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镕基总理曾多次对《人民日报》记者顶住巨大压力和风险揭露这一矿难真相给予充分肯定和高度赞扬，指出“没有记者来揭露这件事，就冤沉水底了。”

　　——当时，我们都想好了，就算人家把我们的记者站炸了，把我们的汽车炸了，我们也要去！

　　——无论是作为党报记者，还是作为普通公民，我们都要去揭露真相。我们别无选择。

　　——考虑到这一事件极为复杂并充满风险，我们通过相关程序约请了3名便衣警察“武装保驾护航”。

　　——在我们第二次深入南丹调查时，就在我们的眼前，发生了血淋淋的凶杀案。——我们记者所摄胶卷曾被地方官员强行曝光

　　南丹矿难周年祭当事记者再揭瞒报铁幕记者／宋元

　　去年七月流火，南丹矿难铁幕被揭，世人震惊。

　　今年流火七月，矿难频发如故，瞒报猖獗依然。

　　南丹矿难一周年之际，本刊记者飞赴南宁，与勇揭矿难铁幕的同行促膝长谈。几位同行坚韧无畏的执着、直面真相的勇气和动人心魄的经历，让人实实在在感受到了正义的力量。

　　《人民日报》驻广西记者，50岁的郑盛丰描述起去年的南丹矿难事故，其语调依然是沉重的，因为，一年来，矿难还在发生，其中一些还在被恶劣地瞒报；而当初他们所承受的压力和所遭遇的危险，也正发生在其他记者的身上。

　　也正因为此，郑盛丰的描述呈现出一种进行时态，依然惊心动魄。

　　南丹“7·１7”特大透水事故已过去1年多了，相关责任人已经和正被依法追究，最先勇揭铁幕的《人民日报》驻桂记者也刚刚获得了中国新闻奖二等奖，但作为《人民日报》驻广西记者站站长的郑盛丰，却并没有“尘埃落定”的感觉。本刊记者听到的消息是，在广西有人放言要调走他这个站长，还说《人民日报》报道南丹矿难搞的是“文革”的一套。

　　因为对于南丹矿难的更深层次查处仍在深入进行中，当初报道此一矿难的一些细节与内幕至今仍相当敏感。故此，《人民日报》驻桂记者曾一再拒绝本刊记者的采访。7月下旬，在郑盛丰的办公室内，终于接受本刊采访的《人民日报》驻桂记者，再次把本刊记者带向了那铁幕重重的南丹矿难。

　　按规定，特大安全事故须在24小时内报告中央，而南丹矿难却被隐瞒了整整17天！如果没有记者的揭露，将继续被瞒下去，这在我国重大安全事故上报记录史上尚无先例。后来，一直密切关注着南丹矿难调查进程的朱镕基总理，曾多次对《人民日报》记者顶住巨大压力和风险揭露这一矿难真相给予充分肯定和高度赞扬，指出：“没有记者来揭露这件事，就冤沉水底了。”

　　为了揭开被隐瞒的矿难铁幕，《人民日报》驻桂记者曾冒着巨大的风险和压力，先后三次到南丹，累计投入20多人次，耗费100多个工作日。

　　去年7月30日，《人民日报》驻桂记者向总社发回了关于南丹事故的第一篇内参《关于广西南丹矿井事故的紧急报告》。31日，他们给人民网传回了关于南丹矿难的第一篇新闻《广西南丹矿区事故扑朔迷离》。事后证实，这是中央重点新闻网站发布的第一篇自采新闻，这篇报道点破了南丹事故被隐瞒不报的要害，报道立即被众多网站广为引用。然而，就在31日同一天，广西壮族自治区两个主管安全生产的单位上报中央的一份报告中仍称，“所谓南丹事故纯属是谣传”。

　　去年8月2日，这是《人民日报》驻桂记者揭露南丹事故发生重大突破的一天。此时，整个事故依然被紧紧捂着，当时的各种信息使他们深感问题的复杂和严重。以郑盛丰为首的人民日报驻桂记者，包括记者站新闻中心、网络中心的相关人员，一起分析研究，广采信息，终于通过一个特别渠道，掌握了南丹矿难的一部分死难者名单，同时获悉了事故发生后一个逃生者讲述的令人震惊的矿难内幕。

　　有了这份死难者名单和幸免于难者提供的第一手情况，一直被责任人死死捂住层层瞒报的南丹矿难便撕开了一个缺口。当天下午，《人民日报》驻桂记者迅速形成《再次紧急报告》，并在报告开头打上三个“特急！特急！特急！”上报总社编委会。编委会对这一信息十分重视，当即以“信息专报”的形式上送中央。当天下午，朱镕基总理对此作出严肃批示，要求必须查个水落石出。

　　至此，对南丹特大矿难，《人民日报》成为第一个进行报道、第一个上送内参、第一个得到中央领导批示的媒体。朱镕基总理作出批示的第二天，由国家经贸委主任李荣融率领的中央调查组飞赴广西，直插南丹。一周后，由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局长张宝明率领、中央8个部委参加的国务院调查组40多人到达广西，展开调查取证。

　　历经5个多月的艰苦深入调查后，南丹“7·１7”特大透水事故调查基本完成，相关责任人已经和正被依法追究，南丹县原县委书记、县长等5名参与密谋隐瞒的官员已被逮捕，原河池地委书记、行署专员和一名副专员已被撤职正由纪检监察机关审查，负有分管责任的广西壮族自治区一名副主席被行政记过处分，另有120多名涉案人员分别被逮捕被审查。

　　值得注意的是，《人民日报》在广西只有4张记者证。拥有这4张记者证的记者分别是：郑盛丰，《人民日报》驻广西记者站站长；罗昌爱，《人民日报》驻广西记者站采编部主任；庞革平，《人民日报》华南分社驻桂南站站长；古亦忠，《人民日报》华南分社驻桂北站站长。基于他们的出色表现，《人民日报》编委会作出决定，给予郑盛丰和庞革平通令嘉奖，给予罗昌爱和古亦忠通报表扬，表彰他们在关键时刻发挥了党和人民的“耳目”“喉舌”作用。

　　记者：南丹矿难发生后，最初你们是何时听说消息的？

　　任桂瞻(《人民日报》驻桂记者集体笔名)：南丹“7·１7”事故，最早是出现在互联网上的。有关网站在发表这一信息时，只是使用“据传”、“据不愿提供姓名的人士提供”等方式，以示在信息来源的可靠性方面给读者留有思考余地。几乎在同一时间，上海、北京及海外一些传媒，也在传播此事。7月28日，我们开始留意这一传播，并通过相关渠道进行了解。

　　记者：由于官、矿勾结隐瞒，最初的消息扑朔迷离，你们如何去确证的？

　　任桂瞻：就如同很多媒体同行所遇到的一样，来自官方的信息都是一个调子：不清楚；不知道。矿上的回答，则是十分斩钉截铁：绝无此事。可是，人们私下流传的消息，又是另一种版本：南丹风云人物黎东明所在矿区发生了重大事故，矿工在矿井下作业时矿体打穿发生骤然性透水，使矿工们在离地表垂直近700米深、数千米长的窿道中猝不及防……这个版本，通过电话举报到南宁多家媒体编辑部。接着，我们听到了先期赶赴南丹采访的广西地方媒体记者的“不寻常”遭遇：被阻截、驱赶甚至追杀！

　　我们感到需要尽快弄清楚：传言中的南丹矿难是否确有其事？在那几天，几乎应打的电话都打了，能找的人都找了。甚至我们在前往南丹的路上，给南丹和河池地区打电话询问时，接电话的人竟都表示敢于用“党性”保证：流传中的事故“绝对没有这回事”。

　　记者：确证工作取得突破是在哪一天？

　　任桂瞻：8月2日一早，我们取得了重大突破：掌握了12位家在都安县的死难者的名单及其家庭所在村屯。“绝对没有发生死人”的说法终于被证实为天大谎言。尽管这12个死难者仅仅是遇难民工中很小的一部分，但对于刺破那个谎言，已经足够了。

　　接着，我们获得了在矿难中一名侥幸逃生者的令人惊心动魄的叙述。此时，原先的“扑朔迷离”变得确凿无疑了。掌握了这些，作为职业新闻工作者，我们就更清楚应当做什么和怎样去做。

　　记者：在赴南丹实地采访之前，你们做了哪些“准备”？心里是怎么想的？

　　任桂瞻：揭开盖子之后，我们所要做的第二步工作，是立即深入“雷区”采访并发稿。那时，我(郑盛丰)的孩子刚好要出国留学，我没时间送他了，我就把他叫到楼下，和儿子合了张影。

　　我们隐隐感到了很大的压力和阻力。当时，我们都想好了，就算人家把我们的记者站炸了，把我们的汽车炸了——在当时的情况下这并非没有可能——我们也要去！

　　有人抽空买了20份保险。无论是作为党报记者，还是作为普通公民，我们都要去揭露真相。我们别无选择。

　　考虑到这一事件极为复杂并充满风险，我们首批4人深入远离南宁500公里外的南丹矿区调查时，通过相关程序约请3名便衣警察随行暗中保护，晚上3名警察分别与我们的同志同住。以这种“武装保驾护航”的方式进行调查采访，我们作为《人民日报》派驻地方记者，近20年来这是仅有的一次，在《人民日报》和平时期的国内采访史上，也查无记录。

　　记者：其后发生的事实证明，你们的这种小心并非多余。

　　任桂瞻：因为与矿难有关的“官、矿、黑、恶”对记者出于本能的防范，他们很快就已获知是《人民日报》记者要来捅破其罪恶铁幕。我们第一次深入矿区调查时，为了保密，我们不以记者的身份登记住宿，但还是经常有素不相识的人来到旅店，打听有无《人民日报》记者住宿。

　　一到南丹，我们就感到了一种浓浓的肃穆气氛，大家都不由得压低了嗓门小声说话。那天中午，我们约了两名“7·１7”事故的知情者，但等到下午3点，一个都没见着，两个人都说临时有事。下午，我们按照名单上注明的村屯，找到死难者卢规、卢格兄弟的家。当地人讲壮语，听不通普通话，我们交流十分困难。当问及“7·１7”事故情况时，村里人讳莫如深。临走前，卢规的妻子黄杏燕悄悄提醒我们：出门的时候，一路小心。

　　记者：真正进入事故现场，你们的遭遇就更加“离奇”？

　　任桂瞻：8月5日，我们赶到事故现场采访。一进矿区，迷惑的、张惶的、警惕的、奇怪的目光纷纷从矿区各处射出。矿区里自成一统，凡是在矿区里工作的人似乎都有一种相通的气息，在这种气息的反衬下，外来者是如此明显地与周遭格格不入。

　　我们立刻向周围的矿工打听情况，但一看到我们走过去，他们急忙躲避离开。闪避不及的，一提起“7·１7”事故，一律摇头称“不知道”、“不清楚”。即便是7月17日前后当班的矿区办公室工作人员，也以各种理由回避这个话题。

　　记者：当初你们的报道中曾提到一笔，你们在南丹曾遭遇一起凶杀案，那究竟是怎么回事？

　　任桂瞻：在我们第二次深入南丹调查时，就在我们住宿的一家私人旅店中，就在我们的眼前，发生了血淋淋的凶杀案。那天晚上12点时，我们有两个同志亲眼看到了这起凶杀案，刀劈人，地上留下一大摊血迹，令人毛骨悚然。后来，据警方说是情杀。这表明，我们住的地方非常不安全；当然，我们没有被吓住，我们的调查采访继续进行。

　　记者：听说，你们记者所摄胶卷曾被地方官员强行曝光，现在能披露详情吗？

　　任桂瞻：我们所摄胶卷被强行曝光确有其事——这在《人民日报》和平时期的采访中，也成了“零的突破”！之所以出现这种事情，双方都心中有数：因为我们过“快”过“多”地报道了南丹重大事故。

　　那是8月4日午后，在中央调查组听取情况汇报时，我们与中央及地方其他媒体记者一并进入会场，奇怪的是，其他几家媒体记者可以进入旁听，独不许我们参加旁听。我们刚进去，便被严厉拒绝，当即被“请”出会场。我们一摄影记者刚拍了一张会场照片，作为这次事件广西调查组组长的自治区政府某领导就大光其火：“谁叫你《人民日报》来拍的！”话音刚落，一名警卫走上来要强行没收照相机，经一番理论，对方强行当场曝光胶卷后，才同意不没收照相机。

　　记者：应该说，在这次特大矿难事故中，其他一些媒体的记者表现也很英勇？

　　任桂瞻：是的。像广西《南国早报》，早在去年7月28日，他们的一位记者就前去采访了。在矿区与民工交谈时，这名记者突然看见数十名携枪者远远过来，有几人举枪向他瞄准。他拔腿就跑，侥幸逃脱。次日下午，他混进矿区一高处观望时，被两名打手追上悬崖，用两把寒光闪烁的尖刀顶住他的咽喉和腹部。一打手喝问：“你是不是记者？来干什么？”另一人说：“是记者就杀！”该记者拼命否认，并趁打手不备，把身上的记者证、身份证丢下了悬崖。后来，他被粗暴地扭出了矿区。

　　还有广西电视台记者，由于进不了现场，他们只能在远处拍摄外围镜头，他们拍到一些死难者家属焚烧纸钱、铺盖的哭祭镜头。回到南宁，这些素材被送到自治区领导那里。当地官员当着调查组的面看了拍摄的片子后，竟然怀疑画面的真实性，和电视台工作人员吵了起来。

　　记者：从报道来看，在深入的采访中，你们掌握了大量翔实的独家材料，最终帮助中央调查组将矿难昭雪天下。当时你们共刊发了多少篇消息、通讯和评论，有没有作过统计？

　　任桂瞻：我们连续不断地在《人民日报》及华南新闻刊出了20多篇消息和通讯，特别是在人民网上先后刊发了100多篇报道和10篇述评，从而为党中央、国务院查处此案提供了舆论支持，对矿难责任分子迅速形成了巨大的舆论震慑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