汾酒引力波之二十三
红色是中国色,亦称中国红。
先秦时期,上层推崇五正色即青、赤、黄、白、黑。孔子甚至把朱色与雅乐、国家相提并论,认为朱色是大雅之色,代表着正统。
周朝开始,红色融入了中华文明的血脉之中。潜移默化间,红色成为了自信、忠诚、纯真、专一、进取的标志。
今天,红色属于“汾酒雅学”范畴,是“大雅汾酒”的研究课题。
作为一直受到王朝上层喜爱的汾酒,在现代中国“红色政权”中扮演了什么角色呢?
正是从这一刻起,汾酒成为了“延安革命根据地”、“晋察冀抗日根据地”、“晋绥抗日根据地”等的专供酒,见证并奠定了“红色国酒”的特殊地位。
1936年2月20日发起的“东征战役”主战场在山西,历时117天,是国内战争转向民族战争的重要拐点。
随着这个拐点的到来,汾酒由过去的“王朝御酒”,变为了国共分合、抗日救亡、礼敬国魂、军民情深的“抗战酒”和“英雄酒”,以及弘扬和传承吕梁英气、太行精神、黄河风骨的“民族酒”。
这期间,汾酒的影子无处不在,参与见证了内战、抗战几乎所有的重大事件。历史详细记载了领袖名流们的政治、军事、外交、文化、经济、生活、礼赠等所有的宴会活动,用的全是汾酒。
有人曾写过这样的一首打油诗:
国共祭黄陵,把酒问苍生,
杏花村里延安情,
主席不善饮,独爱酌汾清,
荡气雄文赋东征;
朱老总大寿,徐特立庆生,
千叟宴上聚精英,
礼赠文武将,宴贺抗战胜,
红色酒魂唱大风!
这是1935年10月-1945年8月十年间,延安根据地、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时期,整个北方战区刮起的一场“红色汾酒引力波”。
东征期间,著名红军将领周士第来到了山西汾阳,成立了吕梁地区最早的党组织。周士第特地来到盛产名酒的汾阳杏花村,见到了当时汾酒的大掌柜杨得龄。
一向有爱国情怀的杨得龄,热情向周士第介绍了古老杏花村的酿酒历史,当听到晚唐诗人杜牧的《清明》诗时,周士第兴致勃发,题写了《参加红军》七绝诗:
“参加红军人纷纷,倭寇国贼惊失魂。抗日先锋处处有,革命同盟遍乡村。”
红军离开杏花村时,杨得龄老掌柜将两坛陈年老白汾酒递给周士第,让他转交延安首长,嘱咐“要喝中国名酒,狠揍日本强盗”。并拒销已成日本沦陷区的地方,誓言“一滴汾酒都不能为敌所用”。
汾酒与圣地延安结下了深厚情缘,成为了党中央“首府”的主要用酒。
党中央在延安呆了十年零两个月,其中,1940年至1945年,晋绥边区支援中央的经费占到边区财政的50%-60%,而吕梁几个专区就占到了70%。晋绥边区曾多次提供粮油烟酒等生活用品给党中央,其中就有汾酒。
山西是敌后抗战的战略支点和主战场,汾酒自然成为了抗战的重要物资。每每取得重要的战斗胜利,当地军民无不以汾酒“犒赏三军”。汾酒成了支撑平型关大捷、百团大战、忻口会战等山西抗战的“精神弹药”,其纯爽甘烈的酒劲,更是三晋儿女精、气、神的外化。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后,国内革命战争发生了根本转变,1947年中央驻地进行了战略大转移,第二年到达河北西柏坡村。党中央高瞻远瞩、运筹帷幄,在这里指挥了著名的“三大战役”,为“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西柏坡时期,汾酒依然是党中央高层最喜欢喝的酒,各种国事宴请、和平活动、战时动员等依然用汾酒。
有酒文化研究者曾为建国前夕的汾酒编写过这样的顺口溜:
(一)
晋冀豫,晋察冀,西柏坡里毛主席!毛主席饮酒望山西!
先赠许世友,后赠傅作义,两次宴请苏老米!(苏联特使米高扬)。
七届二中全会,夜宴民族党魁,北京饭店高标准,和平使者四百位!
(二)
三大战役捷报响,百万雄师过大江,斟满汾酒庆解放!
筹政协,迎庆龄,四批汾酒运北京,第一国宴建奇功!
这是1945年8月-1949年9月解放战争时期和新中国建国前夕发生的又一场“红色汾酒引力波”,为建国后的汾酒地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949年1月31日,斯大林派特使米高扬,一行四人来中国,总司令朱德、政治局委员任弼时等迎接至西柏坡。
这是新中国成立前我党接待的最高级国宾。西柏坡早已备好了丰盛的酒菜。由于苏联人爱喝酒,我方特意准备了山西汾酒。
中共高层两次宴请米高扬,喝的都是汾酒。毛主席亲自作陪,米高扬豪饮汾酒后,赞不绝口,还不停地打听汾酒出自何处。觥筹交错间,汾酒筑起了两国深厚的友谊桥梁。
1949年6月,时任北京市委书记的彭真批示:“要将国内外享有盛誉的汾酒运到北京,摆在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的宴会上”。
此时的汾酒,在党和政府关怀下,由中共晋中地委派遣了汾酒曾经的大掌柜杨得龄之子——杨汉三来主持工作,恢复全面生产。
1949年9月初,为保证这批汾酒在运输途中的安全,汾酒厂工人在警卫班的保护下,经过五天四夜的艰苦努力,分四批把五百余斤汾酒运到了首都。杏花村汾酒成为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首款国宴用酒(注:另做论述)。
(图一:彭真批示把汾酒运到北京;图二:第一届政治协商会议召开,会后国宴用的汾酒)
自红色革命的火种,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播撒,最终北上陕北会师,汾酒就注定了其不平凡,与新中国的沉浮命运,紧紧地绑在了一起。
尤其是,当党中央进行战略大转移,离开延安跨越山西全境,路居山西来到西柏坡后,汾酒的地位与日俱增,成为了公认的“爱国酒”,这其中蕴含的情义和价值令人深思。
如果说,“御酒”是汾酒在王朝时期的雅号,“国货代表”是汾酒民国初年的雅号,而“爱国酒”则是汾酒在建国前最有情怀的雅号。
汾酒在边区时期、抗战时期、解放时期、建国前夕对中国社会的渗透和影响,至今没有一枚酒品牌可以比拟、可以代替。
那么,新中国建国后,汾酒又经历了怎样的传奇?“红色汾酒”能一直传承下去吗?
(来源:智度名酒评论)
(来源：新视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