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年前北京规划之争梁思成曾提出行政中心西移方案，终被“旧城之上建新城”观点取代“梁陈方案”中的行政区域大体分布草图。

　　不少专家认为，北京城市发展长期以旧城为单一中心、新区包围旧城、同心同轴向外蔓延的模式，与新中国成立初期形成的“旧城之上建新城”的规划方案是一脉相承的。而追溯规划之初，苏联专家、国内著名建筑学家曾就此发生过一场持续3年之久的方案之争。

读冠军背后的故事 走入香港梦想之都 大型休闲游戏燃烧战车 盛夏靓丽风景线

　　专家们基于不同的立场与考虑，提出“行政中心留在旧城”、“行政中心西移”等不同的规划方案，一时争执不下。直到1953年11月，北京市委成立的规划小组提出的《改建与扩建北京市规划草案的要点》得到认可，“行政中心区域设在旧城中心区”的规划方针确立，方案之争终告一段落。

　　“梁陈方案”：行政中心西移

　　新中国成立初期，当北京城的城墙、城楼、牌楼都完整存在的时候，建筑学家梁思成竭力主张：要完整保留北京古城。他遇到知音———曾留学英国的著名建筑家陈占祥。1950年，俩人联手提出了《关于中央人民政府行政中心区位置的建议》，将自己的观点变成了具体的规划，也就是后来北京规划史上著名的“梁陈方案”。

　　此方案的核心是：为疏散旧城压力，行政中心西移，在西面建立新城。具体建议是：展拓城外西面郊区公主坟以东、月坛以西的适中地点，有计划地为政府行政工作开辟行政机关所必需足用的地址，定为首都的行政中心区域。后来，陈占祥在专著中对方案进行了解释说，新市区主要在复兴门外，长安街西端延伸到公主坟，以西郊三里河作为新的行政中心，把钓鱼台、八一湖等组织成新的绿地和公园，同时把南面的莲花池组织到新行政中心的规划中来。方案明确提出要疏散旧城区的人口。

　　“方案”的规划草图中，行政中心区以南还规划了一个商务区，大致位于今天的北京西站及周边地区。这样一来，北京将拥有三个相互联系又功能区分的中心区域，行政、商务、文化功能区分离，各自组团式发展。

　　苏联专家方案：天安门广场为行政中心

　　梁陈提出方案前后，在两个突出问题上遇到了对立面。一是有关行政中心的确立。1949年，在聂荣臻主持的城市规划会议上，苏联专家巴兰尼克夫提出一份《关于北京市将来发展计划的问题的报告》。该报告提出，要以天安门广场为行政中心。

　　苏联专家们还作了一份详细报告，对巴兰尼克夫的计划进行了论证，强调行政中心区放在旧城内的经济性问题，“在旧城内已有文化和生活必需的建设和技术的设备”，“但在‘新市区’是要新建这些设备的”。

　　苏联专家支持行政中心设在旧城的另一个理由是借鉴莫斯科的经验，“当讨论改建莫斯科问题时，也曾有人建议不改建而在旁边建筑新首都，苏共中央全体大会拒绝了这个建议，我们有成效的实行了改建莫斯科。”

　　报告还对梁思成主张的建设西郊新市区的设想予以反驳，指出这是“放弃新建和整顿原有的城市”。

　　“华南圭方案”：北京旧城不必全保

　　在关于完整保留北京的问题上，“梁陈方案”同样遭到反对。很多人认为完整保留北京太过保守，该保留的保留，不该保留的就应摒弃。

　　留法回国、我国工程学先驱的华南圭是反对者之一，他的观点颇具代表性：“对待遗产应区别精华与糟粕，如（故宫）三大殿和颐和园等是精华应该保存，而砖土堆成的城墙则不能与颐和园同日而语。”

　　1949年，华南圭提出了《北京新都市计划第一期计划大纲》，在示意图中可见北京城是个密集的网状结构：原有的建筑与格局被改变，城墙被拆除修筑环路，市区内除故宫、天坛、地坛、天安门广场等少数地点外，其余均被道路横平竖直地切割成密密麻麻的小方块。梁思成将之批评为“纯交通观点”。

　　“朱赵方案”：力挺苏联专家

　　使“梁陈方案”完全陷入了孤立境地的，是1950年北京市建设局工程师朱兆雪、赵冬日提出的《对首都建设计划的意见》，他们大力肯定了行政中心区域设在旧城的计划。

　　该方案中说：“北京旧城是我国千年保存下来的财富与艺术的宝藏，它具有无比雄壮美丽的规模与近代文明设施，具备了适合人民民主共和国首都条件的基础，自应用以建设首都的中心，这是合理而又经济的打算。”

　　建立新城和保护旧城的成本都太高，朱赵与苏联专家一样，同样认为经济原因是“梁陈方案”不可行的重要理由。

　　毛泽东定调第一规划最终确定

　　如果说苏联专家、华南圭等人反对“梁陈方案”是纯粹的学术争论，那么还有一些反对的观点则带有强烈的时代色彩。一些人批评梁陈与苏联专家“分庭抗礼”，与“一边倒”政策“背道而驰”；更有严重的指称他们设计的新行政中心“企图否定天安门作为全国人民向往的政治中心”。

　　争论一直持续到1953年。当年6月，北京市委成立了一个规划小组，聘请苏联专家指导工作，在党内研究北京的规划问题。11月，规划小组提出了《改建与扩建北京市规划草案的要点》，其中明确指出行政中心区域设在旧城中心区，而且要在北京首先考虑发展工业的计划。

　　《要点》还有一个明确的思路：“要打破旧的格局所给予我们的限制和束缚”，具体是指对古建筑物既不能一概否定、也不能一概保留，“目前主要倾向是后者。”此《要点》得到有关部门认可并予以实施。随着这个北京城市第一规划的出台，方案之争偃旗息鼓。

　　据彭真的秘书马句的回忆录记载，《要点》是在毛泽东表态后才确定下来的。

　　当苏联专家提出那份“以天安门广场为行政中心”的规划意见时，聂荣臻见到后非常高兴，送给毛泽东。毛泽东说：照此方针。于是，以旧城为基础进行扩建的规划方针就此确立。

　　曾引发城墙拆保争论

　　方案之争还产生了一个严重后果，当行政中心在旧城的原则确立后，代表了北京作为旧朝都城标志的明清城墙的存废问题也开始凸显。一时间，拆和保的各种理由纷纷四起。但是争论归争论，外城墙在上世纪50年代被彻底拆除，1965年修北京地铁，内城墙开始被连根挖除。

　　北京城现今的环线地铁就是沿着当年城墙的线路修建的，曾经的每个城楼现成为地铁车站的站名，看环线地铁示意图，还可以想象一下城墙、城楼完整保存时的态势。

　　对于城墙的保存，“‘梁陈方案’”中曾作出过这样的美妙设想：“‘今日这一道城墙已是个历史文物艺术的点缀……城墙上面是极好的人民公园，是可以散步、乘凉、读书、越报、眺望的地方，底下可以按交通的需要开辟城门。”

　　其实早在在城市规划初期，梁思成与华南圭就有着城墙存废的不同观点。到了1953年，城市规划方案定下了行政中心在旧城的原则之后，华南圭之子，法国留学归来的华揽洪和陈占祥都参与到了最终规划草案的拟定中，这次城墙又成为两位各自方案的争论焦点。

　　在华揽洪的甲方案中，对旧城的原有格局作了较多的改变。华揽洪认为城墙可以拆除一半，而在陈占祥的乙方案中，完全保持了旧城棋盘式道路格局，城墙要全部保留。他们就城墙发生争论，但就在他们争论之时，绝大部分人主张拆掉城墙，而且拆除城墙的行动已然开始。最终，他们两个的甲乙方案都未得到采纳。

　　方案之争

　　反对“梁陈方案”理由是成本太高

　　反对者认为，建立新城和保护旧城的成本都太高。

　　“如果放弃原有城区，于郊外建设新的行政中心，除房屋建设外还需要进行一切生活必须设备的建设，这样经费大大增加……同时如果进行新行政区之建设，在人力、财力、物力若干条件的限制下，势难新旧兼顾，将造成旧城区之荒废……而于郊外另建新行政中心的方案则偏重于主观的愿望，对实际可能的条件估计不足，是不能采取的。”

　　“梁陈方案”反驳旧城建新城劳民伤财

　　事实上，“梁陈方案”中对以上意见已经进行了反驳。方案中论述道：在旧城内建设行政中心区，将通过兴建新住宅、迁移人口、拆房、处理废料、清理地基等一些列过程。方案认为，这样才是真正的伤财又劳民。

　　而且对于旧城内建新城的方案，“梁陈方案”提出了几处缺陷：一方面，如果大量建造新时代高楼在文物中心区域，必会改变整个北京街型，破坏其外貌，这同保护文物的原则相抵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