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5·12汶川地震五周年。2008年,“5·12”汶川特大地震发生后,国务院公布了《汶川地震灾后恢复重建条例》,建立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基金,专项用于地震灾后恢复重建。大笔专款进入基层政府组织账上,而后我们便看到媒体上频频曝出专款挪用、滥用的情况。
2010年以来,审计署和地方审计机关对汶川灾后重建项目情况进行了跟踪审计。至2010年底,中央财政累计筹集3033亿元重建基金,累计下拨2986.70亿元;3省灾后重建已完工3.94万个项目,完成投资8672.16亿元,约占规划数的90%。跟踪审计发现,有80个项目存在审批手续不齐全、未严格执行招投标规定、违规转分包等问题;有21个单位和个人挤占挪用、转移和套取重建资金14.16亿元,主要用于规划外项目建设等。[详细]
据了解,在汶川13个乡镇重建中,援建资金最多的是威州镇(即汶川县城所在地),有28亿资金,威州也是汶川重建过程中规划修改次数最多的一个乡镇,其中汶川体育馆的规划就做了11次。汶川县的学校投资巨大,仅汶川一小就耗费6000万元,外界不少人评价这个广州房产商资助的项目豪华程度“看上去像会所”。部分单位违规建设豪华办公楼现象屡发。三台县最大的一间单人办公室面积66平方米,超出县级直属机关科级干部使用面积9平方米标准的6.3倍。[详细]
雅安地震损失评估和重建规划正在加快进行。有媒体报道,雅安三个重灾县已公布高达1693.58亿元的经济损失数值。该值至少是其上年GDP总和的21倍。数值之高引起外界争议。[详细]
但据美银美林集团发布的报告称,本次雅安地震对中国经济影响较小,主因地震区仅限于一个县,该县并不具有经济重要性;内地政府肯定会重建遭受地震重创区域,但预算将小于2010年青海玉树地震的320亿元人民币。连地方政府开出账单的5分之一都不到。
随后,雅安方面对此予以否认,回应称目前雅安三个地震重灾县经济损失情况正在统计核实,并未对外公布相关数据。
四川南充阆中市,2008年“5·12”地震后,这个国家级贫困县被列为重灾区。2012年有媒体报道,当地基层政府组织通过虚造居民房屋在地震中受损,骗取国家地震补助资金及灾后重建资金,且这些村民并未得到这些钱。
灾后经济损失是最难确定的数据,比如汶川地震,据国家汶川地震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史培军透露,“当年地方报上来的总数超过1万亿元,我们经过仔细地再三核实,最终确定了这个数字——8451.4亿元。”
遥感地球所的监测数据,已经成为民政部减灾委灾评入户调查的重要基础数据。尽管遥感技术为现场评估提供了客观数据,但现场评估的尺度还避免不了相当大的弹性空间。比如,基本完好、轻微破坏和中度破坏的房屋,损失估值参数就存在差别。对于地方政府来说,重建不仅会修复损毁的基础设施,还提供了扩大城市建设、升级基建的契机。就此而言,地方政府多报损失,甚至“狮子大开口”,争取获得更多的重建资金,实际上是灾区政府的一种政策博弈。
四川南充阆中市,2008年“5·12”地震后,这个国家级贫困县被列为重灾区。2012年有媒体报道,当地基层政府组织通过虚造居民房屋在地震中受损,骗取国家地震补助资金及灾后重建资金,且这些村民并未得到这些钱。
近年来,在中央和地方的审计工作中,夸大灾情骗取救灾款的事例多有发现,这也是一些地方比较盛行的“潜规则”。按照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的说法:从近年来全国统计执法检查的情况看,虚报、瞒报、伪造、篡改统计资料的违法行为约占全部统计违法行为的60%。
虚报灾情套取重建资金,首先造成了公共资源的浪费,更为严重的是,因为谎报出的绝大部分虚假灾情,换回来的救灾财物,群众没有受灾,当然不会白给群众,这笔钱地方就可以随意支出,甚至个别腐败官员会用其中饱私囊。
要想从源头上堵截虚报灾情“潜规则”的出现,必须从制度建设入手,公开公开再公开,进一步细化救灾资金的发放、使用规定。同时,对于虚报灾情的官员,仅仅给予“严厉批评”是远远不够的。应追究当地一把手的责任,直至刑事责任。切不可轻描淡写地“问责”一下,一阵风过后就不了了之。
让信访回归法治路径,才是设立信访制度的初衷。
为何“火箭提拔”对官员子女可以屡屡成真?难道普通人的中国梦只能在“拼爹”的游戏中惊醒?
公众并非不能够接受悬案,而是不满于“不予告知”的回应。
国企如此肆无忌惮的消费,已经成为吞噬国民财富的黑洞,更是暴露出拿项目先行贿的潜规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