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限战争的再生

　　在２１世纪的第一场战争——伊拉克战争中，可以看到一个显著特点就是，交战双方没有把破坏民用设施作为军事手段来使用。英美联军没有对城市生活设施，如：水、电设施等进行大规模的轰炸；伊拉克军队也没对桥梁、道路和油田进行破坏。战前普遍担心的，大量平民伤亡也没在战斗中出现。

　　《纽约时报》曾发表文章认为：“从战略的角度上看，伊拉克战争也标志着美军战争模式的转变。自南北战争以来，美军的作战目的都是旨在摧毁敌方的城市、经济和人口等抵抗能力的总体战模式；而到了今天，美军所要达到的作战目标变成了消灭萨达姆政权的统治能力，以及消灭伊拉克军队的战斗愿望。而巴格达之战也与美军以往进攻并占领敌国首都的传统模式不同，美军现在不需要控制巴格达的所有地区，也不需要逐个街区地与守城伊军展开巷战。”而这这是否标志着在２１世纪人类又回到了对战争行为自我约束的有限战争时代？

　　“有限战争”并非西方军事理论所独有，也不是高技术条件下才出现的可能，人类对于有限战争的探索，已经持续了两千多年。而人们也都希望，在未来就算不能避免战争，战争也应在有限度的范围内展开。

　　“我深信在战略领域中，也像在所有的人类事业中一样，理想应该是居于支配的、主导的地位。但这样也就会把我们带进了哲学的王国。”这是安德烈·博福尔将军在《战略绪论》中的最后一句话。把不必要的损失减到最低，也是古今中外所有战略家的理想之一。这种“损失”既包括本国的也包括敌国的。可对于什么是“不必要”的，人类的认识一直在两个极端中徘徊，战争也在“有限”和“无限”当中往复。

　　仁义之兵

　　周襄王十四年（公元前６３８年）在泓水发生了一场规模虽不很大，但是在中国古代战争发展史上意义却很大的战争。这场宋、楚两国之间的战争，史称“泓水之战”，宋襄公也因这场战争而成了名人。

　　十一月初一，楚军进至泓水南岸，并开始渡河，这时宋军已布列好阵势。宋大司马公孙固鉴于楚宋两军众寡悬殊，但宋军已占有先机之利的情况，建议乘楚军渡河过半时予以打击，宋襄公断然拒绝。楚军全部渡过泓水后开始布列阵势，这时公孙固又劝宋襄公乘楚军列阵未毕、行列未定之际发动攻击，宋襄公仍然不予接受。一直等到楚军布阵完毕，一切准备就绪之后，宋襄公这才击鼓向楚军进攻。战争的结果是人所尽知的，宋军受到重创，宋襄公本人的大腿也受了严重的箭伤，连其禁卫军（门官）也悉数被楚军所歼灭。

　　而这场战争的意义不在于表明宋襄公指挥有错误，或他本人智力有缺陷。因为宋襄公在泓水之战中的所作所为，其实并非他本人心血来潮、视战争如儿戏，而是他努力保持君子尊严的举动，恪守战争当受道德规则约束的选择。这场战争的标志作用是，自西周初建，到春秋末期，兵家所奉行“仁义之兵”，提倡“成列而鼓”的“正道”，被“不讲信义”且又实力强大的楚军彻底击碎了。

　　周王朝建立之后，充满诡道权谋思想的“太公阴符”，并没有成为军事的主导思想，而是“治兵以礼”。同时代的《司马法》与其说是兵书不如说是礼书，其中强调的“军礼”是，用兵应该“正而不诈”，即必须做到“成列而鼓，不相诈”，“逐奔不远，纵绥不及”，战争的程度与范围应该受到必要的限制，不允许无节制地使用暴力。

　　宋襄公所坚持强调的，“君子不重伤”（不再伤害受伤的敌人）；“不禽二毛”（不捕捉头发花白的敌军老兵）；“不以阻隘”（不阻敌人于险隘取胜）；“不鼓不成列”（不主动攻击尚未列好阵势的敌人），都是对《司马法》作战原则的坚持。

　　如果在中国破坏了有限战争规则的是被中原各国视为“蛮夷”的楚国，那么在欧洲破坏有限战争规则的就是大革命之后的法国。

　　绅士的战争

　　在１８世纪的欧洲，在经过了“三十年战争”的毁灭性破坏之后，法理学家与军事统帅开始对战争的规模和手段加以限制。于是我们可以看如下几个场景：

　　凡是看过有关那个时代战争电影的想来都会发现两军交战，总有军乐队相伴左右。进行射击的不应把对方指挥官作为瞄准目标，当然这种规矩并不是人人都会遵守的。在美国独立战争时，被英国视为乡巴佬的美国军队几乎每次都在战场上首先射击军官。英军司令考瓦立不止一次地对此大加抱怨。有一次，他对前来与他谈判战俘交换时的一位美国军官如此说道：“如您所知，在文明战斗中，我们不应该显示出不合时宜的敌意。我的上校先生，想像一下，双方群龙无首地混战一气，是多遭的事啊。这应该由军官，真正的绅士来指挥与控制。在适当的时候，来控制士兵们的行动。”

　　在《英国军队史》中是这样描绘１８世纪战争的：“在那个时代，一场战役的目的往往不是找到敌人，也不是打败敌人。根据大多数权威的意见，若要制胜，还有两种办法：或者在有利的条件下进行战斗，或者是舒适地生存下来。舒适地生存下来，就是在敌人的土地上取得补给品。一支部队要能在敌国生活下来，即使一枪不发，也算是对这场战役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因为迫使敌人消耗他们的补给品，就是一种成功。如果能强迫敌人向对方提供补给品，则是进一步的成功。要是能在敌人的领域内宿营过冬，则是一种更大的成功。因此，只要进入敌境，并且在数周之内迫使敌人进进退退，不给他有打击的机会，这本身就是一个不小的成功。”

　　拿破仑摧毁了这一切，当拿破仑的军队不择手段地争取胜利并横扫欧洲时，整个欧洲的贵族将军们对他既感到手足无措又对他恨之入骨。费里罗在《和平与战争》一书中写道：“有限战争是１８世纪最崇高的成就之一，它属于温室植物那一类，只有在贵族化和高贵化的文明中才能茁壮成长。我们今天已经不再有这种可能性了。由于法国大革命的结果，我们失去了许多好的东西，这也是其中之一。”而要为他这种指责承担责任的，显然就是拿破仑·波拿巴。

　　无限战争的往返

　　在泓水之战后中国诞生了一位举世公认的战略家，他就是提倡“兵者诡道”，主张“兵以诈立，以利动，以分合为变”的孙武。在他撰著的《孙子兵法》十三篇中，战争已经不允许有任何温情，只要能达到消灭敌人、保存自己的目的，战争的手段可以无所不用其极，于是乎“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是正当途径，“堕其城，毁其国”是应有做法，“掠于饶野”、“掠乡分众”是可行举措。虽然兵不血刃是任何一个军事统帅的希望，而在孙武的时代“不战而屈人之兵”，只能是遥远的理想。

　　在战国时代的将领都将“兵不厌诈”奉行为指导作战的最高原则，其客观效果，往往是在取得战争胜利的同时，也促使战争手段变得越来越残酷，战争破坏程度越来越骇人。所谓“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秦将白起在长平一战后坑杀赵国降卒４０万，就是战争已经变成了只求目的不讲手段的例证。

　　在欧洲，拿破仑战争结束后。一代战略学大师卡尔·冯·克劳塞维茨以拿破仑战争为经验，写出了著名的传世之作《战争论》。这部和《孙子兵法》一样诞生于战乱背景下的军事著作，同样把战争暴力推进到最大限度，并以战胜和消灭敌人的军队作为核心目标。这种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原则的作战思想，一直到２０世纪的上半叶都在发挥着主导作用，并在世纪初的两次大战中把屠杀演义到了极致。

　　在中国，到了结束战乱统一后的汉朝。军事思想家再次对战争的目的和手段进行了反思，这一点在两汉时期惟一一部流传至今的完整兵学著作《三略》中有集中的反映。在战争目的论方面，所强调的是“诛暴讨不义”；在对待“战胜”与“国安”关系上，它既重视如何争取“胜可全”，更重视如何实现“天下宁”；思想上又回到了崇尚“仁义”和“礼乐”，提倡施“仁义”之泽于万民：“泽及于民，则贤人归之；泽及昆虫，则圣人归之。贤人所归，则其国强；圣人所归，则六合同。”同时《淮南子》中也有这样的感叹：“古之伐国，不杀黄口，不获二毛，于古为义，于今为笑，古之所以为荣者，今之所以为辱也。”

　　与中国古代军事思想家每到和平时期都要反思战争中的过度暴力一样，从上世纪６０年代开始，西方的军事理论家也在做同样的反思。

　　富勒将军在《战争指导》一书中对克劳塞维茨提出了尖锐的批评：克劳塞维茨有许多盲目的见解，其中最大的错误是，他从来没有认识到战争的真正目的是和平而不是胜利。因此，和平应该是政策中的主要思想，胜利只不过是为达到这种目的的手段。他也从未考虑暴力对最终和平的影响，实际上，“和平”这个词在《战争论》中一共才出现过六次。他认为，拿破仑是绝对战争理论的前辈大师。然而，这个绝对战争及其最高限度的暴力又把他引向到了哪里呢？不是引向他所向往的和平，而是圣赫勒拿岛。由他推进到了最高极限的暴力，结果是以绝对的失败而告终的。如果希望和平不仅仅是一种战争的间歇，那么，孟德斯鸠的劝告还是有道理的。他说：“在和平时期，各国之间应该多做一些对彼此有益的事情。在战时，要尽量少伤害他人的利益，并且要以不伤害他人的真正利益为原则。”

　　博福尔将军在《战略绪论》写道：２０世纪的人类，经过了两次毫无意义的大战，今天真是有谈虎色变之感。近代科学的进步也许能帮助他们找到一种预防此种浩劫重演的方法。但命运却又一定要人类付出一种代价，而那也是他们所不希望的：斗争将以较小的规模继续发生，可能会永远继续下去。大规模的战争与真正的和平可能已经合葬在同一个坟墓之内。

　　也许绝对的和平不会出现，但是核武器把战争的危险增加到了空前未有的程度，所以大国之间出现大规模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将随着人类的理性越来越低。有理由相信博福尔将军的话，“今后军队作为越来越复杂的政治战略计谋的附属物，将按越来越文明的方式被使用。”在已经来到的２１世纪，是一个有限战争再生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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