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是从单体保护走向整体保护，以更全面的认识去深化文化遗产保护的内涵。名城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仅仅注重保护文化遗产单体，是远远不够的，这样割断了文化遗产的整体性、系统性和综合性，一处处文化遗产就沦为“文化孤岛”。文化名城的生命与性格、历史与记忆存留于城市空间和时间中的生命热度、岁月痕迹、文化积淀、环境载体。因而文化名城保护的第一层次、第一标准、第一境界、第一规范应当是整体保护，历史造成的无奈，退而求其次，才是历史街区和建筑单体的保护。名城保护的核心和灵魂，在于它的完整性与真实性。名城保护永远不能说晚，理想永远不能放弃。一个拥有完整历史风貌的城市，才是一个伟大的城市，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历史文化名城。

　　两年多来，大同致力于保护文化名城整体，保护范围北至操场城街，南至北都街，东至御河西路，西至魏都大道，面积约4.8平方公里。在这个范围内，没有建设控制地带、没有环境协调区，全部划定为保护区域。该区域内对古城风貌造成严重破坏的多层建筑，全部列入拆除范围，目前已拆迁近300万平方米。所有历史文化遗产全部划定为保护对象，尽最大可能保留其历史文化信息，恢复古代城市的基本格局。

　　三是从两相对立走向两全其美，以更宽阔的空间去包容文化遗产保护的张力。历史文化名城保护长期在保护与发展的矛盾夹缝中徘徊，剪不断，理还乱。为了保护，我们划定了保护范围；为了发展，我们划定了建控地带。殊不知，正是建控地带的规范，历史文化名城的整体风貌被肢解，厚重的历史文化气场被粉碎。我们一直试图找到保护与发展的最佳平衡点，但无情的现实一再告诉我们，这是水中月、镜中花。在一个仅有3.28平方公里的古城区，保护与发展是一对永远无法调和的矛盾。

　　早在20世纪50年代，梁思成和陈占祥先生就提出北京古城保护的“梁陈方案”，即保护古城，另辟新区，把保护放在古城，把发展放在新区。2008年初，大同提出“一轴双城，分开发展；古今兼顾，新旧两利；传承文脉，创造特色；不求最大，但求最佳”的名城保护基本思路，正是梁思成先生那永远闪烁着时代光辉的城市规划思想的具体实践。立足古城搞保护，跳出古城求发展，把保护与发展分开，在两个不同的空间，寻求两全其美、互利共赢之路。

　　在这里还需说明一点，我们讲与“保护”相对应的“发展”概念，是一个狭义的概念，仅仅是指城市空间开发强度带来的收益。从广义的发展讲，一座完整历史风貌的古城，价值连城，是昨天的辉煌，今天的财富，明天的希望，在保护中孕育着一个文化旅游大产业的发展。保护就是最大的发展，两者是统一的。一个有远见的城市决策者，不仅应该把文化遗产保护作为自觉的责任，更应该站在文化发展的高度看待文化遗产保护与城市发展的关系，以文化资源决定城市发展的战略，以文化特色创造城市发展的价值。

　　四是从文物造假走向修旧如旧，以更传统的方法去延续文化遗产保护的生命。近年来，在文化遗产遭遇巨大建设性和自然力双重破坏的历史条件下，寻找积极的文化名城保护之路是当务之急。应当看到，中国建筑与西方建筑是有明显差异的。从物质结构层面看，西方以石头结构为主，残垣、孤柱可以露天保存，展示残缺之美；中国以砖木结构为主，屋宇残破不堪难以保存，不加修复就会彻底毁灭。从文化审美层面看，西方以单体高大雄伟取胜；中国以群体神韵意境见长，单体孤存，没有群体连续空间背景，无法体现传统建筑之美。这无论从故宫群体，还是晋商大院、平遥古城，都能找到很好的例证。

　　但大规模修复，又会触动禁止复建的底线，蒙受“文物造假”的责难。其实，文物保护自古以来就有经常保养、局部维修加固、重大修缮和复原重建等方法，这样才使许多重要的建筑得以传承下来。可以说，没有历代的修缮、复建，就没有中国传统建筑的传承。问题的关键在于区别“文物造假”与“修旧如旧”，不能把文物“修旧如旧”正宗传统方法，不加辨析，笼而统之斥为“文物造假”。大同在大规模的古城保护和修复中，遵循修旧如旧的基本原则，坚持了四个基本方法：考证充分、遗产本位、“四原”保存、浑然一体。

　　五是从个性泯灭走向特色张扬，以更突出的魅力去彰显文化遗产保护的价值。全球化带来城市发展的趋同化，导致“南方北方一个样，大城小城一个样，城里城外一个样”的特色危机。大同力求在大规模的急速城市化运动中，不被平庸的浪潮所淹没，张扬自己的个性特色，走以特领先，以特取胜之路。城市的魅力在于特色，而特色的基础又在于文化。文化特色既是城市景观中极具活力的视觉要素，又是构成城市形象的精神和灵魂。大同古城经过上千年的历史积淀，形成了独特的城市文化优势，这是大同最高贵的价值所在。文化擦亮城市面孔，特色打造城市品牌，思想决定城市战略。“一轴双城”的个性和特色，将成为大同城市的真正魅力和核心竞争力。

　　一座饱经千年沧桑的完整古城，延续着曾经的辉煌，传递着历史的回响；一座充满创造活力的现代新区，熔铸着时代的精神，塑造着城市的品格。这就是在名城古都保护下用文化打造的大同。中国古都，天下大同，一个充满文化自信，阔步走向未来的理想城市。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耿彦波)

　　民间文化的本色不能丢

　　作者：罗杨    

　　本文系《中国社会科学报》第 123 期特别策划 “ 保护文化遗产 守住民族之根 ” 系列文章之一

　　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的保护工作，可谓政府高度重视，群众充分认识，总体环境不断向好。但是由于经济全球化的飓风愈演愈烈，因此，文化遗产的实际生存状态仍然不容乐观。尤其是一些地方颇具热情的生产性保护，活态传承中的一些生产性改造、活态性改变，不仅改变了非遗的原生态和民间文化的属性，还丢失了非遗的纯洁性。

　　非遗的属性是文化的。非遗或曰民间文化中凝聚着中华民族的共同心愿，反映着我们的思想情感、道德观念、信仰意识、价值取向、风土人情和民俗文化，寄托着老百姓对理想生活的美好追求，是历史的积累和文化的积淀。她之所以历经岁月而光辉不灭，是由于她的精神含量和文化价值。而现在很多地方往往试图把非遗的文化价值视作“文化资本”加以运作和打造，只选择可以“资本化”的非遗进行所谓的抢救和保护，实际上这种看重“资本”而不是“价值”的“抢救”往往是对非遗文化基因根本性的改造和商业利用。

　　把非遗当成“资本”首先想到的必然是市场，是利润，是经济效益，而这些绝非非遗的属性，与我们提出保护非遗的初衷也是背道而驰的。非遗的保护在于传承我们民族文化的根脉和民族情感的血脉，而不应寄希望于她能带来多大的经济效益。非遗的效益在于人的审美境界和生活品位的提升，在于人心向善、风俗纯美以及社会的和谐，是功在当代、利在千秋的子孙大业，绝非屈指可数的蝇头小利。

　　非遗的本色是民间的。非遗生于民间，长于民间，存活于民间。她是老百姓自己创造、自己喜欢和热爱的。而一些地方打着“活态”传承的旗号，生硬地让非遗与当代对接。为了增加非遗的观赏性，甚至把霹雳摇滚的表演和音乐植入少数民族的歌舞，使原本幽居深谷的纯洁少女成为摩登女郎，丧失了其婀娜多姿的民间本色。民间文艺应远离商业和包装，民间文化从她诞生的那天起就与商业无关，今天我们仍应使之与商业化保持安全的距离。

　　民间文化是老百姓和民间艺人创造的，不能被商人和文化中间人任意改造；民间文化是反映老百姓心声的，重在自娱娱人，不能以商业娱乐为目的；民间文化是口口相传、集体参与、人人相因又变化万千的，不能成为标准化生产、流水式操作、千篇一律的；民间文化有着非常强烈的地域特性和个性主题以及现实愿望，不能逃避现实，抹杀个性追求一般性消费。因此，决不应简单片面地将非遗直接与经济挂钩，人为地将非遗作为旅游产业推广，甚至热衷于斥巨资打造豪华的非遗展览和表演，而无视或忽略了非遗的历史价值以及人文价值和民间本色，以另一种方式让非遗死去。

　　民间艺术对自我特色和个性的坚守，是任何一种文化区别于其他文化形式的根本，也是其存在并得以传承和发展的基础。当非遗的保护传承已成为当代人的共识后，民间艺术应坚守什么，应传承什么，越来越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让生于民间的艺术回到民间，紧紧守住民间艺术的审美核心，传承活态的民间艺术，保持民间艺术的多样性，应该成为我们在保护非遗中的重要选择和手段。

　　(出处：中国社会科学报 作者：罗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