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商报：受贿款济贫 法律不难堪

　　湖南一位副市长“出事”了，不像别的贪官，他出的事让我们很是左右为难。难在何处，请看：

　　湖南临湘市(隶属岳阳的一个县级市)的副市长余斌，被岳阳检察院指控收受贿赂共计人民币22.5万元。但在法庭上，余斌向法庭出示了11份票据和数十份证言，证实他所收受的钱财中，有15.47万元已被用于扶贫帮困、社会赞助和公务活动。余斌承认自己私自收受他

人财物，但他认为自己只是违反了党纪政纪，并没有违法犯罪。也有不少余斌的同事及当地群众认为，余斌收受贿赂主观上不是为了自己，应该不算受贿。此案引起极大反响。受贿款用于扶贫，不由人不惊诧于他的另类。

　　告诉大家一下法院的判决，岳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终审裁定余斌有期徒刑三年，缓期五年。争论首先从法院的判决开始：判决是太轻还是太重？公诉方检察院认为“量刑过轻”，余斌则认为自己“不应领刑”。前者的理由是“法不容情”，而后者更有一个“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高尚借口。这两种声音都不乏支持者，但是绝大多数人却都是基于同一个前提认同：余斌是值得同情的。

　　见过贪官，真没见过这样的贪官。那么余斌是善还是恶？

　　如果一分为二地看问题，“受贿款济贫”带来的思考就简单了。

　　一个人做错事就要受惩罚，这在法治社会没有什么疑问。一个人做错事，也许有一万个理由，但这一万个理由都不及法律大，违背法律，必须要受到法律的严惩。余斌受贿款济贫一样犯有受贿罪，而受贿罪跟怎么使用受贿的款项是两个不同概念。一个窃贼，把窃来的钱拿一点出来，给一些人，这不能改变窃贼的本质，他还是窃贼，不过是可以算做有一点良心的窃贼。

　　余斌的做法根本不能使其“受贿”合法化，更何况，其扶贫帮困的本意也不明晰。最简单的判断是，其济贫款总数没有超过受贿款，也就是说，他在用非法的钱去“行善”，其行为本身不能和纯粹的爱心相比，而到司法部门要问罪的时候，拿出这样的“票据”，更有用来“堵枪眼”以保全自己的嫌疑。而且，他在“济贫”中，已经得到了荣誉，拿这些来掩盖犯罪的本质，此路不通。

　　思考的另一方面是，余斌与那些贪污受贿完全占为己有，大肆挥霍的丑恶现象相比，有着善的一面。对之，确实应该有酌情的减轻处罚，这也符合多数人们的“感情”，符合从轻的情节。根据判决结果看，法院在量刑时，还是考虑到了其将受贿赃款用于扶贫的因素，对其判决没有课以重典。

　　大家不愿意将余斌想象成一个善于表演的骗子，但余斌博取公众广泛的同情甚至好感，应该值得我们深思。公众对其不惜奉上“好官”的花翎，这说明大家的“要求”太低了吗？我看非也，核心因素应当是公众对贪官的愤怒，愤怒累加之时，一点点的“善举”便博得了非理性的同情，只能反衬着失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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