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真像早春二月，好不了几天就有寒流入袭，要把人们推回到刺骨的隆冬。大半个世纪以来，这种反复多次，笔者不仅耳闻目睹，而且在若干重要关头，或亲临其境，或参与其间。尽管历史已经过去，但事件的某些细节以及中美双方在不同情况下的决策考虑和反映的心态变化，仍历历在目。

　　现在，21世纪伊始，应该是一个吉祥的日子，但中美关系仍然起伏不定。过去，美国人谈起中美僵持对立的时代，常常提出，美国为何会“失去中国”。这个提法不科学，更准确地说应该是“为何失去中国这个朋友”。

　　小布什上台以后，领导班子主要由鹰派组成，大洋两岸常常在议论，中美两国究竟是互为朋友还是敌人。这种议论，或者说担心，不是没有根据的。

　　美国人比较坦率，不大讲究礼貌，对中国政府的某些政策不大满意，就毫不客气地表示他们对中国不信任和反感。有的人认为中国在地缘政治上的分量和经济力量增长对美国超级大国地位的挑战越来越大。有的人认为中国在军事上对美国也形成威胁，没有根据就捕风捉影地硬说中国盗窃了美国多么重要的核技术机密。中国独立的外交政策同美国的不大符合时也受到非议。对中国的人权问题，美国更抓住不放。这个问题对美国人，不管是保守派还是自由派，都很敏感。再加上台湾问题，使中美关系不时出现紧张，甚至发展到直接对抗的边沿。有的国会议员和政治评论员干脆破口大骂中国是苏联以后的最后一个“邪恶的帝国”。

　　中国人一般情况下比较含蓄。在美国这种咄咄逼人的时候不得不进行反击，指责美国以自己的意志与价值标准强加于人，特别在台湾和人权问题上，干涉中国内政。正如在美国一样，相当多的中国人，不一定都那么公开宣讲，更多地是在内部议论，既然美国把中国当敌人看待，中国当然也不能把美国当朋友。

　　一次又一次，历史往往把中美两国推到十字路口，美国和中国都要作出选择：是互相适应协调还是回到仇视对抗？

　　在这种关头，重温过去，加深一点历史感，对妥善处理这个问题可能是有益的。

　　50多年来，不止一次，中美关系有可能发展成更加全面的合作关系。但是每次这种时机都错失了。这个过程在我同夫人钱行合写的尚未出版的书中有详细介绍。这里篇幅有限，只能长话短说，举例谈谈。

　　周恩来始终重视对美外交

　　最早的一次机会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同美国政府和军队的高级代表有过一段密切合作共同抗日的时期。这些美国官员有的已去世，有的还健在，他们都证实毛泽东和周恩来当时有强烈的愿望同美国建立长期合作的关系。

　　当时笔者也在中共中央所在地延安，同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朱德等领导人都有接触，同周恩来的关系更深。在私下交谈时，笔者从来没有听到他们对美国说过坏话或者表示厌恨。相反地，他们对来访的美国人，不管属哪个党的，都热情相待。一直到美国直接介入中国内战反对中共时，他们才开始谴责美国。

　　我同钱行在延安第一次见到周恩来，同他共进午餐。他仔细地询问我们的学历经历。当他听到我们是燕京大学的学生时，表示高兴。燕京大学是在中国一所同美国有关的学校。周又问到我们的英语程度。我们以后才知道，周不大讲英语，但他对英文的理解很深。他说：“我们正需要更多了解美国和会用英文的人。”他说：“美国是个强大的国家，我们将来要建设比美国更好的社会，但首先应学习美国的经验和教训。”午餐快结束时，周忽然对我说：“我看钱行的英文比你好，对不对？”说完，他哈哈一笑，并不要我们回答就起身告别了。他说对了，但是我很惊异他在一席午餐中就能摸清我们的底细。

　　新中国的外交主要是周恩来掌握。同他第一次见面，我也摸到了他的一张外交底牌——重视同美国的关系。在这以后的年代里，从我们在周恩来领导下的工作中体会到，他的这个外交重点始终未变。

　　与此相反，当时延安同莫斯科的关系相当冷淡，几乎看不到什么苏联同志。我只遇见到一个苏联人，阿尔洛夫医生。他给我看过病。他是莫斯科派驻延安的政治代表。他医术是不错的，给我动过一次手术，效果很好。但是，当时毛泽东同斯大林之间的互不信任和政策分歧使得阿尔洛夫的政治任务很难像他的外科手术那样成功。

　　延安领导人的兴趣和希望在美国，不在苏联。毛泽东、周恩来同美国的人员和书信交往中，一再明确地表示，不仅愿同美国共同抗日，而且愿意长期合作建设中国的未来。这真是美国同延安加强合作并扩大影响的最好时机。

　　美国错失了这个时机。当毛泽东与周恩来给美国总统罗斯福致函，表示愿意访美同美国建立密切关系时，美国根本没有答复，而且据说这封信被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拦截，不知道传到哪里去了。真是近乎荒谬。如果当时是一个比赫尔利更聪明的人当大使，情况也许不会滑到这样糟糕的地步，也许不需要再等20几年由美国总统尼克松自己上门来打开中美关系。更重要的是，中国也许不会勉强跟随苏联，闭关自守，而早已对外开放了。

　　中国内战基本结束，新中国正式成立前夕，国民党从南京逃往台湾，苏联驻南京大使也逃往广州，而美国大使司徒雷登却留在南京。他上任当大使前是北京燕京大学校长。在这最后时刻，毛、周还特派原燕京大学学生黄华(若干年后出任中国外长)专程去见司徒雷登，力图挽回同美国的关系。但那时罗斯福总统已经去世，美国国内政治分歧严重，白宫的新主人杜鲁门很难有所作为。大势已去，这位司徒雷登大使受权有限更无能为力了。

　　30多年以后，司徒雷登早已去世，我同钱行在美国多次同司徒雷登的秘书和密友傅经波晤谈。他说，你们的校长从中国回到美国后，受到很大政治压力，郁郁不乐，凄然离世。

　　对司徒雷登个人来说，这可能是他一生最大的憾事。对中美两国来说，失去了第一次和解的机会，导致几十年的对立，甚至兵戎相见，对双方带来的损害难以估量。

　　毛泽东巧妙与美周旋

　　即使在两国关系尖锐对立的时刻，中国领导也没有放弃同美国建立长期联系，争取逐步改善关系的目的。1954年日内瓦会议讨论越南问题时，周恩来总理就想同美国国务卿杜勒斯联系，由于美国的僵硬政策而未果。1955年在万隆举行的亚非首脑会议上，周恩来向全世界宣告，中国愿与美国对话以缓和国际局势。在中国这种一步接一步的外交攻势下，美国不得不同意建立一条对话的渠道——两国大使级会谈。1955年会谈在日内瓦开始，以后改换地址到波兰华沙。但由于两国分歧太大，会谈成果很少。但中国领导人的态度始终是积极的。

　　最能反映中国领导心态的是1958年中国部队炮打金门、马祖的行动。这一军事行动立即惊动了美国。它摸不清中国的意图，紧急要求正在停顿中的中美大使级华沙会谈复会。中国同意，一场新的军事和外交斗争同时开始。

　　同美国周旋的这一外交回合，笔者在场参与。那时我在伦敦任新华分社社长。接到北京指示，立即去华沙协助中国驻华沙大使王炳南。我到达华沙的第二天，黄华大使也从北京赶到。王、黄两位大使同我形成了一个三人小组，他们两位是正式代表，同美国驻华沙大使谈判。我帮助他们研究形势、商讨对策，起草谈判发言稿和给北京的电文报告等参谋工作，同时还要根据谈判进行情况和北京的指示意图，撰写报道或评论。我阅读会谈的全部记录，以及北京与华沙中国使馆之间来往有关谈判的全部电报，工作相当紧张。

　　大使级会谈开始不久，我就发现中美双方都想达成某种妥协。因为金、马这两个沿海小岛本身并没有多少重要性而值得中美两国又进行一次朝鲜式的战争。几次会谈以后，就出现某种默契。美国国务卿杜勒斯最后发表声明表示美国可以要台湾当局从这两个小岛撤出它的军队。他甚至说，如果双方能达成一个可靠的停火协议而且对台湾的防御不造成不利影响的话，这两个沿海小岛可以“放弃”。

　　这就是说，中国大陆几乎可以不战而取得金门、马祖。王、黄大使和我都认为会谈快要顺利结束了。

　　没料到这时刻北京的决策发生了一个戏剧性的变化。一方面北京命令前线部队停止轰击。同时密电通知王大使在同美国大使谈判中持强硬态度。这份密电没有解释为什么要这样做，目的是什么。王、黄大使和我一再研究讨论也摸不清北京的意图，只能照办。我的政治直觉是北京改变了主意，这次谈判不会有什么具体结果。于是，王大使在谈判桌上提高了调子，我在会外写的评论对美方的批判加重。这样的会谈已经没有什么好谈的了，只好收场。

　　这个戏剧性的改变，不仅对华沙的中国大使，而且对大陆前线的官兵，后方的指挥，包括国防部长彭德怀，都出乎意料。这个决定是毛泽东做的。外国专家学者都认为毛害怕同美国对抗而退却。他们至今仍坚持这种看法，这种评估太肤浅，缺乏东方人的微妙感。

　　毛泽东对他这个决定在内部会议上对我们作了权威性的解释。大意是，他看到杜勒斯的意图是以金、马换台、澎，以便取得一个双方同意的可靠的停火协议，从法律上把台、澎同中国大陆永远分割。其结果是把中国的手脚捆起来而美国可以自由脱身。从战略上考虑，毛认为必须同美国继续周旋。他说，不能让美国脱身。台湾问题等于是美国自己套在脖子上的一条绞索，而绞索的另一端在中国手里，中国随时可以拉它，让美国紧张而不能脱身。

　　毛的这种战略策略和哲学思想，不容易被西方人理解，但中国人都觉得好懂。而且历史证明，他的决策是对的。14年以后，美国总统尼克松亲自上门见毛，在台湾问题上作出了最重要的原则性的让步，同杜勒斯的让步没法相比。更重要的是，在太平洋两岸这两个大国之间建立了第一座可能是谁也摧毁不了的桥梁。

　　顺便提一提，毛在解释他的决策意图时还说：我很喜欢杜勒斯。他没有多解释，但可见他对美国和美国人是很有兴趣和很有研究的。

　　邓小平不怕美国和平演变

　　邓小平不仅继承了毛、周的对美政策，而且大有创新。作为中国第二代领导人，他完成了毛、周未实现的愿望——访问美国。笔者当时是邓的新闻助理，有幸全程陪同，目睹他为了中国的利益，经过深思熟虑，向美国人提出要全面发展中美合作关系。恰好，邀请他访美的主人是卡特，一个有远见的、宽容、诚恳、朴实的美国总统。他和他的安全助理布热津斯基在实现中美建交时，克服美国国内反对派的阻力，表现了极高的政治家魄力与领导艺术。中美这两位领导人相互置信、开诚布公的会谈深度在外交上也是少见的。访问结束的时候邓对卡特说，他期望看到中美之间“在政治、经济、科技、文化与其他领域的全面合作”。最后他语重心长地说：“我们不怕你们的制度和思想的影响。我想你们也不会害怕我们的思想。”

　　尽管中美两国之间存在许多差异，但邓小平这种高屋建瓴、兼容并蓄的姿态可以使两国互相补充，缩小差异，逐渐趋向大同。

　　这又是两国走向全面合作的大好时机。邓访美以后，笔者被派驻美国，看到两国关系大步向前发展。不幸，好景又不长。不是美国所有的领导人和中国领导层所有的成员都有这种高瞻远瞩的抱负与心态。一年以后，白宫换班，新总统里根尽管有许多长处，但是他不该把敏感的台湾问题突出地提出来挑衅，几乎要用“两个中国”的政策来替代尼克松和卡特总统好不容易制定的“一个中国”政策。还好，后来经过复杂的斗争，里根采取了补救办法，重申一个中国政策不变，同中国又达成了新的和解协定——“八·一七公报”。但这一反复动摇了中国对美国的信任，两国关系同前些时比较已经不一样了。良好时机又错过一次。

　　不久，两国关系因“天安门事件”逆转。即便在这时，邓小平仍然坚持他的主张，对内改革，对外开放，而美国仍然是他对外政策的重点。

　　公平地说，幸而当时的美国政府，在前总统老布什的领导下，顶住美国国内的反华压力，也采取了许多措施，包括布什给邓小平写的“私人信件”，在双方的努力下，终于度过了那次特大的危机，使两国关系逐渐恢复正常。

　　他的儿子，小布什总统缺乏他父亲的政治涵养和丰富的外交经验，上台以后，出言不逊，甚至超出美国“对台关系法”的有意含糊措辞，公然表示准备直接介入台湾与中国大陆的军事冲突，把两国关系又推至更加严重的危机。如果不是“9·11”事件发生，美国对外政策的重点转移，美国的对华政策很有可能被美国反华鹰派劫持而误入歧途，其后果的严重难以设想。

　　这半个多世纪的历史表明，中美两国除了在朝鲜发生的那次战争以外，没有过直接对抗性的利益冲突。相反地，两国人民和不少领导人互相抱有也许是天真的善意，完全可以成为朋友。

　　中国走向全面现代化的道路还长，需要继续改革开放，吸取多国的先进经验。美国如果有意以某些先进的经验来影响中国的话，惟一有效的途径是同中国交朋友。只是它也得学会如何理解两国天生的差异，平等地、善意地交换意见，而不要一再失去时机和失去朋友。(彭迪)

　　(新华社记者彭迪，1944年自燕京大学奔赴延安工作，1979年任新华社华盛顿分社社长，现任美国密歇根州大学国际问题研究员。)编辑/杨士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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