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没有“文革”

　　“文革”过去26年了。“文革”结束以来，一直有种很权威的观点，认为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如果中共一直沿着“八大”确立的路线走下去，中国社会就会顺利实现现代化、实现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进步目标。

　　我个人认为，这一结论要想成立，至少要有一个大的前提条件，那就是当时中共主要领导人必须在“以苏为鉴”的反思中，在认识上真正超越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即在经济体制方面，必须改变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为市场经济体制；在政治体制方面，必须改变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模式为法治模式。

　　事实是，当时中共主要领导人对斯大林错误的反思仅仅限于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层面，不仅没有怀疑到苏联模式的合理性，不仅没有触及到制度层面，而且对南斯拉夫领导人铁托关于斯大林的错误是制度问题的观点还进行了批驳。虽然党的领导人在“以苏为鉴”的反思中提出并力图探索一条中国式的社会主义道路，但中共“八大”所提出和追求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目标模式，仍然是以生产资料的单一公有制为核心的计划经济体制，“八大”所坚持的政治体制模式依然是以一元化领导为基本方式的高度集中的、人治色彩比较浓厚的模式。这在“八大”的政治报告和党章总纲中都有明确表述，在《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一文中也有更为系统明确的回答。这些认识并不仅仅是毛泽东一人的看法，党的其他领导人在这一问题上的认识与毛泽东并没有什么不一致，可以说这是当时特定历史条件下党的主要领导人共有的认识上的局限性。换句话说，如果当时没有毛泽东，也许不会爆发“文化大革命”这样的群众政治运动，但可以肯定的是，也难以有以市场经济和法治国家为取向的改革运动。而如果既没有这样的改革，又没有像“文化大革命”这样以超常方式将传统体制弊端迅速推向极端的“革命”，而是等待传统体制弊端积重难返不得不进行彻底改革时才进行改革，中国社会为此所付出的代价真不知是哪一种更大。后一种情况在日后苏联瓦解和东欧剧变中做出了最发人深省的注解。

　　我想说，如果没有对“文化大革命”的痛定思痛，中国社会近20多年的巨大进步是不可思议的。而中国社会今后文明步伐的快慢，在很大程度上有可能依然取决于我们对“文化大革命”反省的全面性和彻底性。

　　邓小平的超越

　　毛泽东晚年民主新路探索步入误区并造成深刻悲剧说明，脱离生产力水平的发展现状，不改变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和经济结构，一味变更生产关系，一味进行上层建筑领域的政治革命，一味进行政权形式的花样翻新，一味在上层建筑领域进行纯而又纯的阶级清算、道德批判以及革命精神的复兴运动，不仅不能促进生产力发展和社会的文明进步，不仅不能真正实现政权结构模式质的超越，只能造成生产力的破坏和社会的停滞，只能使政治体制、政权结构模式在传统体制模式的思路和实践中陷入恶性循环。

　　正是毛泽东晚年深刻悲剧的启示，才以其独特方式为后毛泽东时代的历史性人物积累并创造了超越时代局限性的条件，也为中国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提供了全新的历史契机和全新的逻辑起点。这位后毛泽东时代的历史性人物就是邓小平。

　　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在深刻揭示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基础上，提出了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科学预见，并把资本主义充分发展作为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历史前提。所以，马克思曾把无产阶级革命爆发的希望寄托在西欧。但到了晚年，他曾以俄国“农村公社”为例，设想东方类似的农业国由于历史条件的“特殊凑合”，“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享用资本主义的一切肯定成果”，从而直接进入社会主义。在俄国，列宁主义成功实现了马克思前半段预想，即不通过资本主义直接跨入社会主义，却没能解决如何充分享用资本主义一切文明成果，从而建成真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的问题。

　　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高度集权的政治、文化体制。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处于经济危机的风声鹤唳中，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却取得了举世震惊的成就。二战后，苏联的地位和社会主义制度的威望更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极大提高。盛极一时的辉煌使共产党国家领导人确信，社会主义不仅可以完全超越资本主义社会的充分发展阶段，更可以超越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充分发展，建立起人类最美好的社会制度。过于膨胀的自信以及东西方冷战等客观因素，使这些国家的领导人无法再虚心学习和享用资本主义的成果，无法把握二战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的巨大变化，在封闭或半封闭的情况下从事社会主义建设，它束缚了人们的视野，也掩盖了严重的体制弊端。可以说，二战后，社会主义运动极盛之时，正是传统社会主义步入深刻危机的开始。

　　在中国，毛泽东一直力图走不同于苏联模式的中国化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并做出了可贵探索。但时代造就了一代伟人，也局限了一代伟人。毛泽东在“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以后逐渐形成了他晚年系统的社会主义“新世界”的理论构想。“文革”则把这种“左”倾教条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推向了极端。当这一页页风云历史翻过去后，一个我们曾认为早已解决了的问题又摆在了面前：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在这一历史关节点，邓小平理论出现了：它紧贴这一主题，提出并成功解决了决定社会主义前途和命运的两个核心问题：一是对我国社会主义所处的历史阶段作出理性界定，提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二是对构成我国经济发展、政治发展和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中最有效的动力机制做出了理性界定，它既不是计划经济，更不是阶级斗争和群众运动，而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就从根本上实现了对传统的超越，使社会主义真正步入了全新的境界。

　　对这两个核心问题的理性界定，初步解决了马克思提出的东方落后农业国是否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的卡夫丁峡谷而直接进入并建成社会主义的重大历史命题。邓小平理论的回答是：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古老中国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而进入社会主义社会，但这是“不合格的社会主义”，中国的社会主义还处于初级阶段。其中心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这个有着几千年封建传统的东方大国的近代化和现代化，然后，再经过一个世纪的奋斗，建成较合格的社会主义。实现目标的唯一科学的理性途径，是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发展市场经济，构筑社会主义制度自身赖以“合法”存在和发展的历史前提。

　　这是邓小平理论划时代的伟大贡献。1976年后的中国，正是以此走出了“文革”迷谷，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代。

　　“三个代表”与毛泽东晚年命题

　　在否定“文革”的同时，把毛泽东力图通过“文革”解决的问题也一起否定，甚至认为1966年毛泽东发动“文革”完全是空穴来风、无事生非，是愚蠢的。

　　在学习“三个代表”的过程中，我总是不禁联想起毛泽东晚年所提出但却没有能够解决的那个重大历史课题：那就是在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后，如何寻求一种全新的政治体制模式，使党和国家权力机构永不蜕化变质，使执政党永不脱离群众，真正实现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的目标，铲除腐化堕落滋生的土壤。如果我们没有成功地做到这一点，我们就不是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与其他性质的政党就没有太多的区别。

　　当年中国老百姓拥护共产党而反对国民党，就是因为共产党不仅在理论上是代表中国人民利益的党，更重要的是其行动让人民群众切身感觉到了与他们心心相通，而作为中国共产党人集中代表的毛泽东确实让人民群众感觉到了他是真正的人民领袖。即便是经过了“文革”，大多数中国老百姓对毛泽东和共产党的朴素感情并没有发生太多变化。这从一个侧面说明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国共产党人所开辟的人民民主的伟大力量：你把人民真心奉为主人，人民就会与你甘苦与共。

　　让人民群众过上好日子是很重要的，社会主义决不能是贫穷的社会主义，但过好日子不仅仅意味着经济发展、国力强盛和人民群众物质利益提高，它同时包括人民群众参与国家政治生活的能力和权益的扩展和提高，否则，即便经济发展了，国力强盛了，人民群众吃饱穿暖、坐上小汽车，也不一定就拥护你，不一定认为你与资产阶级政党有什么区别，遇到国际国内风云变幻，他未必一心一意与你风雨同舟。因为，人家资产阶级政党不也领导国家实现了经济发展吗？20世纪世界上很多老牌政党进入90年代以后纷纷倒台，究其根本原因，决不是他们没有领导国家实现经济发展，相反，多数国家都是在这些政党执政时期实现经济起飞的。这种现象应引起我们深思。

　　社会主义事业是有史以来最为壮丽的人类解放事业。只有当人民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政治上真正独立了，真正掌握自己命运了，我们才称得上迈出了人类解放第一步。这是衡量社会主义国家一切事业、政策和活动的最高准则，也是各项改革的最终目标，也是改革的价值所在。

　　市场经济的发展、财富的积累只应成为人民经济独立的基础，成为人民群众实现当家做主权利的物质前提，成为推动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物质力量，而决不能成为少数人上升为新的统治集团的工具(这是毛泽东晚年最担心的事，这种担心并非杞人忧天，苏共的教训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因此，在进行经济现代化建设的过程中，不能不伴随着人的现代化的过程，不能不伴随着为实现这种解放而必须的政治民主化过程。这不仅是经济现代化的重要条件，而且是经济现代化的重要目的。所以，通过市场经济的发展及其内在动力的推动，促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进步，以此促进解放思想，提高整个民族的精神素质，形成新的民族文化和更高的精神境界，造就一代新人，就不能不说是社会主义改革事业的题中应有之义。

　　从这个意义上说，“三个代表”的提出非常及时。从历史角度来说，这也是对毛泽东晚年想极力解决而又没有解决的重大命题的科学回答：只有在法治的理性轨道上，以“三个代表”的要求来规范党、建设党，我们才真正能够在执政条件下，在领导人民实现经济腾飞和经济现代化的历史进程中，避免重蹈当年国民党的覆辙，避免跌入苏共执政的误区，真正跳出中国政治治乱循环的“周期率”，开辟有中国特色的法治国家建设的崭新道路。

　　实现“三个代表”的根本

　　“三个代表”的关键在能不能做到“三个代表”，而能不能做到“三个代表”的根本在发展民主。道理很简单，作为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是否做到了“三个代表”，不能仅仅由你自己说了算，最终只能由人民说了算。而人民评判执政党是否做到“三个代表”的过程，必须是个不断扩大人民政治参与的过程，必须是个不断发展人民民主的过程。否则，执政党的政策和决策，就会使人民感到距离很远。那样，决策正确是理所应当，一旦失误，人民就很难原谅。

　　但如何领导人民发展民主，必须找出安全的道路。“大民主”是不能走的，不管改革过程中遇到什么问题，都决不能再走这条回头路；走西方多党竞争的道路吗？当年孙中山先生的尝试失败了。80年代中期以后台湾地区开始实行的多党制，被岛内一些学者称作“做给美国人看的假民主”。后发展国家凡是响应美国号召实行多党制的国家，也极少有成功例证。

　　当年，对中国革命道路的选择，最省心、最简单的办法有两种，一是照搬西方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办法，二是照搬苏联共产党的做法，但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革命实际结合，以中华民族的睿智和自信创造性地提出了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党执政后，毛泽东想继续寻求一条符合中国实际的、使人民真正当家做主的民主新路，他没有成功，但毛泽东这种探索精神、创造热情，以及对自己民族和人民的坚定自信，是我们今天按照“三个代表”要求，继续探索民主发展道路时，应该发扬光大的。

　　我个人认为，当代中国民主发展的安全通道，是以党内民主制度的率先健全和完善带动人民民主的发展，在可以预期的未来，建立党内民主与人民民主的良性互动机制，最终的目标是建设高度发展的代表人类政治文明真正前进方向的人民民主。

　　而党内民主制度的率先健全和完善，需以党代表大会为基本的制度载体，实现以党内选举、弹劾罢免、任期为一体的党内民主选举制度的突破，着力建立健全党内理性的政治代谢机制(在执政党的各级领导人由过去的权威性领导人格向今后的法理性领导人格过渡的过程中，这一机制的建立显得尤为迫切)，保证通过党内民主的发展，基本解决选好人、管好人、用好人的老大难问题，以达到掌好人民权力、管好人民权力、用好人民权力的期望，并为各级党的领导人和领导班子奠定执掌各级人民政权的法理基础。

　　张志明(北京) (本文作者为中共中央党校党建部“党的领导与领导科学室”教师、博士)

　　每月5元享用15M收费邮箱 网上购买3分钟开通
　　订阅短信头条新闻，第一时间、突发事件、重大新闻尽在掌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