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篇语

　　仇和，这个明星官员在两会闭幕后被中纪委拿下。

　　对于他的落马，有人觉得他是“铁腕能吏”，颇为可惜，而有人觉得他威权霸道，不尊法治，早该惩办。

　　那么，“最富争议的市委书记”仇和，到底错在哪里？

2015年3月3日，仇和在北京参加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的云南代表团在驻地举行建团大会

集资修路或出人命

　　仇和的仕途，起步于江苏宿迁市沭阳县。

　　当时的宿迁是新建的地级市，在江苏这个富裕大省，经济状况排名倒数。沭阳作为宿迁市的下属县，其经济也可想而知。

　　“要想富，先修路”。在沭阳，仇和的主要功绩之一就是修路。

　　根据媒体的报道，1996 年之前，沭阳只有黑色路面56公里，72%的行政村未通砂石路。仇和上任后，发动了一场“全民战争”。3年后的沭阳创造了一个奇迹：黑色路424公里、水泥路156公里、砂石路1680公里，分别是1996年底的9倍、11倍和8.5倍。

　　成绩显而易见，但修路钱从哪里来？

　　媒体报道，当时每个财政供养人员扣除工资总额10%—20%，每个农民出8个义务工，组成修路队。沭阳的一位官员曾说“当时全县干部队伍简直像炸了锅。”

　　1998年，《焦点访谈》播出了关于沭阳扣除干部工资修路的报道，引来了国务院联合调查组的调查。

　　不过有趣的是，调查结束后，有关单位不仅没有叫停这样的做法，反而在沭阳召开了交通治理经验总结大会，表扬了沭阳的做法，还奖励沭阳两台先进的铺路设备。

　　前记者吴飞在2006年到宿迁当地调查时发现，修路的钱，除了扣除财政供养人员工资之外，当地的农民也是每年要交“修路集资款”。一个农民修路摊派会达到每年400元，少的年份也有300多元。

　　村民因为交不起集资款，被打死的情况也时有发生。“根据当地的民间艺人传唱的沭阳传鼓，据说这个数目是37人”。

仇和在沭阳考察工作

公职人员去搞钱

　　除去修路，曾经在美国高级管理人才经济研修班学习的仇和，对于招商引资也是非常热衷。

　　2000年，仇和从沭阳升迁宿迁市委副书记、代市长。

　　甫一上任，他推行1/3干部离岗招商、1/3干部轮岗创业，副处级干部的任务是500万元/年。完不成任务的干部，所在部门一把手免职。

　　仇和离任后，这种“霸道”的招商之举，并未就此终结。

　　“没有变化，主调不变，主旋律不变，一呼百应，一以贯之。”继任者张新实2006年走马上任后，第一次以市委书记的身份在全市干部大会上时说。

　　吴飞在采访中也证实了这一点。

　　2006年，吴飞采访宿迁市教委的一名由某学校调任来的干部。对于记者提出的一系列问题，该干部并没有太多的兴致。

　　直到吴飞表示，回到北京可以帮他留意一下是否有招商的机会时，“该干部一下子就来了兴趣，身子也坐直了，眼睛也亮了起来。”

　　即便是身在一线从事教学工作的老师，也被下达了要“招商引资”的要求，吴飞表示，“那些老师必然无心教学”。

　　仇和在调任昆明之后，仍然将这种“霸道招商”任务向官员下达。

　　当时昆明五区九县被仇和分成“三个圈层”，官员工资分别相差1000元左右，并且官员人人必须完成“招商引资任务”，否则就是降级、撤职、自动辞职。一时间，昆明官员都胆战心惊。

　　根据媒体报道，在相当长一段时期内，昆明市一些“有门路”的官员，纷纷打起了“赶快调往省级单位，让仇和管不着”的主意。

“一卖到底”的医改教改

　　除了“霸道”招商，仇和还强力推行一系列实用主义色彩鲜明的激进改革政策。

　　在宿迁，仇和从最初出售国有单位的门面房，到所有国企改制“能卖不股、能股不租，以卖为主”，再到拍卖乡镇卫生院、医院，再到出售学校，可谓“一卖到底”。

　　从2001年起，宿迁全市337家幼儿园、122家乡镇卫生院，相继变为民营，11家县以上医院已有9家完成改制。

　　宿迁市泗洪县幼儿园的老师们甚至在市委门前静坐示威，称“不按中央文件将出售的幼儿园收回公办，就罢课。”

　　针对宿迁拍卖乡镇卫生院之事，卫生部在2003年8月份，组成调研组对宿迁做实地调研。调研组对宿迁拍卖医院的做法并不赞同。

　　对此，反对者斥之为“卖光式医改”， “一卖到底”的做法，也让有的人一夜暴富，也让一些老百姓看不起病，读不起书。

　　不过即便有巨大的反对声和质疑声，宿迁市最大的公立医院宿迁市人民医院还是变成了民营医院，宿迁也成为全国仅有的全是民营医疗机构的地级市。

　　按照宿迁市政府当时的说法，这是因为三分之二的公立医院发不出工资，改民营“是被逼出来的”。

　　不过就在2011年，宿迁又提出要建设一家三级甲等公立医院。

　　宿迁持续十年的医改，就这样猛然“回头”。

宿迁医改十年又“回头”

非常不守信用的领导

　　无论是在沭阳“集资修路”，还是在宿迁“霸道招商”、“一卖到底”，仇和都显示出其说一不二的做事强权风格。

　　2007年12月，仇和赴任云南，任昆明市委书记，也把这种作风一以贯之的带到了昆明。

　　一到昆明上任，仇和就开始了对昆明整个城市的改造，大面积开展昆明的基础建设：治理滇池、城区河流变清、修建二环改善拥堵等等，都曾经赢得过昆明市民的赞赏。

　　2008年2月28日，仇和仅仅上任3个月，昆明市开始拆迁城中村，“拆”字转瞬贴满了昆明的大街小巷。

　　一位官员说，在仇和来之前，关于城中村的提法是整治，但由于各方利益纠葛，一直停留在讨论上。仇和一提出就有明确的时间表：5年内改造重建336个城中村。

　　云南大学教授石鹏飞曾经说过，“有人说‘仇和独揽昆明市大权 ’并不过分”。

　　由于短期内把昆明基础建设的摊子铺得过大，原本就收入微薄的昆明财政无法支撑，仇和也走向了“土地财政”。

　　自他任了“城中村改造领导小组”的组长后，“整理土地”、“拆迁改造”等政策、行动一时间让昆明“满城风雨”，也发生了许多利益冲突，爆发了多次大规模群体事件。

　　《时代周报》曾经报道，也就是在这个过程中，许多人发现“仇书记是个非常不守信用的领导”。

　　如云南省国资委下辖的豫南饭店希望以旧拆新，昆明市先同意拆，但是拆掉之后就不同意再建，原址成为一片空地；滇池边的环湖公路，原先说好由云南城投公司垫付37亿建设，汇报是公司可以发开沿途3800亩的土地，但是路修好之后，昆明市只同意分期赔偿公司的支出，土地开发的问题另外再谈。

公权力侵犯私权利的改革

　　2009年11月，仇和再出新政“阳台改革”，要求全市居民拆除公寓楼阳台周围的防盗笼。

　　这也成为昆明民众对于仇和评价的分水岭。很多人认为这是“公权力侵犯了私人权益”，争议声四起。

　　此时，仇和“说一不二”的强势作风再次体现，一纸行政指令要求必须拆除。然而这一次，仇和面对的是民众积年的生活习惯，节节败退。

　　从最初要求全区全拆，到临街必拆，再到公务员、教师、律师等强拆，直到现在主干道两侧40米建筑的防盗笼仍属于必拆范围。这是仇和所遭遇的少有的挫败，在一次会议上，他难掩郁闷：“为什么防盗笼难以改过来，因为没人代表公共利益说话。”

　　事实上，像这种“公权力侵犯私人权利”的政令，早在仇和任职宿迁时就发生过。

　　在担任宿迁市委书记时候，仇和多次干预之下，宿迁出台《限桌令》，限制市内居民的婚丧酒席不能超过8桌，党员、干部、公务人员更只可摆5桌，否则，就会被罚款。而且，他还表示“欢迎举报”，并有党员就因为违规而被罚款。

　　这也曾引发了“行政干预私生活”的讨论，也有多为法学专家表示，由此可见仇和非常缺乏法治思维、法治理念。

　　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王磊就曾表示，一个缺乏法治思维法治理念的人，往往会被人们认为是一个有胆识有魄力的好干部。

仇和奉行“说一不二”的威权

像商人一样经营城市

　　在昆明，有人评价仇和“像商人一样经营城市”。

　　在他市委书记任上，新螺蛳湾、新机场等大型项目纷纷上马。知情人士称，仇和与这些项目之间，存在着利益输送的可能。

　　尤其是在新螺蛳湾批发市场搬迁的过程中，仇和引进了原先在宿迁执行复制义乌商品市场的老板刘卫高，再度以中国好公司的名义进行投资开发，并强力拆除昆明市内所有批发市场，让商户入驻新螺蛳湾。把原有利益者抛到一边，此举引发了大量商户的不满。

　　在云南一些商人看来，仇和带动了昆明与江浙一带的经济互动，但对本地企业的发展贡献不多。云南一名国有建筑商就曾表示，“在市场竞争的名义下，昆明的建设工程80%以上都被外地企业包揽，使本来就相对落后的云南企业无论市场收益，还是技术进步方面都越来越被动”。

　　曾经有一名商人说，“由于仇和强调威权，许多人都觉得昆明似乎没有了市长”。

　　在已故法学家蔡定剑教授看来，仇和使用的是“治民之术”而非“民治”，想成为人民救星，而不是让人民自己当家做主，“很有些视公民为子民的味道”。

　　无论在宿迁还是昆明，仇和都将说一不二的风格贯彻到底，这也引发了诸多舆论争议，这种追求速度、罔顾民主的施政思路，在仇和身上体现得集中而典型。

　　他所宣扬的“以不民主推动民主”，“以人治推动法治”的激进改革措施背后，其实只有“政绩”二字。而在争议声中，仇和为何还能一路升迁，并且强力推行他的政策呢？

　　昆明一位官员道出玄机。

　　2011年，在仇和卸任昆明市委书记一职后。昆明一名官员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仇和的风格跟能力更像一名商人，“但他的政治地位很稳固，特别是没有明显的女人、贪腐问题，关键是一些上级领导很支持他”。

  （新浪网 梁超 综合公开媒体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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