嘉宾：劳凯生(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教授)

　　王鸿梁(《北京日报》记者)

　　主持：朱煦

　　责编：高岩

　　(音板)

　　主持人朱煦：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大型谈话节目《午间一小时》，我是主持人朱煦。

　　(音响)

　　孙：我希望能够圆苑鸣上大学的梦，他现在能够正常学习，能够处理的生活，我希望社会能够给他这次机会，让他这个故事有个美的结局。

　　苑：我觉得人才不应该受到这样或那样因素的限制，而失去了施展的机会，我希望高校能够录取这样的人才。

　　李：我跟他接触这么多年，我感觉不管从他的品质还是学习都非常优秀，我相信他在大学一定能以优异的成绩圆了他的大学梦。

　　李医生：我希望高校录取体检方面还是有所改善，优秀的，品学兼优的包括残疾的有疾病的将来还是得到深造的机会。

　　文：在此我不仅希望文博能上大学，我希望全国像苑鸣这样的人都能上大学，因为在一个弱视群体，他们最怕的就是社会不承认自己，考这么高的分，如果因为这个体检标准不合格而上不了大学，我想对他们的精神打击是非常沉重的。朱：爸爸最后想说什么？

　　苑：希望这次在大家的帮助下能让苑鸣上大学，这是我们全家的寄托。)

　　朱：或许您还记得那一声声恳切的呼吁，8月7号，我们的节目播出了西安考生苑鸣因为身患进行性肌营养不良而被大学拒之门外的故事，节目播出以后很多听众朋友都给我们打来电话或者来信，有对苑鸣的遭遇表示同情的；有对他的毅力表示敬佩的；有给苑鸣提供各种治疗线索，甚至还想给他寄药的；也有对高校或者招生主管部门把这样一名优秀的考生拒之门外表示遗憾和不解的；也有对高考的体检标准提出质疑的。现在我怀着一种非常高兴同时又非常复杂的心情告诉您，在上周末，苑鸣已经正式到西北大学报到了，也就是说他的大学梦圆了。经历了这么多波折，苑鸣的大学梦终于圆满了，我们当然为苑鸣感到高兴，为他们全家感到高兴，但是我说我的心情又很复杂，是因为在这个圆满的背后还有一些不尽人意的地方。西北大学虽然正式录取了苑鸣，但是他们始终没有把苑鸣的录取通知书送到他手里，据说学校是不想太张扬，不想让更多人来知道这件事情，他们想明年如果有更多的像苑鸣这样的考生找上门来也确实是一件挺难办的事情。应该说西北大学能够录取苑鸣，在这里我们真是非常非常感谢他们，因为在他们来说已经是一种突破了，这一点我想我们和听众朋友都会给予充分的肯定的，但是他们不愿意给苑鸣发录取通知书的做法也让我们感到他们虽然录取了苑鸣，但这只能算一起特例，他们并不想把录取这样一名学生当成一种正常合理的规则继续下去。那么我们的高考体检标准该不该成为大学的一道不可跨越的门槛呢？我们取消了对高考考生的婚姻限制、年龄限制，对考生的身体限制是不是能更放宽一些呢？我觉得苑鸣的大学梦虽然圆了，但是他所反映出的问题并没有得到真正的解决，所以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请来了两位嘉宾，想就这个问题和他们做一些交谈，一位是来自北京师范大学的劳凯生劳教授，您好劳教授。

　　劳：你好。

　　朱：还有一位是《北京日报》的记者王鸿梁，你好王鸿梁。

　　王：你好。

　　朱：说到我们刚才提到的这件事情的时候，我想先问劳教授这样一个问题，西北大学这样做，您觉得您能理解吗？

　　劳：应该说这是相当振奋人心的消息，我想我们这个社会，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总会有一些弱视群体，那么这些处于社会不利境地的人群，他们在某些方面他们的合法权益可能会受到侵犯或者不可能像其他人那样很好的实现自我的价值，现在苑鸣这样的考生通过自己的努力，通过社会的关注，也通过学校的工作，最终圆了他的大学梦，我想这个消息应该说非常非常鼓舞人心的。

　　朱：虽然您今天第一次听到这个消息，但是您还是非常非常为苑鸣感到高兴。

　　劳：是这样的。

　　朱：但是作为西北大学的难处，他们的为难，您能理解吗？

　　劳：因为我自己多年在大学工作，我想特别是最近一些年，高等学校的录取学生的工作已经成为社会普遍关注的、相当重要的问题，而且大家关注这个问题主要是集中在一个公平性问题，我想这体现了我们社会的文明和进步，也体现我们公平意识的增强。从高等学校来说，我想用一组数据来表明中国高等学校的困境。一般来说按照我们研究高等学校的学者的大家通行的标准，我们以30%作为高等教育大众化的界线，也就是说从18——22岁的人群中，如果能有30%的人上大学，我们认为这个国家的高等教育已经开始进入大众化，如果达到50%我们就说这个国家的高等教育已经进入普及化阶段。

　　朱：我们国家现在达到了什么水平？

　　劳：咱们国家在前三四年的时候大概是5.6%——6%，不到6%，最近因为政府对高等教育很重视，投资，另外挖掘潜力扩招，现在达到10%左右，也就是说在同龄人中，实际上是要经过非常激烈的竞争才能进入大学校门，90%的人实际在这场竞争中他们是无缘进入大学校门的，所以苑鸣他最终能够如愿以偿我觉得他确实是非常不容易的。

　　(听众来信：我也是一个参加高考的考生，听了《午间一小时》关于苑鸣的故事后，我的心情很沉重，不知整个下午是怎么度过的。我的父亲激动得用拳头敲着桌子说：“太残酷了，太残酷了”。苑鸣的乐观与坚毅让人非常感动，虽然我已是第二次参加高考了，而且比苑鸣大两岁，但是我觉得和苑鸣相比我自愧不如，不知为什么，学校要用所谓的规定把这些优秀的考生拒之门外，使他们的大学梦成为永远无法实现的梦，不知为什么，高校就不能打破这个规定的束缚，让苑鸣这样的人实现他们的大学梦。既然我们已经打破了婚否和年龄的限制，为什么不能打破对疾病和残疾的限制呢？编辑、主持人，如果可能的话，我真希望将我的位置让给苑鸣，虽然我考得不如他好，听众钟三鸿，2001年8月7号下午)

　　朱：我们现在的高考录取有一个技术性的环节叫投档，投档的比例，就是把档案放出来让学校挑的比例，比实际录取的比较大概要高20%，在这样的余地中学校根据高校的自主权可以进行选择，您作为高校的老师，您觉得在他选择的过程中，他选择身体更好一点的，和选择身体略差一点的，他感到最难的是什么呢？

　　劳：你给我出了一个很大的难题，实际上我们现在高等学校录取考生的时候，他是有一定标准的，这个标准就是德、智、体三方面要做综合性的，全面的衡量，我们也有比较细化的条款来专门对这三个方面专门做出一种衡量。现在比较好衡量的就是“智”，所谓的智就是通过分数来衡量的，500分就是要比499分高，这是很明显的；但是德和体这两方面的界线从现在来看并不像考试分数那样一目了然，比如我现在手上拿着的这份2001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体检标准，这个体检标准实际有很多很模糊的地方，也就是说在这些地方录取与否往往取决于很多很偶然的因素。实际上我们现在所制定的标准，这种标准就是一种程序，越清楚，越严格，可操作性越强，在程序上就可以保证一种公正性。但是也不要忘了，任何标准都会忽略一种特殊性的存在，对吧？我们知道实际一个人，我们的心理学会说有一种补偿原理，就是说他在某方面的缺陷会导致他的另外一个方面的发展来补偿这种缺陷，那么我们看到的很多残疾人，他在某一方面的缺陷会用另一方面的优势来补偿，像这些东西，我们在这种规定得很抽象的体检标准中就很难发现，所以这是我们现在高等学校录取工作中的一个难题，一方面我们还要执行德智体这样一些具体的标准，但是从大学来说，我作为一所大学的老师，我录取学生，我希望把天下英才收进来，因此对任何一个他在特殊方面表现他确实高于别人的学生，单纯的用德智体这样一些抽象的标准是很难衡量的，这是我们高等学校录取过程中一直是一个矛盾。

　　朱：在您看来西北大学的为难不仅仅是西北大学，全国所有大学都会面临。

　　劳：是的。

　　朱：我们《北京日报》的记者王鸿梁在今年也是更多的关心了这方面的情况，据您收集到的材料来看，还有我们在《北京日报》看到非常大篇的关于湖南一个考生叫彭炼钢的同学，他的情况简单的情况是怎样的，您能跟我们介绍一下吗？

　　王：彭炼钢是一个湖南的考生，他在临高考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发现他的腿部长了一个肿瘤，非常疼痛，后来到医院检查，被诊断为恶性肿瘤，在这种情况下，彭炼钢为了圆自己的大学梦还坚持参加高考，后来彭炼钢的成绩出来以后，是超过湖南省理工类第二批录取线，就是一般本科类录取线39分，在这样的情况下，他能不能上大学就引起了各方面的关注。

　　朱：据您现在掌握的情况，彭炼钢他最后的结果被没被录取呢？

　　王：我前两天跟给彭炼钢打了一个电话，以前有一个消息湖南省的一所中医学院有意要录取他，但是到现在还没有消息。

　　朱：就是说从我们正规的录取工作来看，他至今还没有被录取就是因为他的身体情况。

　　(音板：2001年高考特殊考生备忘录：

　　南京考生曾彪：532分，超过湖南省重点分数线26分，因为身高只有一米四未被录取。

　　浙江考生翁有兰：520分，超过浙江省重点分数线14分，因为身高只有一米二八未被录取，2000年温友兰第一次参加高考时也考过了本科分数录取线，同样因为身高问题未被录取。

　　海南考生姚志国：585分，身高一米三，经过四次退档，最终被中南大学录取。

　　北京考生蒋兰：550分，高出重点分数录取线12分，因为腿有残疾，拿到了北京机械工业学院一份有前提的录取通知书，四年以后只能拿结业证不能拿毕业证。

　　山东考生杨晓霞：前几年因为身患不明原因的肢体溃烂症被媒体广泛报道，今年参加高考考分534分，达到山东省专科录取分数线，北方交通大学不但破例将杨晓霞录取为本科生，而且把通知书直接送到了她的家里。)

　　朱：对于如此复杂的情况，我们真是不知道应该说些什么。但是有一点，他们好像都跟我们的身体标准有关系。同样有一点也是非常明显的，他们都考过了我们大家都认同的录取线，劳教授，我很想听听您的看法。

　　劳：应该说你刚才所举的这么多例子，虽然都是很特殊的，但是它又很有代表性，实际它反映了我们这个社会一个两难的问题，就是如何兼顾公平和效率这两件事情。从德智体这三个方面标准的规定来看，我想它是试图把公平和效率这两件事情能够统一起来，但事实上在我们用这些标准来衡量一些非常具体，非常特殊的，不同的考生的时候，又很难完全把这两件事情兼顾起来。刚才你举到的例子，据我所知像这样一些能进大学的，大多数是通过了新闻媒体的呼吁，是吧？像你们在坐的一些非常有良心的，非常有责任感的媒体方面的呼吁。

　　朱：也不仅仅如此，还有其他的。

　　劳：或者政府行政的干涉，然后加上学校对这件事情的重视，实际就反映了这样的问题，我们的高考录取制度还有漏洞是吧？也就是说在处理这些问题的时候往往是无能为力的，他就容易把一些在某方面有疾病，但确实又是很有能力，很有包袱，很优秀的人才排斥在高等学校之外，从这一点来说我认为中国高等学校的录取这套制度必须要重新审视，必须从公平和效率两方面来进一步的完善它。如果有一天我们可以不依靠行政干涉，不依靠社会的舆论，依靠这套制度就可以公平的解决这样的问题，中国高等学校的录取制度就会更公平一些。

　　朱：对今年发生的这些事情，作为媒体的记者王鸿梁，我也很想听听你的看法，你认为在刚才我们所列举的事例中根本的问题是卡在什么地方？

　　王：我们在报道了彭炼钢的故事以后，也有一些读者提出了这样的问题，他说在我们国家上大学的机会本来就很少，很多身体健康的孩子都上不了大学，为什么要把这些机会让给身体有残疾或者有病患的孩子呢？当时我们部里的同事也对这样的问题做了一些议论，我们认为这样的问题实际有两层层面，一个就是从纯功利的层面来讲，说大学培养身体健康的孩子比培养一个身患残疾或者疾病的孩子更有效益，对社会的贡献更大，但是仅仅从这个角度来考虑我们觉得这也不完全是确定的，比如说英国有一个著名的物理学家，写作《时间简史》的物理学家叫史蒂芬·霍金，这个人在童年的时候身体动作一直不能自如，后来在他上牛津大学三年级的时候病情严重，有时候会没有原因的跌倒，后来经过诊断他是患了罕见的运动神经细胞病，一种很罕见的病。后来他的病情发展到不能离开轮椅，不能写字，看书必须信赖一种翻书的机器，但是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在科学上取得了很高的成就，被称为有史以来最杰出的科学家之一。那么有一个身患疾病或者有某种疾病的人，他就一定不会对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吗？这一点是我们无法肯定的，这完全是从纯功利的角度来讲。另外我们讲更重要的这个问题还不仅仅是一个纯功利的问题，有两个孩子，一个身体健康的孩子，他希望提升自己，培养自己，通过上大学来更好的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那么一个身患疾病或者身患疾病的孩子，他也抱有同样的愿望，我们说这样两个愿望或者这样两个生命，他们的价值谁高谁低，谁优谁劣呢？这个我想我们也不能用纯功利的角度来评判，我们从社会的理想来讲，我们是这样的看法。

　　(音板：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大型谈话节目《午间一小时》，本期话题——体检标准，该不该成为高等学校不可跨越的门槛，正在与您交谈的是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劳凯生教授，《北京日报》记者王鸿梁，本期节目主持人朱煦。)

　　朱：毕竟今天的中国，2001年的中国，它所具有的高等教育资源就是这么大，就只能进这么多学生，它就必须通过一种机制，一种程序，我们或者叫它选拔，我们或者叫它竞争，总而言之，我想更形象的叫它排队吧，用一种规则让这些排上队，然后排到某一位的时候说对不起了，你明年再来吧，我们面对的就是这样的现实，这种矛盾，我们不从功利性的层面考虑，我们更应该用怎样的心态去看待？

　　劳：作为社会的弱者应该受到全社会的关心，我想这一点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事实上我们高等教育又面临着这样的问题，我们的资源是非常非常有限的。如果我们不可能保证每一个想上大学的人都能够进入大学，我们现在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大家在分配机会的时候要保证程序的公正，我想实际从现在德、智、体标准的制定，从它的出发点来看就是试图能够保证高等学校录取考生的时候，在程序上要公平，如果从最近一些阶段，从中国的高等教育发展，如果我们按现在的思路来看，恐怕十年、二十年、三十年都远远不能缓解现在资源紧缺的状况。因此现在我感到要解决这个问题，除了我们要关心有病的人群之外，实际我们要关心的还有很大的人群，因为有90%的人没有上学，这些人群是更大的人群，所以我认为我们应该转换思路，我想介绍一下，在最近一些年，国外高等教育非常流行的思潮和做法，这就是弹性学习。所谓弹性学习就是把高等教育的整个过程交给学生来安排，让学生自我设计、自我奋斗和自我实现的空间，所以最终这样的弹力学习实现的就是宽进严出的结果，更多的人只要愿意上学就可以来上学，但是在上学的过程中，通过不断的筛选不断的筛选最后来达到终点，如果我们也能适当的借鉴这些思潮和做法，在现在的基础上我想我们还能接纳更多愿意上大学的人进入到大学里来，根据他们自身的情况，我身体有什么病，我有什么爱好，跟我各方面的情况，我想人和动物不一样的地方就在于他是唯一的，我找不出第二个我来，每个人跟每个人都是不一样的，我们现在定的各种各样的标准，包括身体标准，他把这些特殊性都排除在外在，他只能按一般性情况来制定这样一些标准，如果我们把每一个人的设计不是交给学校，交给老师来做，而是交给他自己来做，那么通过他自己的努力，把努力和报偿，把能力和机会有机的统一起来，那么这样的人才培养的新思路可能会解决我们目前的状况，我想社会的弱视群体不仅仅是残疾人，不仅仅是有病的人群，也包括更多的其他情况的人群。

　　朱：听了您这番高论以后我倒有这样的想法，就是“远水解不了近渴”的感觉。我觉得您刚才说的方向固定是非常之好的，但是我们面对的情况非常紧迫，比如这些孩子今年考完试了就是上不了学，对于具体对象来讲，比如苑鸣，他这个假期一直在盼，最后说行了，他可以去读书了，他的心放下来了，要是不行，对于有些孩子不仅仅是失望，甚至可能是绝望，对他个人的打击是非常沉重而且非常集中的。这种急迫的心情和急迫的形式就在让我想另外一个问题，在您看来，我们把我们现在整体的选择机制和标准，我们把它分解开来，比如我们先无条件的承认一些东西，就像您刚才说的50分和49分的问题我们不去管它，我们就承认到50分截止49分的问题不讨论了，但是有些部分是不可以松动一下？

　　劳：这些标准都是人为的，而且这是计划经济的产物，计划经济更强调的是效率，从这一点来说这个标准有过严的地方我们是可以松动的，但是从根本来说我觉得我们这个社会的发展不应该是由社会来涉及每一个个人，我们最终，我想还是要创造更人性化的制度环节，就是由人自己来设计自己，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实现自我价值，尽管是比较遥远的将来，但是从弱视人群如何从根本改变自己的状态，我想它取决于我们的制度要更人性化。

　　(听众电话：我们现在有些健康的同学上了大学，学习成绩不及格的，中途退学的也有啊，不少啊。前两年是60分万岁，那是计划经济时代，后来是经商热，现在上网迷，一些大学生因为上网受到处分的也有。还有上了大学中途病的，就要休学治好病再上，治不好的不是也浪费一个名额吗？另外他们是不是能毕业这是次要的问题，关键是丰富他们的生活，他们能上一年，上两年，最后他可以写一些比较好的文章，也是鼓舞一代青年人。)

　　朱：我们看到的正是他们对自己的设计，顽强的设计，所以他取得了今天这样好的成绩，但是就是由于我们体检标准的存在，他的设计就不能往前走了，对此作为新闻媒体的记者，王鸿良，您怎么看呢？

　　王：我认为从一个理想的社会来讲，一个青年不应该因为他身患残疾或者不影响其他人的疾病而丧失接受高等教育的权利，我认为从理想来说应该是这样，没有问题的，但是从目标实际情况来讲，我们一些高等学校不愿意接收身患残疾或者身患疾病的考生，我觉得这也是有一些实际的困难。

　　朱：对于这种困难您能理解吗？

　　王：我想具体的谈一下这些困难，因为我们在关注彭炼钢、苑鸣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也对一些高校负责招生工作的老师也做过一些采访，也从他们那儿了解了一些高等学校在接收像苑鸣这样考生的时候他们有什么实际的困难。是这样的情况，据我了解，从他们谈的情况来看有这几方面的障碍，一个就是身患残疾或者疾病的考生，他们的生活自理能力的问题。

　　朱：增加学校的负担。

　　王：自理能力一方面是学校的负担，一方面也是老师同学其他方面的负担，这个问题很多情况下是由于我们的硬件设施不足造成的。据我采访的老师说他曾经在美国留过学，在美国或者西方一些发达国家，学校里面都有很普遍的无障碍的设施，每个教学楼都有电梯，这样使用轮椅的学生就可以认为是生活可以自理的。但是在我们国家的高校通常达不到这个要求，比如到教室读书，不可能因为他乘坐轮椅就不可能把他所有的课程都安排在一楼，也不可能做到这一点，所以在我们的高校里面只要乘坐轮椅就是生活不能自理了，对于这样的考生我们的学校也就爱莫能助，无法接收了。

　　朱：这是一个方面的原因。

　　王：还有一个更普遍更重要的原因就是在医疗费用的承担上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在西方一些国家它的社会保险制度很普遍，学生的医疗问题跟学校是没有关系的，学校也不负担他的医疗费用，所以他接收一些身患疾病的学生对他没有什么困难。但是在我们国家，虽然目前我们的高校也在向医疗保险社会化这个方向过度，但是从现实情况来讲，大多数学校还仍然处在旧体制中，学生的医疗费用主要由学校来承担，学校如果要录取一个身患疾病的考生，比如苑鸣这样的考生，他就会给自己背上一个很大的包袱，这一点上是很现实的困难，学校不愿意加以考虑这是很大的问题。另外我们一些老师也谈到这样的看法，对于学校和学生二者之间的关系，这在国内和国外的观念上有很大不同。在许多西方国家中，学生只是在大学中读书，其它的一切都是自己独立负责的。而在我们中国，学生的家长往往把大学当成了学生的监护人，这种观念上的差异也迫使学校在招收残疾考生、病患考生的时候，因为他们的生活自理能力，自我护理能力是显而易见是不强的。就是说有些实际困难，在招收残疾考生和病患考生的时候我们确实有实际的困难在里面。但是我想我们的社会总是在不断进步，不断发展的，虽然在目前的情况有这样或者那样的困难，但是我们想不能因为这样的困难而改变我们的一种目标，一种追求，一种方向，一种对合理性的确认，什么是合理的，什么是不合理的，合理的东西还是我们要追求的，不能因为我们目前有实际困难把什么是合理什么是不合理的界线抹煞掉，这实际是需要在体制改革，社会进步方面也是需要一定过程的，但是我希望这个过程能够尽快的缩短，最终达到我们理想中的境界。

　　劳：说实在的，中国的高等学校，肩负的重担远比刚才列举的很多国外的高校要大得多，实际上中国的高等学校在办学的同时也在办社会，他把许多应当社会承担的功能由他来承担起来了。

　　朱：但是这些年在这个方面好像有很大的改观，比如我们大学城的兴起，比如学校内部很多服务性的内容社会化的过程也达到了相当好的情况。

　　劳：但是远远不够。

　　朱：您认为它还是没有改变学校所承担的——

　　劳：中国高等学校的后勤改革可以说基本还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王：我想这个问题可以这样考虑，标准总是随着时代的变化而变化的。

　　劳：如果把德智体这三方面的标准，我们再做一个综合的平衡，从更合理、更科学的角度，我们在重新制订一个更好的标准，我想这是完全可能的，今年教育部的一个新的变化就是取消了考生的年龄限制——

　　朱：和婚姻状况的限制。

　　劳：这样一个规定，这样一种变化实际是符合教育发展的大趋势，就是终身教育，就是要活到老，学到老，否则他没有办法在社会立足，这本身就是反映社会的变化。体检标准可能随着这个社会的变化也会发生一些变化。比方说我们以前对某一些疾患认为是绝症，今天可能就不是了，不应该把他排斥在高等学府之外，有一些生活上的障碍，在过去物质条件比较差的时候，他可能是一个障碍，在今天有可能就不成为一个障碍了，这样的标准也就需要随着时代的变化而修订，但是这件事情又确实是比较复杂的事情，需要由专家专门去讨论，去研究。

　　(音板：听众来信：开学我就是高三的学生了，苑鸣的事情牵动着我的心，我们每天都有新的收获，我们的国家也在以日新月异的步伐前进，但是很多事情总是有些缺憾，高考的体检标准本来就有很多不完善的地方，但是我不相信这样的问题就解决不了，我希望苑鸣的病会好起来，更希望高校的招生办会破格一次，哪怕一次都会燃起像苑鸣这样的人生存的更大希望，你们每破这样一个例，虽然违背了死板板的规定，但是拯救了一个非常出色的人才，这样做是很有必要的，听众严乾凤，2001年8月8日。)

　　朱：您刚才讲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在我们今天的谈话中实际您一直在强调，就是面临非常复杂问题的时候，我们不能用简单的论断来判断它，或者说提出一种过于简单的方式去处理它，这好像是我们看待问题的集中观点。王鸿梁我还想再问问你，今年的高考基本是尘埃落定了，明年的高考热或许明年四五月才能又兴起，那么如果明年作为媒体会特别关注，又有这样一些事情摆到你们面前的时候，您整版整版的报道又将怎样去做呢？

　　王：我们希望明年不要再出现像苑鸣这样的事情，当然这只是我们美好的理想。对这样的问题我们首先要有一个目标，就是认为什么样的东西是美好的，合理的，社会应该追求的，有了这样的目标之后，我们希望把达到这样的目标，这样的过程尽量的缩短，这也是我们关注彭炼钢、苑鸣这样故事的我们的初衷和愿望。

　　朱：我听来听去还是觉得这件事情就真的这么难吗？就真的是难得办起来有这样的困难那样的顾虑，到明年来不及得等十年以后才能解决，得等我们的教育资源多到我们足于使30%——50%的学生都能够接受高等教育的时候才能解决吗？劳教授在笑。

　　劳：主持人提了一个难题，中国高等教育中的矛盾实在是太多了，我们现在讨论的只是其中一个很小的矛盾，我想从我们社会本身来说，我们需要有爱心，需要有同情心，这使我们社会能够凝聚，保持一种团结，这是非常重要的要素，从这点来说我非常赞成你们要大力宣传，大力促成整个社会应该更文明，应该更具有爱心，但是这件事情本身的难度我想也是显而易见的，我们刚才已经讨论过，它涉及到我们的教育资源问题，涉及到我们如何建立一种形式上更加公正的程序问题等等，我想它确实不是一时半会儿，不是马上能够解决的，但是我想从另外一个方面，如果我们再出来，今天出来一个苑鸣，通过社会各方面的关注，他实现了自己的愿望，如果我们这部分人能够持续关注社会，那么将来再出来别的考生，我相信他们的权利还会得到社会大家的关注和维护的。

　　朱：您说到这儿我倒想起一个事儿，如果我们把今年解决了的同学，比如刚才我们看到的中南大学的姚志国，西北大学的苑鸣，像这样的同学，还有长安大学的李欢，我们把它作为泛例放在那儿，让明年的录取大家能够更多的比照，是不是就在明年这个问题就不再是破例而常例了呢？

　　劳：对，这也是可能的，如果真是这样，你们新闻界就是立了一大功。

　　朱：我不敢说我们媒体有多大能耐，但是我想社会的力量，其实招生部门，高校，每一个部门都在这件事情上伸一把力的时候，我想这样一两个同学，两三个同学的问题我想在明年解决的时候，最好在8月初的时候没有这种报道，等到8月初之后，等到录取工作开始之后我们只在那儿念新闻，某某学校今年又录取了怎样一个同学，某某学校像去年这个问题就很难解决，今年他们就只需要拿着录取通知书高高兴兴报到就行了。

　　劳：但愿这样。

　　朱：今天我们在这里，虽然只是从苑鸣讲起，我们又讲到了其他很多东西，但是他所代表的实际是一类人，一批人，而牵涉到的这些家庭，真的也可能是千家万户，我们一方面希望我们的教育主管部门能够在制定2002年全国普通高校招生体检标准的时候，更多的想想今年大家的声音，再一个就是我们所有的高校能够在执行它的时候更有利于这些同学，每一位同学。

　　劳：只要我们全社会共同来关心，共同来努力，这样一部分社会的弱者，他们的权利，他们的愿望一定会实现，我是衷心祝愿他们。

　　朱：王鸿梁，如果明天还出现这种事您还会像今年这么忙吗？

　　王：我们关注的不是一个苑鸣、两个苑鸣能圆他的大学梦，我们更希望能在体制上能够为更多的疾病考生、病患考生创造他们进入大学的条件。

　　朱：很顺畅的。非常感谢二位今天来到我们的节目，我想我们今天的关注或许是很微弱的，但是我们的愿望是非常强烈的。我们想改变这种现实，这种迫切的心情也是非常强烈的，非常感谢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今天的节目，在这儿我也代表我们的责任编辑高岩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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