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政府效率名列世界第一的背后

　　策划人语

　　排名并不是一种游戏，它给一个国家或地区画出一个坐标。位置之变总有因由。

　　今年3月中国社科院发布的《中国竞争力报告》和5月瑞士洛桑发布的《全球竞争力报告》，都将香港的名字闪亮地标在数一数二的地位。

　　这种情况之于香港略显陌生。在90年代末的时候，香港虽然抵御了金融风暴的更大破坏，但本地经济实力的下滑凸显了香港高昂的营商成本和劳动力成本所带来的负面效果。2000年，随着世界经济论坛和瑞士洛桑调整了“科技创新能力”在竞争指标体系中的比重，科技研发能力低和成果转化率低一下子将香港甩在了“亚洲四小龙”之末。

　　“积极不干预”的政策和制度创新使艰难的爬升者手握金杖。当雄心勃勃的竞争者和学习者从不远处围拢而来——耐力的比拼才刚刚开始。

　　本刊编辑部

　　“积极不干预”之剑

　　□本刊记者 胡家源

　　洛桑报告

　　香港财政司司长唐英年今年有两件感到高兴的事情。

　　一是香港政府自1997年回归以来首次在经营及综合项目上同时出现盈余，提前3年实现收支平衡，按照他的说法是“彻底摆脱了金融风暴后的经济低迷”；二是有权威报告指出，香港连续两年保持了国际竞争力全球第二的地位，仅次于蝉联榜首的美国，政府效率更是名列世界第一。

　　作为财政司司长，他已经是第二次听到后者带来的好消息了。这一数据源自于已被大多数国家所承认的洛桑全球竞争力评价体系，简称“洛桑报告”。

　　5月10日，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学院(IMD)公布了这份2006年版的《全球竞争力年度报告》。在综合分析“经济运行状况”、“政府工作效率”、“商务活动效率”和“基础设施状况”等四个项目的上百个指标后，IMD给香港打分是96.9。这不仅令香港保持了去年排名第二的记录，也缩小了与美国的差距，拉开了屈居第三的新加坡近6分。

　　值得注意的是，在上述四项涉及竞争力评分方面，香港在政府和经商效率方面连续两年都是世界第一，在基建方面也较去年有所改善，由第20位跃升至第16位。对此，IMD世界竞争力项目副总监Suzanne Rosselet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香港政府的高效和务实，对于帮助恢复本地商业的信心以及引进外国直接投资，有显著的推动作用。”她尤其对政府所选择和坚持的政策方向给予了很高评价，当然，这个评价是IMD通过各种途径向当地商界人士所了解到的。

　　事实上，这一作用在东南亚金融风暴期间表现更为明显。当时香港虽然受到风暴的直接冲击，但在有关国际机构对全球国际竞争力的排名报告中，这一地区在1998年仍旧拥有国际竞争力全球第三的优势，并连续4年保持了这一地位。

　　按照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开发学院的排序结果，东亚金融危机后的1998年与危机前的1997年相比，构成香港国际竞争力的8个一级指标中，位序保持不变或上升的指标共5项，分别为国际化程度、政府作用、金融环境、基础设施和国民素质，占8个分析指标的62.5%；位序下降的指标3项，分别为本地经济实力、企业管理和科研开发，占全部一级指标的37.5%。

　　基于此，尽管香港经济受到金融风暴的影响而长期低迷，但由于其政府的良好表现，香港仍然继续保持较强的国际竞争力。“政府作用是香港在所有国际竞争力指标中排名最高的一项，同时自1992年以来连续十几年一直保持不变，表明国际组织对回归前后的香港政府一直给予高度评价。” 深圳综合开发研究院华南研究中心主任谭刚认为。

　　不过他同时指出，人们在反思金融危机的启示过程中，对香港政府引导经济结构调整达成了共识，但这并不意味着政府全面干预经济，或者出现任何问题都要指望政府来引导，“特区政府应当调整过去的积极不干预政策，但也绝不能放弃长期以来自己的成功经验”。

　　这一成功经验，在复旦大学世界经济研究所所长华民看来，首先在于香港所选择的政府边界，也就是政府对自身与市场的角色定位，简言之“政企关系”。

　　政府的边界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负责生产公共品，创造一个宽松的投资环境，以及良好的商业秩序。”华民告诉记者，所谓“积极的不干预”，并不代表无为而治，而是要在公共品生产的临界值以内，做应该做的事情，“政府的行为，多跨出一步，市场就没有了，少跨出一步，市场就运作不灵”。

　　对于“积极不干预”这一政策的含义，被现任特首曾荫权称为“伯乐”的香港前财政司司长夏鼎基曾作过如下的解释: 它“并不是放任主义的另一个花巧名目, 或者是‘什么也不做’的态度的掩饰”，而是“一种看法, 认为一个政府如果试图分配私营部门可用的资源，强行打击市场力量，对一个经济体系的增长率，特别是一个以对外贸易为主的经济体系，通常都是徒劳无功和有害的，无论短期的后果是如何的令人难受”。

　　这段源自他1982年2月1日在伦敦市政厅海外银行公所周年聚餐会上的讲话，清晰地表明了香港经济政策的实质。也正是这一点，使得香港在美国传统基金会和《华尔街日报》发布的《经济自由指数》报告中，连续11年稳居榜首，即使是在凯恩斯主义盛行的年代。

　　“在微观经济和产业方面，香港基本没有严格意义上的产业政策，政府并不特别扶持或资助特定产业的企业，企业拥有在市场条件下完全的创立、运营和投资自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研究员胡怀国撰文指出。

　　而香港的贸易政策，只对烟酒和化妆品等少数特殊商品征收关税，且基本不存在非关税贸易壁垒，各种产品和生产要素都能够较为自由地进出香港。“你可以发现，香港政府在国际贸易上的税收收入为零，这意味着零关税。”华民告诉记者。

　　与此同时，香港一直奉行“预算平衡、略有结余”的理财方针，推行简单税制、低税负的税收政策，其所实行的联席汇率制度更是成为众多发展中国家纷纷效仿的圭臬。

　　正是在深信“企业家远比政府官员了解市场”的前提下，香港政府对“市场主导，政府辅助”的经济哲学热衷有加。正如曾荫权在担任政务司司长时所描述的，每一天，本港市民和各行各业作出了数以百万计的经济决定，香港经济正是由这千百万个决定所合成的力量而推动，“要增强这股经济力量，政府必须鼓励多元发展，让自由市场茁壮成长，以及让个人选择发挥功能，政府在处理经济问题时，虽然敢于创新，但绝不会强行制定有违市场自然发展的经济策略”。

　　对于这一点，华民给记者举了一个例子。

　　目前，香港政府正在中文大学旁边建立一个科技创新园，一期已经完成，“圈了很大一块地，香港政府做什么？填海造地，七平一通，盖了十几个办公楼用作科学研究，还花费好几千万美元买进公用的科学检测平台。”他介绍说，和内地不同的是，香港还申请了全球专利保护库。不过，政府做到这一步，就不会再做下去了，它不会建立风险投资基金，不会出钱或是下指令去做研发，因为这样等于把企业排挤出市场了。

　　“政府到底想要在经济中扮演什么角色，想控制还是想服务，这是问题的根本差别。”他认为，香港人很简单，能力大的开公司，能力小的开小店，全民都在经商，政府能够提供服务的机会，到处都可以创造。

　　双刃剑

　　不过，任何经济政策都不可能保持绝对的正确性。

　　伴随着90年代初向服务型经济的转型，香港政府对经济的“积极不干预”，却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当地实行多年的高地价高

　　挑战还不止这一个。

　　为了反映知识经济的到来，IMD和WEF对2000年国际竞争力评价的指标体系作出重大的调整，加大了科技创新能力的比重，并将其放在金融环境指标和国际化程度指标同等重要的地位。按照这种调整后的指标，香港则由1999年的第三位下降到第八位。

　　截至1997年，港府实际过去每年对科技投资额年均仅占本地生产总值的0.03%，大大低于韩国的1.84%和新加坡的1.27%。“此前香港政府奉行的‘积极不干预’政策，并没有对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提供必要的扶持措施，也从来没有制订整体科技发展计划，香港的政府构架中甚至长期没有主管科技发展的机构。”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专家表示。

　　事实上，从IMD历年报告分析中可以看到，科学技术指标在香港国际竞争力指标体系中一直处于弱势地位，1992～2000年其世界排序徘徊在第22到25位之间。

　　Suzanne Rosselet在接受记者采访时也表示，香港在过去的成功依靠它的比较优势——制度的强大和政府的高效，以及国际交易中心的地位，但它面临的却是如何寻找新的推动力的问题，科技仅仅是一个方面。

　　虽然早在香港回归之初，时任特首的董建华就曾在连续几年的施政报告里，将香港的目标定位于亚太地区的科技中心，并先后为香港制定了以亚洲中药中心、亚洲高科技中心为目标的发展计划。但几年过去，这些计划都不了了之，不再被提及。

　　“一个原因在于，香港有它成长的路径，它可以走高端的路线，可以把别人高科技的东西拿过来用作办公和交易，用作市场里面的技术手段，但它本身对这个没有竞争优势。”华民向记者分析说，香港整个商业文化决定了这里本质上是一个交易的场所，本身并不适合做科技创新。

　　那么，香港新的推动力究竟在哪里呢？

　　回到上文提及的科技创新园，目前香港正在试图从全球范围内招商引资，目的很纯粹，只是做研发，完成之后放进政府的知识产权库里受到保护，而这些科研的成果，则被放在深圳进行加工转化。

　　曾经十分经典的“前店后厂”(深圳加工，香港销售)又多了一个环节——香港研发，正如华民所言，香港向创新经济的转型，本质上还是要以交易为中心，“香港应该做的，是着力为科技创新提供‘服务’，无论它来自哪个国家，什么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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