序渐进开展主工程,全过程都注重与民众沟通,及时化解其疑虑和不满。但一些企业在这方面主动作为有限,在出现当地民众要求搬迁补偿、环境污染补偿时,沿袭国内做法,把补偿款一次性划拨给对方政府,而不跟进关注相关款项是否及时分到民众手中,导致钱花了,但问题并没有解决。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出现了密松电站等项目的挫折。 中国民间组织尚未充分参与,有待培育 中国越来越多的民间组织开始有了“走出去”的意愿和能力,一些组织也领先采取了行动,周边国家成为首选对象。这些组织主要致力于在当地开展各类公益活动,对于修护当地民意损伤、巩固传统友好具有积极意义。但由于力量较弱、单打独斗,尚未对我国重大经济项目和“走廊”建设发挥应有的作用。一些草根民间组织虽走出去并初步扎下了根,但完全出于各组织的“个人兴趣”、依靠自筹资金开展公益活动,效果虽好,但影响有限,可持续性严重不足,不少组织面临资金短缺、不得不打道回府的困难局面。 另外,民间组织的活动没有与企业和政府的资源整合起来,没有形成互惠互利的支撑关系。草根组织常常没机会进入大型国企的“法眼”,很难得到企业的资助。不少民间组织在当地开展活动获得了一些涉及中国项目安全的一手信息,但没有渠道及时反馈到企业和相关部门,导致错失针对潜在危机提早应对的良机。 一些创新性公共外交探索值得关注并借鉴 在调研分析我们公共外交不足的同时,我们也深入了解一些新的公共外交探索,有不少可喜的发现,值得予以重视并推广。 一些重大项目开始重视早期的公共外交计划和收获 “走廊”建设中的一些大型项目汲取以往的经验教训,在项目的初步规划阶段,调集国内外专家共同进行项目所在地的风险评估和项目发展联合研究,制定配套的公共外交规划,开辟了履行企业海外社会责任的新模式。例如中信公司在投标缅甸皎漂特别经济区项目之前进行了大量的可行性研究,大力投资公益项目,与泰国正大集团合作,宣布在缅甸100个村庄设立乡村基金,支持当地发展,并实施“中信希望小学”和“中信诊所”等项目,引起当地广泛积极反响,铺垫了良好民意基础。 借力专业公共团队进行策划和咨询 不少企业通过聘用专业公关人员,与当地甚至欧美国家专业的公关公司签署合作协议,借助这些行为体在当地已建立的人脉关系和“第三方”优势,为公司项目和形象进行专业包装。中国在缅甸投资的万宝铜矿曾遭遇员工被缅甸当地反对人士绑架,在解救的过程中国外公关公司与当地宗教领袖的沟通起到了重要作用。不少企业也积极借鉴国外专业公共外交案例,加强与利益中立、专业的公共外交及风险管理专业公司及组织交流和学习;根据当前国际专业化公共外交经验,培训公共外交人才,快速提升政策分析能力、民意干预能力、危机应对能力、文化沟通能力等,效果显著。 民间组织和企业尝试合作开展公共外交 一些中国民营企业与国内外一些民间组织合作,通过购买服务、资金支持、项目招标等方式,将公益活动、公司形象塑造、项目推广等结合起来,实现互利互益的效果。华为公司在仰光成立公共关系处,聘请中国及当地的民间组织,共同设计一些活动,借此树立本企业致力于当地公益、惠及民众的良好形象。中国一些银行驻缅、印当地的机构也日益重视中国民间组织的作用,尝试把在当地活跃的民间组织拉进来,共同发掘项目所在地民众的兴趣爱好,以当地民众喜闻乐见的娱乐方式开展积极互动。比如中缅友协、蓝天救援队等民间组织都曾与中国驻缅银企多次合作,通过举办文艺活动、公益活动等,让当地广大民众了解、喜爱中国文化。 探索开展政府、企业、民间组织的统筹协调 当代世界研究中心等机构开始尝试开展政府、企业、民间组织三方协调机制,探索发挥多层次平台作用。 一是推动政府发挥政策指导、规划领导、资金引导、资源调配的功能,促使公共外交更有效地服务国家项目。 二是通过牵线搭桥,推动企业和草根民间组织之间的互利合作,充分发挥企业的资金优势并调动民间组织的积极性,使相关公益活动服务企业重大项目。 三是搭建政府、企业和非政府组织之间的有效沟通机制和信息共享平台,努力促进信息共享、资源整合。 这一探索刚刚起步,但得到了各方的热烈响应和积极支持。总的看来,这些探索尚且初步、远未成熟完善,但效果是积极的,有些工作为未来形成中国特色的公共外交探索了方向,积累了经验。 探索“一带一路”公共外交新思路 “走廊”关涉国家开展公共外交的情况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情况具有相似性,深刻总结“走廊”公共外交有益尝试对进一步开展“一带一路”公共外交具有重要参考意义。 高度重视公共外交,及早启动相关工作。“一带一路”是连接中国与欧亚的大通道,更是展现中国亲诚惠容周边形象的大平台。相关国家民意融合、友谊培育与沿线重大项目的顺利推进、成功建成同样重要,需高度重视公共外交工作,在实体项目实施之前开展相关民意沟通工作,为项目启动做好“安民告示”,为“一带一路”总体推进奠定坚实的民意基础。 与“企业走出去”配套,推荐“民间组织走出去”。“一带一路”建设将是带动和实践中国企业走出去的宝贵契机和重要平台。但走廊建设实践证明,企业走出去在异国他乡独自打拼多是事倍功半的,特别是在相关国家政局动荡、经济转型、社会多元多变等形势下,很可能面临“走出去但走不下去”的情况,甚至不得不扔下大笔资金“走回来”。应从战略高度认识民间组织在双方民意沟通、民心联通中的独特作用,思考民间组织走出去战略。以“一带一路”为试验场,探索企业与民间组织携手走出去,各展所长的新路径,共同落实“一带一路”的道路联通、民心相通的战略目标。 重心下移,着力争取民心沟通民意。要摒弃形象工程、面子工程、眼睛只向上等错误做法,着力做惠民利民便民的实事。应逐一分析沿线国的政治经济形势和社会构成,针对精英、智库、媒体、青年、民间组织等不同群体的关切和疑虑,不断调整相关公共外交策略。邀请中国政府、企业和民间组织分别开展主动回应和说明解释工作,增进各方对具体项目、“一带一路”总体规划以及中国周边政策的理解。大力倡导共同发展理念、共同建设模式、共同命运意识,拉近双方民心、巩固传统友谊。 整合各方优势资源,互相配合、形成合力。应以“一带一路”建设为契机,探索政府、企业、民间组织共同配合、相互补充的新模式。政府应创新对外援助政策,借鉴国外成熟有效的通过民间组织公益援助等方式,将一定比例的援助资金和项目通过公开透明方式,交由国内外专业民间组织来承办。加强政策指导、资源调配、信息沟通等工作,为企业和民间组织在公共外交和项目建设一线做好支持和服务。企业作为公共外交的主要需求方和受益方,要发挥好主体作用,提前制定项目的公共外交规划,并通过资金、资源等杠杆,调动国内和当地民间组织、媒体、智库等利益攸关方的积极性,多层次编制“公共外交网”,切实做好项目的防护工作。国内民间组织要积极走出去,主动争取政策支持、贴近重大项目,寻找自身活动与政府、企业需求的契合点,互利共赢。 孙海燕:当代世界研究中心主任。 黄 蕊:当代世界研究中心副研究员。[详情]

当研中心举办“一带一路”企业代表交流研讨会
当研中心举办“一带一路”企业代表交流研讨会

  12月26日, 当研中心举办了“一带一路”企业代表交流研讨会,共同探讨如何协同做好“一带一路”建设。中国石油天然气股份有限公司、中国电力投资集团、中国铁建国际集 团、中国交通建设股份有限公司、国家开发银行、华为技术有限公司等从事“一带一路”地区投资建设的相关企业负责人围绕企业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投资经营 所面临的政治及安全风险、在沿线国家开展企业社会责任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展开交流,会议还就如何统筹协调各方资源有效开展公共外交,以及如何为企业项目顺 利实施营造良好的舆论和经营环境等进行了探讨。 会议现场 [详情]

赵明昊:“一带一路”建设 需要怎样的中国智库
赵明昊:“一带一路”建设 需要怎样的中国智库

  2015年3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和和商务部三大部门经国务院授权,共同发布“一带一路”愿景与行动白皮书,这标志着“一带一路”建设正式进入实施阶段,这一国际合作倡议如何能真正“落地”成为各方关注焦点。 扯开嗓子喊不如抡起袖子干,时至今日,对于“一带一路”这个既定大项目,需要超越简单的褒贬、超越宏大叙事,多琢磨些项目推进的“痛点”,多想些解决问题的实招儿,尽力把这件很难做好的事情做好。 应对软约束、软遏制 在中国政府的大力推动之下,“一带一路”业已成为理解未来一个时期中国国家发展战略的核心关键词,成为观察中国内政外交深刻变革的一个窗口。较之以往的对外经济合作,“一带一路”建设不仅仅是为了多签些合同、多做点生意,也不是简单地加大对外开放,不是简单地搞些“油气管线外交”,更不是要建立以中国为中心的地区或国际秩序。它的要义在于“整合”与“提升”:整合各国发展的动力、强化自主发展的韧性、更新“现代化”的理念,努力形成一系列能适应中国内外环境新变化、新趋势的创新性思路和做法,促动中国国内的相应变革,包括强化政府提供(海外)公共服务的能力。 “一带一路”建设,当然有其安全方面的关切和要素,但应避免将一个主要着眼于国际发展的外交倡议过度“地缘政治化”和“安全化”。美国2011年提出的“新丝绸之路”计划,带有使中亚国家“南望”、“南下”进而摆脱俄罗斯影响力的用意,这也直接削弱了该计划的可行性,这是中国需要汲取的教训。在“一带一路”建设的初期,中国还是应聚焦如何最大程度地扮演好地缘经济的角色。 “一带一路”建设,需要“统着看、分着干”,既要有适当的顶层设计和整体战略框架,也要直面其多元化、分散化甚而是碎片化的特点,不贪大求全,不好大喜功,要有“在商言商”的分寸感,不要高估中国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资源和能力。与此同时,要看到通过“一带一路”,可带动解决很多困扰中国外交和对外经济合作的长期性难题,比如中国对西部邻国的外交投入不足、中国企业参与国际产业合作的能力不强、中国民间组织的在国外开展活动的本领不够,等等。 “一带一路”的这种带动性作用,还体现在帮助重塑国人的“世界观”和中国的国家属性,使中国人的眼睛不再仅盯着美国和欧洲,而是将目光投向更广阔的发展中国家世界,并认识到中国不仅是一个居于欧亚大陆东部的陆权力量,它也需要拥抱海洋、走向“深蓝”。 也就是说,千万别把“一带一路”看小了、看窄了,如果只是想用它来圈地圈钱争资源,而不是将其作为全方位提升自身竞争力的契机,就太过狭隘了。“一带一路”力求实现的,不仅是设施、货币、贸易方面的硬联通,也尤为重视“政策沟通”和“人心相通”,而这两个“通”实际上是互联互通之下的软联通,所要克服的正是中国行为体在海外扩展“足迹”时不断遭遇的软约束、软遏制。过去,中国企业“走出去”,遇到的大多是商业风险、经济风险和法律风险,而伴随着“一带一路”的推进,这些企业会更多遭遇政治风险、社会风险,甚至是文化风险。“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大多处于敏感复杂的转型阶段,内部政争、族群矛盾、教派冲突、跨境安全威胁等问题比比皆是,对于大多数中国企业,想要搞明白这些问题都相当困难,更何况还要想办法去应对。 换言之,“一带一路”的建设,必须高度重视国际经济合作的软环境优化问题,切实为中国企业“走出去”、“走进去”、“走上去”以及(必要时候)“走回来”保驾护航。可以说,在“一带一路”建设中,软环境优化问题正成为一项硬任务,也是一根难啃的硬骨头,而这在很大程度上关乎中国智库的使命担当。 有特色才有活路 中国智库“多而不强、有库少智”的问题已经为很多人所诟病,“一带一路”建设应当有助于这一问题的解决,而不是反过来使其加剧。 目前,很多高校和地方都成立了冠以“丝绸之路”的专门研究机构,然而基本上都还是“空壳子”、“虚体机构”。我们真的需要那么多大而无当、包打天下的“丝路研究院”吗?并且,很多这类机构到国外去宣讲“一带一路”,大多是低水平的重复劳动。波兰一家智库负责人近期就抱怨说,一个月接待了来自中国的9批智库代表团,都是来宣讲“一带一路”,可听来听去,也听不出什么门道;每个代表团都大谈合作,可又都说不出具体要合作些啥。 “一带一路”建设不应成为制造“智库泡沫”的助推器,智库要想搭乘“一带一路”的快车,就必须踏踏实实地对接需求、突出特色。不需要再对“丝绸之路”进行泛泛的研究,而是应将任务分解、重心下移,采取“模块化”的方式确定研究议程。“一带一路”能否顺利落地,说到底,还是对中国政府、企业、社会组织和个人的一种能力测试,它可以分解为很多相互关联的“能力模块”,比如企业实施“公司外交”的能力、民间组织与东道国社会的接触能力等。在中国智库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过程中,要特别注重智库的特色型发展,有特色才有活力,有特色才有活路。 除了特色型发展,中国智库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还要努力完成一种转型,即成为兼具研究、倡议、行动能力的新型智库,改变过去那种只满足于纸上谈兵而不注重实际政策影响力、对策建议也缺乏可操作性的弊端。具体而言,智库需要求实、求新、求声音、求人才,才能在“一带一路”所带动的智库竞争浪潮中行稳致远。 第一是求实,要与政府职能部门和在一线奋战的中国企业做好深度对接,找准“痛点”,整理出有实际意义的“问题清单”,使研究议程的设定更加有的放矢,同时借此确保研究产品和服务“适销对路”。也需要掌握好其他智库的研究动态,不做无谓的重复劳动,不开议题雷同的研讨会,不办没有特色的刊物,不搞空对空。 第二是求新,需要在研究方法和模式上进行更新升级,不能满足于“手工作坊式的”研究,要探索区域和国别问题研究的新路径,也要善于运用大数据等新的研究工具。比如,利用大数据手段,及时监测东道国的民意变化,尤其是社交网络上涉及“一带一路”的民意热点,把传统的“大舆情”分析进行改造、细化,多做针对具体项目、针对具体领域、针对具体人群的民意调查。 第三是求声音,智库除了建言献策,还要注重强化“战略传播”或曰“造势”的功能,不能只是在中国国内讲得热火朝天,必须想办法在东道国讲好“一带一路”的故事,而这里的“好”是副词不是形容词,不能只讲“好事”或是只拣好听的讲,也得讲清楚中国方面的难处。如果中国智库的声音能够在当地入耳入心,甚至对当地政府的决策产生影响,那才算真有本事。 最后是求人才,“一带一路”智库建设面临的最大问题是,缺少合格的区域和国别问题研究人才。唯有满足以下四个标准才能算作合格,一是精通当地语言;二是在当地做过长期的田野调查;三是在当地有较好的人脉关系;四是有一定的政策意识。可采取政府、企业、民间组织和智库“四位一体”培养这类人才的模式,使他们用好“小旋转门”,有值得全心投入的职业发展前景。此外,还要思考如何用好国外人才资源,构建国外人才网络,为中国智库的研究和公共外交工作提供助力。[详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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