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天蔚

　　张二江因“五毒书记”的恶名而成为知名度最高的贪官，他的被抓、被诉、被审，自然也格外引人关注。而在最近大量关于张二江案“庭审实录”一类的报道中，报道者对张二江“五毒”行为的道德义愤渗入甚至代替了对法律过程的客观报道，而且由于主观情感的过度介入和宣泄，客观、真实、准确的新闻原则反而被忽略，在对同一庭审过程的不同报道中，各种信息矛盾而混乱，以至于读者已经无法通过报道了解审判过程的真实情况，也就无法真正了解法律在这样一个反腐事件中发挥的真正作用。

　　在所有的报道中，张二江在庭审过程中的“态度”是普遍被关注的重点。在比较冷静的报道中，张在法庭上的表现被描述为：“张二江在法庭上的表现可谓‘老实’。审判长一叫‘被告’，张二江就立即起立回答‘到’；审判长让他暂时停止讲话，他就立即闭上嘴；审判长让他别激动，他就老实地低下头。张二江每次有问题，都是像小学生一样先举手，得到允许后才发言。”而在另外一些报道中，张二江则有着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态度——“说到忘形处，他不自觉地敲击起面前的栏杆，不时用食指点几下，态度极为傲慢……”“张二江梗直脖子说……”“张二江眼睛瞪得牛铃一样，大声说……”“张二江竟然厚颜无耻地反问法官……”同一场庭审过程中的同一个人物，在不同的记者笔下却有如此不同的态度和表现，让读到报道的我们无从判断哪一篇报道更接近真实。一场被全国百姓普遍关心的事件，却连一些关键而又基本的事实都无法被受众所了解，媒体在这次报道中所表现出的能力实在是令人怀疑。

　　不过尽管张二江的态度被不同记者描述得完全不同，但不同报道者的态度却基本一致，不管是曲笔揶揄张二江的“老实”，还是直笔痛击他的张狂，张二江都已经不像是法庭上的被告，而是成了批斗大会上的公敌。一篇名为《法锤下的“五毒书记”》的报道这样描述法庭上的氛围：

　　“一记庄严响亮的法锤声，让口若悬河的张二江霎时呆若木鸡，双腿吓得直发颤。

　　“威严的法锤声，代表着法律正义，充盈着凛然正气，激荡在神圣的国徽下，久久回响在肃穆的法庭，也击碎了张二江负隅抵抗的最后防线……”

　　在人民群众的情感中，对于张二江这样一位“五毒俱全”、“恶贯满盈”的贪官，用什么样激奋的语言加以谴责亦不为过，所以如果上述描写出于一篇抒情散文或“反腐杂文”则没有太多不妥。但上述报道文章冠以“张二江庭审全程目击”的副题，却诉诸这般主观而激昂的文字，则显然违背了新闻报道，尤其是涉及法律事件的新闻报道的若干基本原则。新闻报道向以客观真实为准则，而在对刑事诉讼过程的报道中，法律上的“无罪推定”原则显然也应该成为记者下笔时遵守的准则之一。这一原则的遵守并非以“犯罪嫌疑人”代替“罪犯”的称呼之变那么简单，而是需要对法律精神的真正理解和尊重，需要对新闻报道原则的理解和遵守。

　　作为党的一级干部，张二江是在接受法律审判之前被他的上级领导命名为“五毒书记”的。这样的命名作为党组织对干部错误的定性是没有问题的，以此作为党纪、政纪处分的依据也足够充分。但当张二江的所为作为一宗刑事案件进入司法程序，“五毒”之说并不能构成法律意义上的指控。因此对张二江的刑事审判只涉及“卖(官)”、“贪(污)”两“毒”，而不涉及“吹、嫖、赌”等其他三“毒”，应该是意料之中。法律固然应该惩恶扬善，但具体的司法过程却没有理由成为疏解民愤的工具。所以，最受公众关注的“107个女人”就只好作为大伙的谈资和“五毒书记”的耻辱而留在人们的口舌之间了。而对于关注此事的媒体而言，一旦进入对司法过程的报道，无论是愤怒的民意，还是记者自己的情绪，都应该被小心地提防，不要成为干扰甚至扭曲对法律过程进行客观、真实、准确报道的因素。在法律意义上，在接受法庭的审理、判决之前，没有谁是确定无疑的罪犯。尽管张二江作为“五毒书记”在走上法庭之前就已经被千夫所指，但当他走上法庭时，坐在旁听席上的记者眼里看到的，应该是公民张二江，而不是“被押上历史审判席”的贪官张二江。

　　当然，报道者的态度、立场，也并非完全取决于自身对法律的理解。有报道说，在张二江“咆哮公堂”之后，法官提醒他：“请被告注意，你在法庭的表现，将影响合议庭对你的判决结果！”在另外的报道中，法官的提醒被写成：“被告人张二江，我提醒你，被告人在法庭上的态度也是量刑的依据之一。”“表现”与“态度”之间或许有微妙的不同，但在此处却也没有本质的区别，两位记者虽然可能都有笔误，传达的意思却没有走样——对于张二江这样的“罪大恶极”者，法律不但要看犯罪的事实，而且还要看认罪的“态度”。至少在现在的法庭上，大多还能嗅出这样的逻辑。

　　所以退一步想，记者下笔如刀、行文如檄，其实也好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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