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的教训——[上篇]世纪之“痛”

　　痛痛病阴影与镉污染修复的代价

　　科学家们在1975年向日本政府提出了一个方法，置换土壤，把镉土埋到25厘米深的地下。严格来说，这不叫修复，而叫“客土”，“因为被污染的土壤仍然埋在地下”。这是一项浩大的工程。     

　　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日本经历了快速经济增长期，全国各地出现了严重的环境污染事件，被称为四大公害的痛痛病、水俣病、第二水俣病、四日市病，就有三起和重金属污染有关。

　　公害事件对日本社会和政治的影响，仍延续至今。虽然在公害基本法制定之后，重金属污染事件得到控制，但其污染阴影仍未完全在这个岛国抹去。

　　日本厚生省的调查推定，在1911年，神通川流域就出现了第一位痛痛病患者。直到上世纪50年代，这种恐怖而且神秘的疾病开始见诸报端。时值痛痛病患者受害近百年，南都记者特赴日本，采访了环境受害者、土壤学家、律师辩护团、公民社团领袖、政府官员等各个层面的相关人，希望能给中国重金属污染未来的治理带来启发。

　　南都记者 杨传敏

　　即使是现在的日本，诊断疾病是否产生于重金属污染，仍然是一件困难的事。现年98岁的彬野，在她96岁才被诊断出是镉污染的受害者。她患的疾病异常罕见，无法行走，亲人甚至无法搀扶她，搀扶和接触都会令她的骨骼疼痛加剧。这种被命名为“痛痛病”的神秘疾病，曾经肆虐在本州岛中部的神通川流域，直到现在它依然像一个幽灵般出没。

　　从河流到土壤再到住民，矿毒在神通川的侵袭深入的60年，就像一场旷日持久的破坏性地震。而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的重生，其艰难不亚于地震后的重建，甚至这种过程的复杂程度有过之而无不及。

　　40年过去了，受害者仍然生活在不安中，日本社会也为此付出了巨大的经济代价，而土地污染的阴影仍未消除。

　　患者：矿山下的牺牲品

　　彬野是至今仍幸存的少数受害者之一，她银白色的头发稀疏，弱小身躯蜷缩成一团，在医院病床上长睡不起，亲人每天都会来探视她。但她对外面的世界毫无知觉，一根输送养料的管子直插入她的肠胃，同时和养料一起输送的还有一种对骨痛有缓解作用的药物维生素D。

　　之前在别的医院，彬野曾被诊断为骨质疏松和肾萎缩，这些都是痛痛病患者的典型症状。在荻野医院检查后，医生青岛惠子建议她去做一个痛痛病专家鉴定。

　　这个专家鉴定由15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医生组成，这个程序自上世纪70年代初开始启动，专门甄别三井矿业的镉污染受害者，并提供有国家法律保障的赔偿和援助。

　　被认定需要满足的四个条件分别是：1)长期在被镉污染的地区居住；2)不是先天性的疾病，在成年期后才发现；3)肾脏功能的损害；4)骨软化症。其中，骨骼松散和软化是一种非常罕见的症状，可被医师用作判断痛痛病的重要依据。

　　在受害者体内，和镉富集同时被发现的还有铅和锌的积累，但和镉相比，数量被认为不足以致病。

　　自70年代日本厚生劳务省启动患者认定程序以来，像彬野一样经过国家认定的“痛痛病”患者共有195名，还有404名疑似患者曾经接受过医学观察，他们在等待中陆续死于肾功能衰竭。还有5位“获得认定”的垂垂老者尚存人世。彬野正是其中的一位，在被鉴定为痛痛病之后，她可以获得来自三井矿业公司的赔偿。

　　“经济赔偿是三井公司唯一能做的事”，长期医治痛痛病患者的医师青岛惠子告诉南都记者，几十年里，三井从来没有派人来看望过病人或者当面表达歉意“他们只是付钱”。

　　三井是日本最大的财阀集团之一，其属下的三井矿业从上世纪初即开始了对神冈矿山的开采，这是日本最大的铅锌矿之一，和铅锌矿伴生的镉，在洗矿之后随着污水排入神通川，污染了沿河两岸。

　　自上世纪前半叶起，受战争影响，日本社会极度渴求资源，战后又进入经济快速增长期。矿产冶炼带来的重金属污染被日本人称为“矿毒”。

　　神通川流域延绵入海，两岸的水稻田，在当地的经济构成中，至今仍然占据着相当重要的位置，若在这个小城市的道路上行走，不经意间，就能看到农业机具店。

　　农业和农民曾一度在这个日本的鱼米之乡成为牺牲品。富含镉、铅等重金属元素的毒水顺流而下，再通过引水渠道流入稻田。最初，受到影响的是神通川里的鱼，而这只是痛痛病公害的开始。直到这个世纪初，居住在富山县的当地居民中，陆续出现一种奇病，身体扭曲佝偻，骨头软弱无力，患者大多是妇女，她们丧失了所有劳动能力，只能卧倒在床，骨头疼痛不堪，直到死亡。

　　病痛“镉”入膏肓，骨软肾衰

　　镉毒成了神通川流域的一部分，40年之后仍挥之不去。最近10年，荻野医院推荐的疑似受害者就有19名，其中有12名完成了“国家认定”。

　　荻野医院从上世纪50年代开始在痛痛病公害事件中发挥重要作用，时至今日，仍是富山县治疗痛痛病的重要医疗机构。90岁的桥诘和彬野差不多是在同一个时期被鉴定出来的，她还可以在女儿的搀扶下行走，但必须每个月两次到医院接受治疗。她的主治医师是青岛惠子，她也是荻野医院的院长。

　　桥诘住在妇中町，距离神通川三公里远，年轻时在家务农，神通川的镉水通过引水渠流入她家的田地。她能感觉到身体的变化，是从上世纪70年代开始的，“只是一点点痛”，她说，“眼晕，医生说我血压不稳，我以为是过度疲劳”。但她的病情在随后的30年里逐渐加重，到最近几年已经无法行走。

　　“实际情况是，虽然痛痛病在这个地区如此出名，大部分医生对痛痛病仍然缺乏认识”，桥诘的弟弟高木良信评价说。高木是当地自助公民团体、痛痛病协议会副会长，在40年前是痛痛病受害者申诉的主要参与者。40年前，他只是为了这个地区的权益奋斗，他没有想到自己当时的争取，现在能帮助到自己的姐姐。

　　但这只是有限的帮助。注射特殊的维生素D，是治疗骨质疏松的主要方法。肾脏的衰竭却无法治愈。

　　“镉在人体的积累，通常是不可逆的”，青岛惠子院长告诉南都记者，它是一种容易在肾脏积累的重金属元素，并且同时可以在肝脏积累，而且它只要一旦存在在人的身体，便很难通过排泄、分泌等方式排出。

　　大部分痛痛病患者死于肾功能衰竭，青岛说，我们尝试了很多种办法，也无法治疗，“镉一旦侵入体内，还会令维生素D流失，这种流失通常伴随着荷尔蒙流失，所以痛痛病常见于更年期前后的妇女”———这解释了，在最后认定的173名受害者中，除3名男性外，为何大部分是务农的妇女。

　　痛痛病最初的病症是全身骨头酸痛，这通常会被患者忽视，被误认为是过度劳累。之后骨质疏松的过程开始，患者的疼痛遍及全身，最终导致骨软化症状，丧失劳动能力。痛痛病在日文里的Itai-Itai，正是痛苦的叫喊声。

　　“肾脏受损没有治疗办法，也会令很多患者意志消沉，对生活失去信心”，青岛说，所以作为医生，不仅要对患者进行身体治疗，还要进行心理治疗，劝导他们按时来检查、注射。

　　客土：置换被污染的土壤

　　需要治疗的不仅是桥诘，还有她家的1.8公顷农地。土地也需要被认定，富山县被认定为受到污染需要修复的土地共有1500公顷。这项工程后来被命名为“土壤复原事业”。在随后漫长的40年里，这项事业被证明是耗时耗资的过程。

　　在六七十年代的环境污染事件之后，土壤修复亦成为日本农业科学属目中的一个重要学科。

　　1970年，环境污染成为日本公害事件之时，现年70岁的东京大学教授茅野充男还是国立农业研究所的年轻人，现在他已经成为日本最重要的农业和土壤学者之一。他研究的一个领域是，如何减少植物对土壤中重金属的吸收，如何减少土壤污染。

　　茅野充男的重金属研究和日本土地污染和治理的历史正好重合。上世纪70年代，日本经历了高速发展，环境保护让位于工业和矿产开掘，重金属污染事件在全国各地都有发现。茅野充男说，人们对重金属的污染有一个循序渐进的认识过程，“最早发现的是那些影响植物生长的金属，比如镍和铬，然后人们发现了镉”。镉不会影响水稻的生长，但摄入镉会损伤人的肾脏。

　　他最早研究的重金属是铜，铜是一种会令水稻严重减产的重金属元素。在渡良濑川，足尾铜山把下游的枥木县和群马县笼罩在它的阴影之中。之后，茅野教授又研究了铬和镍，它们都对植物生长有影响，铬同时是一种可能致癌的重金属元素。

　　之后他接触到了镉。从1970年到1975年，茅野作为土壤研究学者来到富山县，和多位科学家一起做土壤试验，研究用什么办法，才能减少土壤中的镉。他说，当时试验了很多种办法，包括稀释，但效果都不理想。

　　于是科学家们在1975年向政府提出了一个方法，置换土壤，从神冈山区取走干净的土，把镉土埋到25厘米深的地下。严格来说，这不叫修复，而叫“客土”，“因为被污染的土壤仍然埋在地下”。这样做的依据是，通过研究，证明水稻根系不能到达25厘米以下的土壤，所以科学家们在分界线上填充了一层坚硬的物质。不过，茅野补充说，“污土仍然存在，只不过被埋得更深”。

　　这是一项浩大的工程，如果把被置换的土堆到一起，它的长是1公里，宽是1公里，高将近4公里，大卡车要拉10万次。

　　可以想象的是，“复原”需要相当长的时间和巨大的财力支持，所以直到现在，富山县的土壤修复仍然没有完成。车行在富山县的乡间道路上，仍不时能看到一大片正处在修复状态的田地，刚刚被卡车拉来的新土覆盖。

　　虽然客土带来对山区生态的影响，也在受到学界关注，但茅野博士说，“在70年代，这是唯一的办法”。日本环境省土壤环境课农用地污染对策组则向本报记者说明，至今，客土仍然在日本各地广泛使用。

　　治土：复原的代价

　　在一个国家工业化的初始阶段，洗矿水的污染往往都是难以承受之重。

　　40年之前，日本通过立法，形成一套全方位从河流到土壤到受害者安置的系统方案，南都记者了解到，在治水方面，这套方案已经取得了效果，神通川河水现在已经基本正常。

　　然而和治水相比，治土是一个更为艰巨复杂的过程，在1971年土壤污染被列入公害之后，日本制定了《土地污染防治法》，按照此法，各地方政府必须自行安排土地调查，由地方指定污染地区，然后自行制定修复计划。

　　经过富山县调查，有1500公顷土地需要修复(镉含量可能或者肯定在0.0001%以上)。但最后，实际需要修复的土地缩减到了856公顷，其余土地被改变用途。

　　“修复土地的缩水是因为，在三井和当地居民签订的誓约书中，只规定了农业用土地必须恢复”，痛痛病律师团成员水谷敏彦律师告诉南都记者。

　　复原土壤实在太贵了，以至于三井公司为了减少复原面积，甚至宁愿为富山县修建更大的机场。在富山机场，有一块宽阔可同时容纳几百辆车的露天停车场，是日本国内罕见的免费机场停车场，就是在这次扩建中搭建的。

　　并且，水谷律师说，三井出于改变土地用途的目的，也希望帮助当地发展经济，这样便有更多人可以从农业中解脱出来，可以令农用地减少。但他补充说，收效并不高，因为富山县仍然是以农业为主。

　　关于客土的费用，日本环境省官员向本报介绍，现在修复1公顷土地的费用，大约是2000万到5000万日元(折合人民币相当于几百万元)。记者查看了《神通川流域污染农地复原表》，记录过去40年的土壤修复费用，共约420亿日元，折合人民币将近30亿。而这还不是终点。

　　土地修复的费用实在是太高了。最终，三井虽然承诺，但无法承担所有土地赔偿费用，在和地方商议后，三井公司的负担减轻到了39.39%，剩下的将近六成，由国家和富山县各自负担，作为更小行政单位的市町也会相应承担一小部分。

　　日本人开起了数字的玩笑，他们说，减轻负担之后的公司负担比例“39.39%”，像英语“ThankyouThankyou”的谐音，正好是“谢谢国家，谢谢政府”的意思。

　　“承担比率以及计算依据通常因地而异”，日本环境省在接受南都记者采访时对三井公司的负担作了补充，对于相关单位的费用承担比率，一般是根据公害治理费事业者负担法，由地方政府具体确定。由于换土同时会伴随道路和排水等基础设施建设，不能将防止公害目的以外的施工部分让事业者承担。因此，“对于这些不能让事业者承担的部分，就由国家和地方政府来承担了”。

　　难题：受害者如何证明自己

　　按照70年代制定的标准，富山县的土地复原将在明年基本结束。但痛痛病的影响还在继续。

　　水谷是加入到痛痛病受害者辩护团中年轻律师的代表，令老一代律师欣慰的是，有年轻人的加入，不仅可以继续保护受害者权益，也可以继续监督三井公司，让污染的噩梦不再出现。

　　痛痛病患者协会和律师辩护团结起来的历史已经维持了40多年。痛痛病辩护团的前身正是70年代的律师诉讼辩护团。在1972年痛痛病诉讼全部取得胜利之后，大多数外地律师离开了这个团体，但本地律师留了下来，并且还陆续有新人加入。但他们的关注领域已经和之前大不相同。

　　水谷告诉记者，在1972年签署和赔偿有关的三个誓约书之后，环境受害者都可以“顺着规则走”，没有人再单独提出上诉，但“在土地没有完全复原之时，我们便没有完全胜利”。

　　而明年的土地修复结束，也并不意味着终点，律师团不会解散，水谷说，“可能还会有新的问题出现”。

　　比如在工厂和受害者之间，仍维持着一种虽信任但紧张的关系。受害者团体仍怀疑患者认定过程中可能存在某种可以操纵的内置程序。受害者团体也怀疑，富山县有意控制认定受害者的数量。水谷律师便希望建立一套公害健康不服审查系统，来对政府行为产生影响。

　　这套系统曾经发挥过作用。1992年，经过律师的争取，有5个在过去没有被指定为痛痛病的人被认定。1993年，13名曾经被排除在外的患者被认定为痛痛病受害者。

　　测量血液中的重金属含量并非难事。青岛医生告诉记者，自20世纪90年代起，只需要100立方毫米血样，就能准确测量血液中的重金属含量。    但在全世界范围内，环境受害者都面临一个共同的难题——— 如何证明自己。有时候他们缺乏相应的知识，有时候他们缺乏必要的帮助。

　　即使像痛痛病这样判断标准非常明确的疾病，仍然存在一些不可控因素。究竟谁是环境受害者？谁应该得到赔偿？

　　争议：如何甄别潜在受害者

　　环境受害者认定过程中的不确定性同样充斥在水俣病的诉讼过程中。水俣病是发生在水俣市的海洋甲基汞污染事件，在食用含有甲基汞的鱼贝后，附近居民出现了神经系统中毒的各种症状，至今已有1440名受害者确定因水俣病死亡。

　　一位同时在日本环境省保健业务室和特殊疾病对策室工作的官员，恰好参加了这两种公害病的理赔工作。他向南都记者比较了这两种病的认定方式，认为水俣病认定比痛痛病困难很多。

　　他说，至少痛痛病的临床表现，所有人都比较认可，而水俣病则更为复杂，比如水俣病的表现是神经迟钝、触觉麻木，很难用仪器去测量。而且其他类型的疾病也很容易引发神经系统疾病。于是水俣病成为更为复杂的公害事件，环境省也专门成立了针对水俣病的特殊疾病对策室。

　　这位官员说，“作为一项社会政策，要所有人都满意是不可能的，政府只能做到尽量让大多数人满意”。水俣病受害者认定异常艰难，不仅因为人数众多，而且因为政府谨慎态度造成的不信任感觉，令很多潜在的环境受害者不满。

　　日本政府也因此受到很大的压力。针对社会上的批评，怎么让大家形成一个可以接受的认可标准，一直苦无良策。直到去年，有议员立法提出，在“受害者”之外，在外围确定一批“轻度受害者”，由企业给与一次性补偿，同时由政府在医疗上给出保险补偿。

　　这个办法已经在去年确定，现在水俣市正对可能的外围受害者进行甄别。

　　阴影：比土地修复更难

　　重金属污染给日本留下的课题远不止于此。

　　从1976年开始，重金属污染检查在日本全境铺开。只要是有可能产生污染的地方，都进行了调查，比如后来被证明存在镉污染的秋田。在水俣病的发生地熊本、新潟，也分别进行了针对化学元素汞的调查。

　　日本一共有几十平方公里土地需要深度修复，茅野充男说，在过去的几十年里，他们大都通过换土的方式得到了改善。但在明年，日本将执行更严格的世卫组织标准(C D E X )，这意味着日本将多出几乎和原来相等的需要修复的土地面积。

　　日本环境省在接受本报采访时也并未回避这一点，他们认为，在执行新的标准后，复原土壤将会成为一个新的问题。

　　换土是从70年代延续到现在的一种方式，科学家们也在重新审视，希望找到一种更经济的方法。秋田大学用长香谷来吸附土壤中的重金属，经过三年实验，土壤里的镉下降了15%，一些科学家认为这是一种有前景而且省钱的方式。

　　全世界的科学家都在试图发明最经济的方式来修复土壤，在欧洲，科学家实验电极吸附，而在中国，中科院地理研究所研究员陈同斌也在试验用蜈蚣草来吸附土壤里的剧毒重金属砷。

　　先污染，后治理的老路，在任何国家都会被证明需要付出巨大的经济代价。

　　明年是首位痛痛病患者受害100年纪念，而令受害者协议会忧虑的是，年轻人或许已经忘记了神通川曾被污染的历史。而同时，重金属污染的危险在日本已经非常普及。记者在日本采访期间，正好看到东京的报纸上有一期封面，对东京筑地海鲜市场搬迁计划狂轰滥炸，就是因为待迁地是工业垃圾填海造地而成，这块陆地重金属超标可能上万倍。

　　工业界则在不断改善，三井矿业仍然在神冈山中冶炼矿石，但从这个世纪初开始，随着矿石品质下降，原料改为从国外进口。

　　神通川江水已恢复清澈，但重金属污染的阴影仍未全部消除，长期照顾病人的青岛惠子医生远眺河水，心情不能平静，令她忧虑的是，河床里还积淀着富含镉元素的河泥，无法除去。

　　而对于像彬野这样的受害者，无论土地如何修复，也不足以补偿她。痛痛病对三井公司或许是经济损失，但对她来说，却是被消磨的全部生命。

　　相关说明：

　　痛痛病

　　又叫骨痛病，是因镉对人类生活环境的污染而引起的，影响面很广，受害者众多，所以被公认为是“公害病”。

　　镉进入人体，使人体骨骼中的钙大量流失，使病人骨骼软化、身体萎缩、关节疼痛。人的骨骼出现严重畸形，严重时，一些轻微的活动或咳嗽都可以造成骨折。最后，病人饭不能吃、水不能喝，卧床不起，呼吸困难，病态十分凄惨，终于在极度疼痛中死去。

　　在日本明治初期，三井金属矿业公司在神通川上游发现了一个铅锌矿，于是在那里建了一个铅锌矿厂。这个工厂在洗矿石时，将含有镉的大量废水直接排入神通川，使河水遭到严重的污染。河两岸的稻田用这种被污染的河水灌溉，有毒的镉经过生物的富集作用，使产出的稻米含镉量很高。人们长年吃这种被镉污染的大米，喝被镉污染的神通川水，久而久之，就造成了慢性镉中毒，痛痛病实际就是典型的慢性镉中毒。

　　水俣病

　　是指人或其他动物食用了含有机水银污染的鱼贝类，使有机水银侵入脑神经细胞而引起的一种综合性疾病，是世界上最典型的公害病之一。“水俣病”于1953年首先在日本九州熊本县水俣镇发生，当时由于病因不明，故以地名称之。

　　水俣病实际为有机汞的中毒。患者手足协调失常，甚至步行困难、运动障碍、弱智、听力及言语障碍、肢端麻木、感觉障碍、视野缩小；重者例如神经错乱、思觉失调、痉挛，最后死亡。发病起三个月内约有半数重症者死亡，怀孕妇女亦会将这种汞中毒带给胎中幼儿，令幼儿天生弱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