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如果没有袁厉害，孩子早死了”
1986年，袁厉害在兰考县人民医院门前摆摊。一个兔唇男婴刚出生就被遗弃在医院厕所，快要死了，医院付给袁20元钱，让她“处理”掉。结果这个孩子又活下来了，成为她收养的第一个弃婴。25年来，她算了好一阵说，收养了超过100个了。
借助小城欣欣向荣的圈地开发，袁厉害跟人合伙从农民手里买地，盖小产权楼然后出售。忙于生意的她无暇把精力全放在弃婴身上，开始雇人照看。
袁厉害只给予弃婴最低的生活需求。周围人赞美她的善心。捡垃圾的老太太经过“小丑”身边，后者正在垃圾堆里像虫子一样蠕动。她笑着说，“如果没有袁厉害，孩子早死了。就是给钱，也没人愿意养这些残疾孩子。”
这本该是民政部门的责任。[详细]
2代养成了门生意
在兰考县民政局一间办公室里，社救股股长冯杰说，袁厉害不愿意放弃这些孩子，因为她把那些康复的孩子“送给”需要孩子的人家。他相信里面存在金钱交易。
从兰考北去600公里的山西省原平市，同样有一个庞大的私人弃婴部落。跟袁厉害一样，63岁的陈天文是这个部落的头儿。陈天文的代养经验正在推广。原平民政局副局长周靖芳说，当地的做法是，通过和个人签订代养协议，让陈天文这样的爱心家庭代养弃婴。跟兰考一样，原平也没有自己的福利院。开始应者寥寥，当原平民政局把代养的待遇提高到每月700元，因为有利可图，开始有人家抢着报名。
仅在陈天文所在的村子，有七八户人家和民政局签订了代养协议。这成了一门可以挣钱的生意。先后代养过三个弃婴的村民王金梅说，看到陈天文代养能挣钱才报名，她说，“没办法，穷啊，才去养这些孩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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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中国儿童福利仍然存在制度缺口
在陈天文的村子，村民王金梅收养了三个孩子，之前的两个都死掉了。她说，“孩子快不行的时候，打电话告诉民政局，民政局说，知道了。等孩子死掉了，民政局说，自己处理掉就算了。”
2010年，民政部统计数据显示，在民政部门登记的孤儿人数达71.2万。该年由中央财政安排25亿多元专项资金补助各地发放孤儿基本生活费，家庭寄养成为国家监护下的儿童的主导照料方式。
但是，对于这些寄养在福利机构之外的儿童的命运，人们几乎一无所知。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驻中国办事处项目官员马思婷认为，“中央政府确实地保障残疾儿童的权益。但是在全国范围内实行这项法律的全面实施，是一个挑战。”“即使他们善良并热心：但是没有受过培训，没有人能够应付严重残疾的孩子，何况还是十几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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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个弃婴躺在草垫子和脏被褥铺就的床上，床头的蜂窝煤垒得很高。这是在河南兰考县人袁厉害的一个住处，袁厉害收养的孩子超过100个，部分孩子因为没有足够的医疗救治而病重死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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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天文收养的孩子中，很多都是兔唇、腿部畸形、脑瘫。趴在炕上的党小虎生下来就患有脑瘫，吃东西时，只能用嘴舔。陈天文夫妇会把奶粉洒在炕革上，让脑瘫的孩子吸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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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西介休县，常浩东今年6岁，一生下来就脑瘫，走路摇摇摆摆像小鸭子，小便都还需要妈妈帮忙。爸爸妈妈坚持为他治病，还把他送到附近的幼儿园，让他和正常的孩子一起学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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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天文家的孩子们每晚睡觉前都要嬉闹一番。炕沿上的党鸥鸥只能老老实实地坐着，她脊背上生了一个瘤，压迫神经，使得下身瘫痪了。还没有开刀动手术，所以鸥鸥现在睡觉时会不舒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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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9月23日，这名被抚养了六个月的智障孩子因病死亡。这是袁厉害去年捡回的第21个婴儿，也是第十个因病而亡的婴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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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0年9月23日当天，这个没有名字的弃婴被拉到很远的地方埋掉。孩子的眼仍微睁，似乎还带着对这个未知世界的一丝眷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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袁厉害在兰考县城没有固定住处，她共有四个地方供孩子们住，两间小房里住了十几个孩子。后面不远处是兰考的高级别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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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山西原平的一些地方，代养已成为一门生意。为了减少看护的麻烦，这户人家把寄养的男孩用绳子绑在炕上，限制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