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汤劲松

　　关于抄袭，国人已经大多见惯不惊了。但一般印象中，除去少不更事的大学生为蒙得一纸毕业证，在毕业论文里大量“借用”他人文字，和文贼使用复制粘贴的手法以获得些微稿费外，因认为《察贤辩才》一书侵犯了自己的著作权，光明日报出版社原社长李树喜将该书作者人民出版社社长黄书元告上法庭，实属罕见。

　　《新京报》6月29日的报道说，黄书元未经许可，大量抄袭了原告的作品《李树喜品评历代用人方略》，且抄袭量占83.6%。如果属实，高级人士如此“借用”，和小学生照抄同学的家庭作业，没什么两样。

　　但更有意思的是涉嫌抄袭者的辩解：黄书元的代理人称，《察贤辩才》一书素材来源于李树喜参与编写的《国史镜鉴》，该代理人还提到，《李树喜品评历代用人方略》一书本身已涉嫌对《国史镜鉴》构成侵权。

　　由此，大概可以勾勒出一幅这样的“著作”生成路线：李树喜从《国史镜鉴》中“汲取”营养，写出了《李树喜品评历代用人方略》，而黄书元大概又大段借用了《李树喜品评历代用人方略》，著成《察贤辩才》。至少，李树喜和黄书元都借鉴了《国史镜鉴》。从李树喜方面并未对此反驳的情况来看，这样的猜测，应该没有大的问题。

　　文化方面的权威人士涉嫌作假，总会让人感到突兀。不论从学识水平还是权威来说，他们都不需要用抄袭来为自己谋名了。而纯粹的谋利观点，放在这种职级的人身上，恐怕也不能是准确的原因。但他们确实抄袭了：视生命的洁净情操于不顾。造假者从中渔利却几乎未得任何惩戒的语境下，一张干净的白纸行走在众多污迹之中，吃亏是必然的。聪明至高级人士，既不能免俗逐利，一般又不容易被揭露，抄袭也就成为必然。

　　如果只是就事论事，而不从根底上一边切断一边保护与修复，说不准还会有更令人拍案惊奇的抄袭案发生。当然，那种造假者鼓腹而歌、招摇过市，甚至进入庙堂的事情，则更会鼓励抄袭者们：抄吧，更大胆地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