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三缄其口定风波
沈从文和张兆和□刘宜庆
沈从文和青岛有着深厚的渊源:1931年暑假过后，应校长杨振声的邀请，沈从文到青岛大学文学院担任讲师，讲授中国小说史和高级作文课程。他在青岛居住的两年间，生活稳定，不但收获了与张兆和的爱情，更创作了《都市一妇人》、《凤子》、《三个女性》、《从文自传》等诸多作品。正因为如此，沈从文对青岛怀有特殊的感情，他说其他的海滨城市“总觉得不如青岛”。1949年后，沈从文放弃了文学家的身份，改行做文物工作。1957年他在青岛休养了近一个月，与妻子张兆和数封家书沟通之后，无意中避开了当时的政治漩涡，找到了自己的归宿和安身立命之所。
■写短篇张兆和劝他勿发表
1957年8月4日，沈从文离京赴青岛休养近一个月，准备写几篇小说，为回归作家队伍热身。此时，“反右”斗争正进入高潮。在青岛，沈从文下笔如有神，头脑又恢复了写《月下小景》的时代，做到了自己充分支配自己——写了一篇批评知识分子打扑克的短篇小说，张兆和建议他多练笔，而不发表。
沈从文为何写一篇讽刺知识分子打扑克的短篇小说，这源自他对打扑克的反感，由来已久。1931年至1933年，沈从文在青岛大学执教，大学内有“酒中八仙”之称谓，杨振声、闻一多、梁实秋、方令孺等人每逢周末猜拳饮酒。沈从文从不参与这样的宴饮，一个是性格的原因，他不喜欢太热闹，他喜欢带一本书到海边，听潮看云，沉思默想。第二个原因，是经济方面的因素，在青岛大学担任教授职务的闻一多、梁实秋是美国留学归来的“海龟”，月薪400元，而沈从文只是讲师，月薪100元，加之他的妹妹沈岳萌也在青岛大学念书，他的经济并不是特别宽裕。第三个原因，沈从文格外珍惜时间，他教书之外的时间，不是读书就是创作。也许是这些因素，沈从文不爱参与“酒中八仙”的聚会，甚至，有点儿反感，他以此为素材创作了小说《八骏图》，甚至小说中的甲乙丙丁等教授的生活，都有原型，就是以福山路3号楼里居住的教授们为原型创作的。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时期，多数教授以打桥牌作为消遣，沈从文也是从不参与，在文章中，将战时的这种风气视为堕落。
1957年，沈从文在青岛休养期间，逛中山公园，看到有人打扑克，他将目睹之场景，在信中向张兆和汇报:有个什么机关队伍约二十来人，选好了有风背阳地方后，就玩起麻将来，计两桌另加一扑克队，男女嘻哈，玩得蛮有精神，使得其他来玩的人想坐坐也无地方。过去玩牌多躲在亭子间搞，大热天住上海弄堂房子的，本身是流氓，因此不怕警察干涉，就搬到路边玩，究竟还是少数。现在这公园中也有人租牌赌钱的，浴场边换衣处也有牌出租，报上叫禁止，没有办到。公园中玩扑克的可到处有的是，我觉得还是反映一种不大好的趋势。
张兆和在给沈从文的信中(19570811)说:“拜读了你的小说，这文章我的意思暂时不拿出去。虽然说，文艺作品不一定每文必写重大题材，但专以反对打扑克为主题写小说，实未免小题大做；何况打扑克是不是危害性大到非反不可，尚待研究。即或不是在明辨大是大非运动中，发表这个作品，我觉得也还是要考虑考虑。”张兆和在写了如许反对发表的话之后，又给沈从文打气，鼓励他:“我希望你能写出更好一些，更有分量的小说，因为许久不写了，好多人是期待、注意你的作品的，宁可多练笔，不要急于发表，免得排了版又要收回。我的看法是不是太主观，太武断，不切实际，请批评，请原谅，只是希望你不要因此气馁，你多写，你会写得好的。”事实上，张兆和在给沈从文的信中，有两种身份，一为《人民文学》的编辑，一为相知相伴经历时代变故的妻子。从张兆和的话中，我们可知她用心良苦。
■家书中“点评”老友
相比较于打扑克这样的社会风气，一场针对知识分子的运动正在火热展开，“反右”斗争在北京、上海等大城市，几乎每天都有新的进展。沈从文虽然在1949年就已经退出作家队伍，但他仍在文化界，非常关心朋友的境遇，也可从他对一些作家的点评，透露出沈从文此时的心态。在青岛，沈从文在家书中，不可避免地要提到“反右”斗争的情况。
张兆和在1957年8月的一封信中，向沈从文通报了北京“反右”斗争的情况:“十日的《文汇报》，彭子冈被点了。陈梦家果然也见了报纸。”
8月20日，沈从文致信张兆和，信中谈到对反右斗争的一些看法:“其中最不可解的是冯雪峰，多少年来，都稳稳当当地为党工作，现在责任也十分重要……不明白竟发展到如此情形。”张兆和在此前给沈从文的信中，她提到在北京参加批判萧乾右派言论的大会。
8月22日，沈从文致大哥沈云麓的信中说:“这三个月国内事可变得不少。北京方面不仅是民盟章罗大头子倾覆，即小伙计也日日出现于报上。”在这封信中，沈从文重点写到他的湖南同乡——“一支笔胜于三千毛瑟枪”的丁玲:“丁玲也由于自大而又不明白党的集体意义，搞小组织，趁势抓权，因之在批评中。这次才知道她在南京时还自首过。当被捉时，我们还到处弄介绍信，设法营救。那时天津一流氓记者，在报上骂她，我为反驳，后来还闹到找律师打官司，气得头晕。可是想不到她却和第二任丈夫日子过得很好。解放后，她到北京来，也给了一大堆事做，可不会做。既不会团结老作家，也不会教育帮助年轻作家，对党员年轻作家，兴趣也不高，帮助也不大，却满足于自己一点成就。书读得本来不多，却不肯用功多学点。真本领不多，却只想抓权，在内部闹。没有整体观念，因此还只想搞小家当。”
与1949年前相比，沈从文对“右派分子”的点评，价值观已经发生了一定程度的改变，他开始自觉地按照官方的评判标准，“校正”对过去老朋友的看法。尽管这只是家书中的“我们自己说的话”，这是内心世界悄声的独白，对外界，沈从文仍然谨小慎微，面对时代的潮流，三缄其口。
■建议山大建立文物资料室
沈从文这次在青岛休养，无意中避开了政治漩涡。在青岛，海滨已无当年的清净，“海岸边每天总有大几千游人，和煮饺子一般泡在水里”。故地重游，熟悉的朋友多已烟消云散，“公园中银杏树当时眼看到栽种，现在已高大荫人”，真有“树犹如此，人何以堪”之感。8月25日晚，沈从文到山东大学，赴萧涤非邀宴。后，又与萧涤非前去看望老友赵太侔。赵太侔两任山东大学校长，是旧时代的风流人物，但1949年之后，不能担任校长这种重要职位。“头已全白，独自住在学校宿舍里，房子中倒收拾得比其他讲究得多，在教点英文。他的儿子在东北病，还不能教书，比废名(处境)还坏。也真糟，年纪轻轻的却这样不幸!”
沈从文这次到山东大学，写了一封致山东大学负责人的信函(19570827)，信中建议历史系建立文物资料室:“去年从文在济南参观省博物馆时，和王献唐先生谈及，也深深感于新的文物研究工作，配合不上社会需要。把希望寄托在山东大学历史系新同学。”筹划中的文物资料室文物从何而来，沈从文在信中有计划:“山东条件比许多学校条件还好一些，因为这个资料室如能成立，省博物馆调借文物，相当方便，青岛市文管会文物，更加容易调拨。另外一方面，也可直接去函历史博物馆，或请高教部商文化部，商借一些文物。并委托历史博物馆方面购买、复制一些文物补充。”从后来“文革”中沈从文写的材料来看，他帮助好几所大学成立文物资料室，其中有山东大学。看来，这件事，在他的热心之下促成了。
旧时代的作家，新时代搞文物，沈从文在两者之间有过摇摆，是很自然的。他在青岛写给大哥沈云麓的信中，可以看出他放弃文学心有不甘:“可惜的还是写短篇的能力，一失去，想找回来，不容易……我还得努力把一切失去的力量找回来，好多为国家做些事情。”
然而，当机会来临时，沈从文选择放弃了。1958年，“反右”斗争结束后，周扬在一次招待文艺界人士的宴会上提出，打算请老舍多管一下全国文联的工作，由沈从文接替老舍担任北京市文联主席职务，沈从文听后，连忙说:“这不行，我还是做我的文物研究工作，我是个上不得台面的人”，拒绝了这一提议。1977年8月16日，他在一封家书中言及此事时说:“如一时头脑发热，冒冒失失答应下来，结果恐不免比老舍倒得更早，也更惨。”
不由得慨叹，沈从文的选择是多么的明智。这背后归功于张兆和，在沈从文最困难的时候，正是这位出身苏州名门的张家三小姐，让沈从文渡过惊涛骇浪。摇摆之后，沈从文回位到文物研究，这是寂寞的工作，何尝不是安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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