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沙尔利周刊》的那些勇士们走了，但是就像一首法国歌谣所唱的那样“一个同胞倒下了，会有另一个同胞站出来继续战斗！”
撰稿｜韩洁颖
如今的巴黎，失却了往日的柔弱与浪漫情怀，举国伤逝。
象征着自由与和平的共和国广场被蜡烛、花圈所淹没，还有自发聚集的数万民众，或手持“Je suis Charlie(我是沙尔利)”的标语和钢笔，或高呼“言论自由”和“沙尔利”的团结口号，伴着国歌和掌声，向刚刚遭袭离开人世的媒体工作者们致敬。
那一刻，整个法国俨然成了捍卫“言论自由”的象征之城。
“任性”的刊物
1月7日遇害的周刊主编夏尔伯曾经这样说过“漫画从来没有杀过一个人”，但“可笑”的是，他和同事们一起被心爱的漫画杀害了。
这起暴恐案件显然不是一场孤立的“野蛮戕害文明”的政治斗争，夏尔伯们也不是第一次受到生命的威胁与恐吓。毫无畏惧的夏尔伯接受《世界报》采访时曾坦言：“我没孩子，没老婆，没车子，没贷款。虽然这么说可能有些装，但我宁愿站着死也不要跪着活。”
这个杂志的灵魂人物就这样消失了。因为和极端宗教分子手中的重型武器比起来，“以笔代枪”的媒体和媒体人们始终是一点办法都没有，他们一直引以为豪的“批判的武器”只会跟自己开着玩笑。
悲剧还需要追溯到2006年的2月，《沙尔利周刊》因为刊登了一幅有关穆罕默德的漫画而招致穆斯林群体的抗议。这幅名为“穆罕默德被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打倒了”的漫画中，先知穆罕默德正在哭泣，这在伊斯兰教徒看来是不能接受的。这期刊物还转载了丹麦《日德兰邮报》的讽刺漫画。
2007年，该杂志被两个穆斯林组织以“侮辱先知”为名告上了法庭，最终法庭认为漫画没有超出言论自由的范畴，宣判《沙尔利周刊》赢得了官司。之后周刊的矛头指向了伊斯兰法典，不仅将特刊取名为《伊斯兰教义周刊》(Charia Hebdo，Charia同Sharia发音很相似，意为伊斯兰教法律)，还在封面上写着 “特约编辑穆罕默德”。图中，被“卡通”了的穆罕默德竖起一根手指，眼睛瞪得圆圆地说：“如果你没有笑死就抽100鞭子。”
正是因为这幅漫画，该杂志位于巴黎的办公室遭到了燃烧弹的袭击，网站主页也频频被“黑”，无法正常显示。
这个“任性”的刊物显然不肯就范。2012年，一幅穆罕默德裸体的漫画在法国和其他一些伊斯兰国家掀起了轩然大波。面对当时愈演愈烈的反法示威，法国外交部不得不暂时关闭了法国驻伊斯兰国家的20多个领事馆、文化中心和法国学校。
就在事发前一个小时，《沙尔利周刊》刚刚在社交网站上更新了作品：一幅辛辣讽刺极端武装“伊斯兰国”蒙面头目巴格达迪的漫画。
其实，利用漫画、小说、影视作品讽刺伊斯兰先知的做法并非只在法国发生。过去的十年时间里，“因言获罪”的情况不在少数、极端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在世界的每一个角落。
2005年，丹麦第一大报《日德兰邮报》因为刊登了12幅讽刺穆罕默德的漫画，引发了全国性的持续抗议，一直蔓延至多个伊斯兰国家。报社的工作人员收到了死亡威胁的电话，11个伊斯兰国家驻丹麦大使约见丹麦首相，丹麦驻大马士革、贝鲁特等地的使领馆相继被穆斯林极端分子焚烧毁灭。
2010年，穆罕默德又被美国动画片《南方公园》揶揄了一把。在动画片第200集中，先知穿上玩具熊的衣服抖出了不少笑料。播出后不久，动画片的两位制作人就被伊斯兰教网站警告会遭到报复。
无独有偶，两年后的一部美国影片再次点燃了伊斯兰教徒的愤怒。电影《穆斯林的无知》引发的抗议浪潮在中东北非地区爆发，也成为了美国驻班加西领事馆遇袭的重要原因之一。
那些涉事的个人更需要为自由的信念付出血的代价。1989年，因为出版了《撒旦诗篇》而被全球穆斯林追杀的萨曼·拉什迪，躲藏了近十年才能幸运地重见光明。不幸的是，书籍的日文版翻译者被人杀死，意大利文和土耳其文版的译者均险些丧命。
2004年，号称“为挑衅而生”的荷兰导演提奥-凡-高拍摄了一部讲述穆斯林女性不公平待遇的短片，这部叫做《服从》的短片引发了极端分子不满，导演被射杀后还几乎被砍掉了头颅。
2006年，苏丹报纸《联邦》主编也因为有关宗教信仰的言论而被极端主义者斩首。
当然，也有其他宗教极端分子对媒体或记者不敬的事件发生，比如外媒报道的犹太防卫联盟的法国成员因为在一个持反犹立场记者的车下放置炸弹而被定罪。
《纽约时报》称，面对“亵渎”，所有宗教都采取过威胁或暴力行径，但伊斯兰教尤其敏感。这主要是因为伊斯兰教严格禁止使用先知的形象以及任何描述。
所以，当《沙尔利周刊》三番五次用手中的笔“触犯”他们的信仰时，极端宗教分子选择了最“野蛮”的方式。
我们还是不是沙尔利？
巴黎袭击案发生的第二天，世界几乎呈现了一边倒的支持声。“我是沙尔利”的口号出现在了各大媒体的头版头条，捍卫言论自由的呼声震耳欲聋。
法国的同行们自然一马当先。《新观察家周刊》特设了关于《沙尔利周刊》的专题报道，记者们在文章中写道“面对野蛮，不要退缩和放弃”。
《世界报》头版用黑色底版刊登了12名遇难者的照片。《巴黎人报》以“他杀不了自由”为题，配发了“我是沙尔利”的照片。
12家网站编辑部联合发表公开信，表示他们对《沙尔利》的支持，信的结尾这样写道：他们想杀死记者，他们想打倒媒体，他们想摧毁自由。那就让我们告诉他们：我们决不会退却。在今天的困难时刻，在这接连暗淡的日子，自由继续存在，继续发声，继续展现，这可谓生死攸关。我们将更加万众一心，更加斗志昂扬地继续我们传播信息，见证历史的工作。”
其他外媒也借用漫画、文字等形式进行着最具力量的抗议和声援。德国的《柏林日报》用整版刊载了《沙尔利》所有涉及宗教信仰的漫画，标题是“自由万岁”。英国的《泰晤士报》将极端分子射杀漫画家的图片放大，取名为“攻击自由”。英国《独立报》和比利时《回声报》的讽刺漫画异曲同工，竖起的中指变成笔的化身，“你们都懂的”含义呼之欲出。
美国的《洛杉矶时报》指出：“对于言论自由的信任，应该比恐吓还来得更坚强。”而在《经济学人》的封面中，巴黎铁塔幻化成为一支高耸入云的钢笔，挺直不屈。
只是，就是否刊登《沙尔利》最具言论自由代表性的漫画这一问题，权衡再三的美媒大多选择了不做“沙尔利第二”。
外媒统计称，在美国，只有《记事》杂志及“野兽日报网站”在事件报道中完整转载了“惹祸”的讽刺性漫画，包括《纽约时报》和《华尔街日报》等在内的多家知名媒体选择了禁用这些漫画，理由是“出于员工安全的考虑，防止引发敏感性的争端”。
采取相同立场的《费城询问报》主编表示：“我们禁止员工使用这些漫画，这可能会激起穆斯林的不满。” 美联社、福克斯电视台也都说“没有刊登穆罕默德画面的必要”。
《纽约每日新闻》、英国《每日电讯报》虽然刊登了有漫画的照片，但对涉及漫画的部分进行了马赛克处理。
美国媒体此举引发了编辑和学者的口水战。英国《卫报》揭露，在个人网站上，美国南加州大学传播学院新闻系教授马克·库珀把《纽约时报》主动回避争议漫画的举措称之为“彻头彻尾的懦夫”。
“亲爱的马克，非常欣赏您满是正义感的马后炮。”《纽约时报》编辑迪恩·巴奎在其网站主页上呛声说，“希望你的学生比你更开明。傻逼。”
除了“屏蔽”画作，《纽约时报》还发表了专栏文章：《我不是沙尔利》。在文章中，作者表示“如果有人想在美国任何一个校园出版此类讽刺报纸，绝对撑不过30秒”。
“不管你昨天在脸谱网上写了什么东西，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说‘我们是沙尔利’并不准确。我们中的大多数人事实上并不从事那家周刊所做的有意的‘冒犯式幽默’的工作。”
“我们中的大多数人试图用聆听来开启对话，而不是用侮辱。”虽然，作者多多少少传达出《沙尔利周刊》落到如此下场皆因“侮辱宗教信仰”的味道，但在最后他还是矛盾地表明了言论自由的重要性。
“健康的社会不会压制言论，它们会允许不同的人群持不同的立场。”
英国《金融时报》网络版也刊登托尼·巴贝尔的文章，说这次事件是因为《沙尔利周刊》的“愚蠢”而导致的。
一时间，叫好声与唱衰声齐鸣，尘封许久的言论自由话题又被重新提及。
该不该设禁区？
早在“2005年穆罕默德漫画危机”发生之时，这场关于平衡宗教尊严和言论表达自由的大讨论就已经开始。只是这次的巴黎暴恐事件将其推向了另一个高潮——一场全球范围内有关“言论自由”的大讨论。
这起法国40年来最严重的恐怖袭击事件，正逐步改变着世界尤其是媒体的话语体系。一方面，以法国媒体为主的媒体所主张的“捍卫言论自由”、“捍卫一支笔的自由”正成为欧洲大陆的共识。看看法国街头，多数民众走上街头声援言论自由，“我们进入了一个越来越激进的世界，一个自由不被尊重的世界。”
另一方面，对于暴恐的恐惧使得“新闻自我审查”的意识在英美，尤其是美国迅速凝结和庞大。以“扒粪揭丑”为主要内容的新闻自由理念根基日益被动摇。
双方的观点此消彼长，乍看上去都有着合理之处。那么言论自由，或者再窄化一些——新闻自由是否因为宗教极端主义的勃发而设置禁区呢？
其实被恐怖侵袭的漫画家们，他们的作品不止是“单挑”伊斯兰教，犹太教、基督教、教皇、各国政客等等都没能逃过被“开涮”的命运，尤其是历任法国总统更是对他们恨得牙痒痒。在很多人看来，其刊登的绝大部分作品的确难逃旨趣不高、格调不够的控诉，但是这种歪曲式的讽刺和嘲弄至少是“公平”的，当然“公平”不是仅仅靠数量来衡量的。在支持《沙尔利》的人们看来，就算从数量统计来看，《沙尔利》对伊斯兰教讽刺的数目为十多次，也远远低于其他主题范畴。
那些暗讽《沙尔利周刊》“不顾及别人感受”、“咎由自取”的人们也许忽略了这一点，这个表面看起来柔弱温婉的国度骨子里流淌着的是抵制权威、尊重自由的血液。18世纪的法国是言论自由、人权和民主的重要发源地，并一直延续至今，言论自由更是成为每一个现代文明社会发展的基石。所以对于法国人或者是对世界人民而言，疯狂的宗教极端分子残害的不单是手无寸铁的漫画家，他们想要抹杀的正是自启蒙主义时代以伏尔泰为代表的捍卫言论自由的传统。这种精神发展到后来成就了法国1968年的“五月风暴”，这是一场反抗强权政治、崇尚无节制自由，嘲讽一切宗教和道德界限的运动。从那个时期成长起来的70后，他们对言语自由和讽刺传统无比热衷，他们对于嘲讽艺术不断追求。
杂志的主编两年前曾经撰文称，《沙尔利》正是五月风暴的子嗣，怀着自由和高傲的精神。
而到了现代社会，言论自由已经发展成大多数国家所认可的普遍的公民权利，其主体必须是“人人”而非“个人”。讽刺和嘲弄，是这个自由表达权的题中应有之义，就像那群深受五月风暴影响的漫画家们想要传达的一样，画笔的背后是他们引以为豪的叛逆精神，对权威的蔑视和嘲弄，对社会不公的自由批判。
与此同时，言论自由不是法外之地，各国有相应的法律条文进行约束。这是伴有“特殊的义务和责任”的法律约束，因此面对你不认同的观点、思想、传统甚至是法律，每一个人完全可以借助法律的力量，就像先前的伊斯兰教团体，他们选择了上诉而非野蛮的枪杀。你也可以完全不去阅读它或是购买它，使它失去市场份额成为博物馆里的藏品，才是其极端“挑衅”的应有下场，就在枪杀案发生前，《沙尔利》其实已经面临破产的危机。
《沙尔利周刊》的那些勇士们走了，但是就像一首法国歌谣所唱的那样“一个同胞倒下了，会有另一个同胞站出来继续战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