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6年1月14日，北京，受春运影响，北京南站附近路面交通出现严重拥堵。（视觉中国）
中国网新闻1月19日讯（记者戚易斌 实习记者李怡辰）日前，由高德地图、交通运输部清华大学戴姆勒可持续交通研究中心、阿里云、清华同衡规划设计研究院、第一财经数据新媒体等权威机构联合发布的《2016年度中国主要城市交通分析报告》显示，济南、哈尔滨、北京成为排名前三的“最拥堵城市”。
据了解，2016年全国三分之一的城市通勤受拥堵威胁，最严重的前十名分别是济南、哈尔滨、北京、重庆、贵阳、深圳、昆明、杭州、大连和广州。其中排名前四的城市高峰拥堵延时指数超过2.0，也就是说因交通拥堵花费的通勤时间是畅通情况下的2倍。
城市拥堵趋势遭遇新变化
交通运输部党组书记杨传堂曾在2016年全国两会期间明确表示，交通拥堵是世界各国城市面临的普遍性难题，综合分析国内外城市交通发展实践，缓解城市交通拥堵必须坚持综合治理，疏堵结合。
受政策推动，2016年一线城市及省会城市拥堵程度呈现持平或下降趋势。相比2015年45个主要城市中93%拥堵上升，2016年这些城市中却有66%拥堵明显下降。相反，二线城市及省会周边地区拥堵呈上升趋势，表现出经济发达城市虹吸周边小城市的趋势逐渐增强。
国外如何治理交通拥堵
交通拥堵作为世界性难题，同时也是各国所面临的挑战。那些城市化较早的国家如何处理拥堵问题？
美国
美国是世界上拥有汽车最多的国家，90年代中期，纽约等城市交通拥堵达到难以忍受的程度。为解决拥堵，纽约中心区停车场通过收取高额停车费缓解交通需求，并建设停车—换乘（Park and Ride）系统，在郊区和卫星城精心设计了与站点衔接良好的停车设施，鼓励引导城市外围地区居民在进入城区前进行交通方式转换，极大促进了小汽车交通总量削减，缓解了市中心交通压力。
在税收政策上实行高额牌照税、驾驶执照和停车费。在曼哈顿中城停车场每小时至少需缴纳8.99美元，在其他一些闹市区则甚至高达20-30美元。
值得注意的是，美国对于公务车的使用控制非常严格。购买公务用车需通过国会批准，且每年要向公众公布使用情况。上千人的部门往往只有几十辆公务车，车牌上注明只能由政府使用，便于公众监督。如果下班时间公务车停在饭店、娱乐场所门前，可能会受到举报。
丹麦
首先，丹麦的税收体系被用于限制小汽车的拥有和使用。拥有私人小汽车所需缴纳税款高达购车费用的3倍。同时，为了限制购买大型、高油耗车辆，购车缴纳税款随车重和发动机排量的增加而增长。丹麦首都哥本哈根因此成为发达国家中小汽车拥有率最低的城市之一。
其次，城市中心区限制停车泊位供给。过去几十年间，哥本哈根市每年减少2%-3%的停车设施供应。
此外，政府倡导绿色出行，鼓励“公交+自行车+步行”方式。自2000年以来，丹麦环境保护部和交通部联手发起每年不同主题的“绿色出行周”活动，并积极推动自行车活动开展。哥本哈根市曾投资280万克朗，在市区150多个指定地点投放1000辆自行车，供市民免费使用。
新加坡
新加坡国土面积虽小，交通基础设施建设却非常完善。其特色在于快速轨道交通、公共汽车和出租车构成了一个高效的公共交通网络。据统计，新加坡快速轨道系统中地铁(MRT)和轻轨(LRT)共达128公里，92个车站。公共汽车3300多辆，共计250条运营线路。公共交通出行达到国民日出行总次数的63%。
为解决交通拥堵问题，政府1975年实施地区许可证制，购车必须先购买一张有效期10年的“拥车证”。因为数量十分有限，供不应求，所以标价一直在上涨，且10年后必须重新支付费用。此制度的实行使得新加坡汽车数量增长未超过3%。
2010年5月24日，新加坡，一辆汽车在加油站加油。为了治理交通拥堵，政府对私人购车环节进行了限制。（Charles Pertwee 视觉中国）
新加坡70年代实行的另一项政策便是拥挤收费。包含区域通行制度（ALS）、快速路收费系统（RPS）和电子道路收费系统。其中ALS在当年实施时，在近7.2平方公里的控制区内，早高峰时刻除公共车辆、高载客率小汽车（含驾驶员3人）外，其余车辆必须出示通行证（每天3新加坡元）。其实施效果非常明显，高峰小时交通量下降45%，公交上班出行增加近50%。
“中国式治堵”任重而道远
面对日益严重的交通拥堵问题，全国各大城市也依据自己的实际情况相继出台了许多“治堵”措施，如北京市政府近年来大力推行的“限号、限购、限行”三限政策、上海的车牌拍卖行动等。
2015年4月16日，上海，全市快速路高架全面更换外牌车辆限行时间，实施更严厉限行方案治理拥堵。（视觉中国）
然而，随着汽车数量和出行需求的不断增长，许多媒体和网友对“中国式治堵”的合理性和可行性提出了质疑：限制出行和购车是否是治理拥堵的唯一方式？完善公交网络、停车费和燃油税改革、提升交通文明等方面是否已经没有上升空间？
浙江省社科院调研中心主任杨建华表示，“限字令”并非万能药，根本方法还在于转变城市发展思路，出台市场化手段等深层次的治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