央视《新闻调查》：中国维和警察生活解秘

　　【内容提示】哪里有战争哪里有冲突，哪里就有联合国维和人员的身影。1999年中国开始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在东帝汶、波黑、柬埔寨都有来自中国的工程、交通、医疗等方面的维和人员，随着中国参与联合国维和行动范围的扩展，中国民警也走出国门，作为和平的使者出现在世界的舞台上。

　　【调查对象】公安部外事局局长刘延风武警学院维和培训部主任瞿志文武警学院维和培训部教研室主任赵培江福建省公安厅张玉锦广东深圳市边防检查总站郑辉武警学院维和培训部干事王洪海上海市公安局杨浦分局杨炯湖北省十堰市公安局范创新公安部警卫局中校徐志达公安部人事训练局谈钧青岛市公安局刑警支队黎红天津市公安局李平

　　【调查过程】

　　一、中国维和人员：世界舞台上的和平使者

　　解说：为维护世界和平，解决国家间的冲突，1948年联合国开始了维持和平行动。1988年冷战结束以后，世界局势总体趋向稳定，但地区间在政治、经济、边界、民族利益等方面引发了一系列新的矛盾，联合国维和行动发展速度加快，1999年中国正式宣布参与联合国维和民事警察行动。刘延风，公安部外事局局长，负责中国维和民事警察的派遣工作。

　　记者：为什么中国要向联合国任务区派遣维和民警？刘延风：能够参加联合国的维和行动，这方面也是我们国家在多边事务，也就是在联合国的事务中间能够发挥重大作用的一个重大决策。记者：中国政府是什么时候向外派出的第一批维和民警？刘延风：是在2000年1月，我们向东帝汶派出的第一批人员只有15人。由于我们在东帝汶的出色表现，联合国希望我们能够在欧洲地区也能参与联合国的维和行动，所以我们在2001年就向波黑任务区派出了我们的维和民警。

　　解说：2002年10月24日，一批中国维和民警启程，飞赴联合国东帝汶任务区执行维和任务。至此，我国已向联合国东帝汶任务区和波黑任务区派出10批198名维和民警。2002年11月下旬，在武警学院中国维和民事警察培训中心，又一批中国警察即将结束3个月的联合国维和民事警察的培训学习，被派往联合国维和任务区执行任务。那么他们必须具备什么条件，才能被派往联合国维和任务区呢？

　　二、当维和民警，你够格吗？

　　解说：瞿志文，武警学院维和培训部主任，负责中国维和民警的培训工作。

　　记者：那什么人有资格到这个培训中心来进行培训呢？瞿志文：我们国家对维和民警招生资格是有这么些条件：一个是中共党员，大学、大专以上文凭，还有就是有英语四级以上的学历，汽车驾驶是两年以上的驾龄，比较熟练的驾驶技能，还要有很好的身体条件。

　　解说：经过严格的招生考试，从全国各地公安队伍中选拔出的优秀干警到中国维和培训中心进行为期3个月的常规培训。按照联合国维和培训大刚的要求，学员们必须进行射击、汽车驾驶、国际法、人道主义救援、英语等20多门课程的培训学习。

　　记者：联合国需要的维和民警的素质是什么？赵培江(武警学院维和培训部教研室主任)：首先是一个外交官，你代表一个国家的形象、一个民族的友好的使者。再一个呢，代表联合国工作，充分展示出你作为警察的全面的素质。按联合国规定的，首先是要过语言关。中国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使用英语很少的一个国家，过语言关是第一项。

　　解说：由于大多数中国警察平时工作中很少使用英语，所以英语听力和口语成为他们必须攻克的难关。

　　记者：我想了解一下你们平时在交谈中谈得最多的是什么？张玉锦：我觉得主要是生活英语，因为我们到了任务区之后也是要用英语来生活，来交流，所以说主要是日常生活英语。郑辉：你英语不好，即使你通过联合国甄选考试，你到任务区之后还是因为你听不懂对方下达的命令，就是说很让我们丢中国警察的脸。不光是自己嘛，这种压力是最大的。张玉锦：我觉得我们这些人业务素质体能基本上都可以。记者：你们都是一线的？张玉锦：对，都是有一线工作经验的。现在就是要熟悉一下联合国任务区维和的时候所应该遵守的法律，还有最主要的一项就是英语。

　　解说：中国民警除了要过语言之外，还要转变观念以适应联合国维和民警的行为准则。中国维和民警培训中心通过摸拟演练的方式来提升学员们作为联合国维和民警应具有的安全意识、谈判能力等综合素质。(模拟场景是这样的：)几名联合国维和民警在任务区执行任务时，遭到两名匪徒的劫持。面对突发事件他们怎么来应对呢？

　　[模拟场景]民警甲：你要什么？匪徒：你真美！民警乙：不要碰她，我们会给你钱，你别多事，这是钱。匪徒：好。民警乙：可以让我同事回来吗？匪徒：到那儿去。[以上为模拟场景]

　　记者：如果这个场景要发生在国内的话你们会怎么办？张玉锦：国内我们不能向歹徒屈服，也不能妥协。我们如果执行任务时肯定会佩有武器，肯定是要争取制服或者抓获歹徒。如果出去又是另外一个概念，作为联合国来说还是保证人身安全是第一的，这是两种完全不同的，截然不同的情形。记者：那你这种意识能转变得过来吗？张玉锦：今天就是一个训练。

　　记者：那如果在国内像今天的这种场景发生的话，那么人民警察的本能反应一定是和歹徒做正面的对抗？王洪海：对。记者：但他们今天好像并没有这么做？王洪海：对。但是他们今天的做法我认为是完全正确的。因为作为一个即将派往联合国执行维和任务的警察，那么你在意识当中呢，你要按照联合国的规则来行事。另外像今天这种情况，他们六个人，我们两个人，他们在人员上有优势，有车辆，并且车辆都没有熄火。如果在国内，他可以开动车辆可以直接撞过来，我们已经鸣枪了，但是在联合国这是绝对不允许的。那么按照《联合国维和民事警察手册》，它的首要规则就是你要保证联合国维和民事警察的人身安全，这是它的一个基本原则。那么在这个基本原则的前提下别的都可以商量。你不要反抗，不要做出无谓的牺牲，那么你按照联合国这个规则来行事，那么你就不能够把在中国的法律法规，还有道德观念带到联合国的执行任务上。

　　解说：在发生突发事件时，维和民警除保证自己的人生安全外，还必须将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和具体情况及时报告总部以便采取积极的应对措施。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联合国维和行动的任务和宗旨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维和行动不再是单纯的武装调停和监督停火，还包括谴散军事力量、监督司法公正、维护当地治安和提供人道主义援助等多方面的综合任务。因此，联合国对维和民警的素质提出了更高要求。中国警察要走出国门，成为联合国的维和民警，必须经过严格的选拔、培训、最后还要通过联合国的考核。

　　记者：要参加什么样的考试然后才能够有资格进入到这个合格名单里面去？瞿志文(武警学院维和培训部主任)：常规培训经过三个月培训以后，他各科成绩都取得合格，拿到结业证书以后，才能够有资格参加联合国的甄选考试。

　　解说：每年联合国甄选小组都要到中国来进行一次甄选考试，中国警察只有闯过联合国考官这一关，才有资格最终成为一名联合国维和民警。

　　瞿志文：联合国甄选考试它是按照英语的阅读、听力、写作、口语和汽车驾驶的基本操作——道路驾驶、射击的枪械拆装、5米速射、7米速射这个顺序进行的，它还采取“突然死亡淘汰法”，有一门不及格就立即被淘汰。

　　记者：有没有做好心理准备，如果通不过的话会怎么样？杨炯：来培训的话肯定要做好两手准备，通过是最好的，皆大欢喜；通不过的话，开始的话肯定是一种打击，承受不了。就像我们前天举行那个模拟考，就是考完一轮，然后站出去，老师批考卷，批完以后当场在那宣布，以下同学没有通过，那个时候就感觉特别残酷。记者：有你吗？杨炯：没有，就感觉特别残酷。

　　范创新：我们做警察的就喜欢挑战。因为挑战与机遇并存，你挑战一次你可以获得一种，你不挑战你永远无法获得的那种体验。至于你说是一次甄选不过，我回去只有全身心投入准备第二次甄选。

　　记者；那我想以2002年为例，这一年的甄选考试是在什么时候进行的？瞿志文：2002年甄选考试是在5月份进行的。记者：有多少人参加了甄选？瞿志文：一共有71个人参加甄选考试，通过了61人。

　　三、维和东帝汶

　　解说：靠实力闯过一道道难关的中国警察能否适应联合国任务区艰苦而危险的生存环境？能否出色地完成维和任务呢？徐志达，我国第一批向外派出的维和民警，2000年1月到达东帝汶首都帝力。

　　记者：当时东帝汶的局面是什么样的？徐志达：我们到东帝汶之前正好是印尼的军队刚刚撤，民兵把整个东帝汶烧成一片废墟，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进入的东帝汶。

　　解说：东帝汶位于东南亚努沙登加拉群岛最东端，曾是葡萄牙殖民地。1975年东帝汶宣布独立，1979年印尼出兵东帝汶。为尊重东帝汶领土完整和人民不可剥夺的自决权，1999年10月安理会通过决议，成立联合国安理会东帝汶过渡行政当局，维和民警在过渡行政当局的指导下承担着维护东帝汶社会治安的职责。

　　记者：去那儿以后面临的很实际的问题就是衣食住行几个问题，怎么解决的？徐志达：联合国除了给我们发津贴以外什么都不管，我们当时第一件事就是找房子，找房子是一件比较难的事，因为当时整个帝力市80%的房子都已经烧光了，为了找房子我们费了很大劲。

　　解说：李平，我国首批赴东帝汶的维和民警，2000年1月和徐志达一同到达东帝汶。

　　李平：在我们第一次找房子的时候呢，还经历了枪击事件，有人往我们巡逻车方向打枪，维和部队，当时不叫维和部队，当时叫多国部队的军人开始往前冲锋掩护我们撤离那个地区，在路上走除了标着大大的UN这种坦克啊、装甲车，还有这些吉普车以外，没有别的车辆。马路上基本上没什么人，只要有人的时候就意味着要有事件发生，所以这一切呢，就给我们从咱们中国去的这些警察呢都给予了一个强烈的反差，所以这样给思想上造成了压力，应该说是最深刻的。

　　解说：动乱使得东帝汶物质匮乏，生活条件艰苦。分配到首都帝力以外工作的中国维和民警为我们记录下了他们的一些生活场景。

　　[录象资料画外音：这就是我们惟一的办公室：卫星电话、电传、电话、复印机，还没有电脑。]

　　解说：在唯一的办公室旁边、紧挨着的就是维和民警们的集体宿舍。

　　[录象资料画外音：这就是我们的宿舍，欢迎来到中国(警察)的宿舍，我们天天就睡睡袋、行军床，我们的大米，我们一个月的蔬菜，还有所有的罐头，还有我们的厨房，这个就是我们一个星期的水，这就是我们的厨房，我们的厨房、厕所，虽然有厕所，但是没有水，谁也不敢在这里用。在这里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厕所，私人厕所，而且地方绝对比任何地方都要大，你可以随便挑。阿拉斯的第一场雨，第一场雨，简直乱透了。屋里到处都是漏水的，没有办法。]

　　记者：你在东帝汶这一年有没有遇到过什么样的危险，甚至是危及到你自身的生命安全的危险？徐志达：这危险很多。可以说我的一生中从没见过那么多的流血，做巡警的时候处理案件都是打打杀杀。当地的人呢，文化程度比较低，受教育程度比较低，文盲差不多得到一半以上吧，所以这种械斗经常发生，有的时候大规模械斗几十个人群殴。当地人也没什么农具，农具就是几把大刀，我们叫马塞的，一打起仗来都扛着大刀就出来了，这种流血是经常发生。记者：你们可以随身携带武器吗？徐志达：对，我们可以随身携带武器。我们刚一到的时候，我们从国内都带着武器去的，但是头两个月是不让我们佩带武器，这样处理起刑事案件非常麻烦，歹徒都是拿着大刀，我们赤手空拳连个警棍也没有。我记得有一次，我跟另外两个民警去处理一个刑事案件，在市场就被一帮歹徒拿着大刀就把我们给围起来了，这样我们三个警察保护不了一个受害者，那几十个人拿着大刀，我们三个人怎么能制服了几十个人，就在这种危急情况，正好是叫PKF队的一个就是维和部队的一个巡逻车过来它才给我们解了围。回去之后我就写了一个报告，我就给我们那指挥官写了一个报告，再不给我们武器我们这工作根本就没法执法了，当时那个报告我记得我措词也比较激烈，报告还是很管用，我记得好像是报告打上去第三天吧开始给我们发警棍了，又过了两个多星期吧把枪支给我们发下来。

　　解说：在东帝汶除了治安混乱给维和民警带来的危险之外，痢疾、登革热等疾病也给维和民警造成生命的威胁。徐志达：疟疾，我们在国内对这个疟疾是早有准备；但登革热呢就不一样了，因为登革热它这种热带病毒是没有什么药可治，也没有疫苗。这种热带病毒呢它是通过蚊虫来传播的，因为在那，防护条件非常差，你想我们的房子都没有玻璃，这蚊虫是自由出入的，蚊虫叮咬非常厉害，防不胜防。因为那时是刚刚到任务区，一个是工作压力比较大，生活条件也不好，这样体质就下降了，所以很快就染上登革热。登革热主要症状就是发烧，高烧达40度左右持续不退，联合国民警就有得登革热去世的。这样当消息传回国内的时候，国内也比较紧张，我们的部领导就指示说，如果不行赶快转回国内治疗。当时我就想反正登革热这种病吧，国内也好国际也好都没有治疗的药物，另外我想我们第一次维和刚刚派出还不到一个月，队长就先回国了，肯定对军心、对士气打击比较大，我就咬牙坚持下来了。记者：后来等于是凭自己的免疫力好的？徐志达：对。

　　解说：中国维和民警到任务区执行任务时间为一年，根据联合国规定，一年中可以竞争不同的工作岗位。徐志达在国内做警卫工作，到东帝汶后他从最基层的巡警做起，后来他通过努力当上了帝力市一个警察分局的局长。

　　记者：在联合国做维和民警和在国内从事，具体你来说是做保卫工作，有什么区别？有什么不一样的地方？徐志达：所有的警察工作我们都要做，我们要负责侦破案件，要负责巡逻，要负责交通，还要负责培训当地的警察，所有警察的职能我们都要接触到。

　　解说：联合国维和民警不仅要为任务区所在地的人民创造良好的社会治安秩序，同时也要为他们尽快地从战争的创伤中恢复过来，从建新的生活而工作。

　　记者：当地人，帝力的老百姓对来自中国的维和警察怎么看？徐志达：对来自中国的警察还是非常友善的。打个比方说吧，我们的宿舍也就是在村子里租的房子，我们从来没有跟周围的邻居发生过任何不愉快，也没有邻居偷我们东西。这种情况在任务区是非常普遍，联合国人员的东西被当地人偷走了，或者跟当地人闹矛盾打架，这种情况非常多，但我们中国民警从来没有这种情况。一个是我们的纪律比较严，另外我们对当地人也比较友善。因为我们是作为维和人员去帮助当地人重建，帮助他们过上和平的生活，我们应该满腔热忱对待他们。

　　四、波黑维和

　　解说：谈钧，2001年1月从北京到波黑执行维和任务，他是中国政府参加国际维和行动以后第一次向欧洲派出的中国维和民警。

　　记者：你们到波黑任务区之后看到的是什么样的景象？谈钧：一下了飞机以后，看到的都是那些被炮火或者被战争摧毁的一些建筑，看到大量的坟墓，看到街道老百姓那种憔悴的面容，然后天空上还飞着北约的军用飞机，马路上有时能看到军队的坦克。

　　解说：波黑位于南欧巴尔干半岛中部，波黑的民族主要有穆斯林族、塞尔维亚族和克罗地亚族。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波黑成为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的成员国，1991年10月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共和国宣布独立。1992年，由于种族之争波黑爆发内战，种族之间的大屠杀使得国家机器崩溃，120万难民逃离家园。尤其是到了波黑以后，我听到他们这个地方的死亡数字，就是20个人当中就有一个人死亡，非常难以想象是怎样的残酷。

　　解说：黎红，作为中国女民警的代表，曾赴波黑任务区执行联合国维和任务。

　　记者：你们是在什么时候被派往波黑任务区的？黎红：2001年10月27日。刚到萨拉热窝那一阵，经常就会听到枪声，我们从一个国内非常安定、非常宁静的一个环境到一个战区去，每天听到这个枪声，我当时是有点心理方面压力特别大。尽管我读了很多有关萨拉热窝和波黑战争的一些书，一些文章，但是去了以后还是感觉到从来没有过那么大的心理压力。每天晚上，每天自己都处于一个高度紧张的状态当中，特别不安。记者：你是作为一名在波黑任务区工作的一名女性，你感觉到的危险都来自哪些方面？黎红：当时因为塞族军队把萨拉热窝给包围了，北约为了打击塞族军队在这个地方投下了大量的贫铀弹，贫铀弹它这个是无形的东西，所以(危害)当时不一定看得出来。但是据萨拉热窝有一个叫卡辛多医院的院长讲，他讲了这么一个观点，现在萨拉热窝的癌症的发病率已经比北约打击之前翻了一番，贫铀弹现在就已经通过土壤进入了人的食物链，所以就是非常危险。这个危险对我们能怎么样呢？我们因为在那待了一年，一时之间有时候也是发现不了，也看不出来；另外一个危险就是来自地雷。当时几方面，塞族、克族、穆族三方面互相打仗争斗，三方面都埋下了大量的地雷，据不完全统计，波黑境内大约有四百万颗雷，就是说人均是1.3颗雷，这还是不完全统计，有这么多地雷。联合国也有过预测，如果要是把这些雷全都排完的话，大约需要30年到50年的时间，所以就这个地雷是非常危险的。

　　谈钧：地雷的危险是我亲身体会到的。刚才我讲过，我头一个30天是在基层巡逻和值班，有一次我们接到一个报案，当地老百姓报案，说是他女儿可能在森林里碰到了一颗地雷，被炸伤了，他女儿给送到医院来，他跟当地警察报案说，要求去探明雷区或者排雷。在这种情况之下我们有严格的分工，我们当地警察和维和警察部队的任务就是要探明雷区，然后把准确的位置通知给多国部队，他们有专门的工兵、排雷部队去排雷，但第一步你要探明这个雷区，那么我们就去了，因为我第一次也是碰到这种情况，在我参加任务之前好多人给我们讲过如何防止被地雷所伤害，讲了好多好多方法，但是那些方法都是书本上、理论的东西，因为你毕竟没有碰到过地雷。有一个教官教给我们实际的办法就是说，如果你什么都记不住那么你就踩着别人的脚印走，这样你可能就不会碰到地雷。我想：好，这个办法很简单，我就准备采取这个办法去。到了以后，因为它是个山区，这个国家到处都是山，都是山路，车开着就开不了了，没有路可走了，只能下车徒步行进。刚开始走的时候，因为当地警察的路比较熟，我们还能看清楚他的脚印，越往里走是个大的树林，那么当时我记得好像是冬天，落叶都积得很厚，他走进去之后，一旦踩上落叶之后我就再也看不清他的脚印在什么地方，所以那个时候我每踩下去一步或者每提起这一步来，我都不知道可不可能有地雷。因为地雷据说有几种，一种是踩下去会响，有一种地雷是踩上去脚不动，抬起来才会响，所以说我当时觉得，你踩下去或提起来这一步，你不知道有没有地雷，当时我记得探明雷区花了两个小时，这两个小时我当时觉得在我一生中是最长的两个小时。我们坚持把这雷区探完，拉上警戒带，原路返回去，我觉得好像经历了人生中重大一个转变一样。

　　五、靠实力赢得尊重

　　解说：由于战后的波黑已经建立了自己的警察体系，联合国维和民警的主要职责就是监督当地警察执法。

　　记者：因为我们知道在波黑这个国家它有不同的地区，每个地区执行的是自己的法律，那你怎么能够马上适应和熟悉当地的法律监督他们执法呢？谈钧：我给你举一个例子，有一次我们在当地警察局工作，群众报案说有一辆大卡车横在路当中不动，挡住了好多交通。那么当地警察就出现场，我们也跟着他出现场。到那一看呢，是一个司机，我估计可能是喝醉了酒，因为也没有酒精鉴定，喝醉了酒躺在那儿睡着了，那么睡着了以后他把大车停在路上挡住交通以后，如果按照咱们国内警察的一些做法，或者我们国内一些规定呢，在紧急情况下你可以把司机推醒或者把他从驾驶室移出来，然后换一个人上去把车先挪开，然后让交通通畅，这是我们国内通常的做法。那么在那个地方警察就不去动他，他就去叫什么呢？叫一些其它部门人，比如说人权部门也好，去内部调查部门也好，去叫好多部门人过来，包括一些搞这种酒精测试的部门，类似的好多部门，包括他们的领导都过来一起来商量这个事情怎么办，当时我就问警察：你为什么不及时处理？他说：在我们国家规定如果不经允许或者你没有合适理由的话，正当理由，你碰他就是违法，侵犯他的人权，他醒过来以后他可能会来告你，说是你非法了，对他进行了这种人权上的侵害。那我说：你怎么办？现在能做的就是请好多部门的人在场那么我把他摇醒，跟他商量，说你可以把车挪开，他如果不听，我再(采取)强制措施，在这之前我不能采取任何措施。这就是国内和它的一些法律规定不一样。当时我觉得我其实我说不出什么来，因为我确实没有了解到当地还有这么一条规定，那我只好听从他的安排。从那个时候开始，无论上班下班我就抱着法律书，天天在看，天天在看，包括下了班晚上都看，那时我就有一种想法，我说一旦我如果任务区结束回到国内我再也不想碰英语了，就读到那种程度。但是那段时间对我的法律知识也好，工作业务能力也好，英语也好，这是很大的一个提高。

　　解说：谈钧在波黑当过最基层的监督员，后来他凭借优秀的素质竞争上了萨拉热窝国际机场边境管理局副局长的职位。

　　谈钧：我可以说是第一个亚洲国家特别是第一个中国人来竞争上这个职务，那么首先面临比较大的一个工作压力就是对他们来讲就是一个比较年轻的亚洲国家警官来承担这么一个职务。像我们队里有四个荷兰人，好像有三个德国人，有两个法国人，他们都是年龄比我大、资历比我深，从事好多年的边防检查工作，或者机场安全保卫工作，所以这个时候呢如果要领导他们开展工作是有很大难度。记者：你怎么做才能让他们从心里感到服气？谈钧：要靠实力赢得尊重。你比如说我可以举一个例子，有一次有一个多国部队的士兵他可能要携带一种比较尖端的武器上飞机，要回家，那么按规定呢他确实有这种持枪证，他有合法的权利来携带这个武器，但是大家都知道坐民航飞机是不允许你携带武器上飞机的，那么就闹出一个矛盾，当地航空公司就拒绝他上飞机。那么这个情况下，这个多国部队的士兵就反映到我们维和部队，因为我们是监督当地警察工作的，他反映到我们这儿来要求我们解决这个问题。这个时候好多人就看着你，你是当时负责人那你来处理这个问题吧，他们可能好多人他会有办法，但这个时候他可能觉得你是负责人，那你来处理吧，他来看你怎么处理这个问题。那么话又说回来了，如果你自己不注意学习，不注意提高这块的话，那么碰到这种问题一旦你没有主意，或者你说哎呀，你看怎么办，那么你再当上局长，你当总警监也好，在人家心目当中印象，你就不行了。我是5月份到的机场，三个月以后我才竞争上领导职务，在这三个月当中我除了一般完成工作之后呢，我基本上把机场能涉及到机场安全、民航的有关规定我基本上都找齐了，把它读了一遍。特别是有一个我给它翻译成中文，不知道准不准，叫《雅尔他协议》，是各国航空公司为了各国航空公司的共同利益，把它签订了这么一个协议，机场还没有这份协议，是我自己上了网给它打下来的，很厚的一本，我估计没有几个人读过这个协议，但是我还坚持把它读完了。当时我突然想起来了，在协议当中有这么一句话，说碰到这种情况怎么办呢，每一个飞机都有一个底舱，这个底舱是封闭式的，这个底舱在紧急情况下可以储存一些比如什么枪支啊，我就很快把这协议找了出来，找出来之后我问航空公司，我说你是不是这个协议的成员单位，他说是，我说好，你看这个协议，他当时一看，二话没说当时就让这个乘务人员办理各种手续，允许这个人上飞机，所以好多警察看了就没再说什么。

　　解说：目前联合国在全球9个任务区部署了维和民事警察，每个任务区都有来自世界几十个国家的警察，他们共同担负着维护世界和平的神圣使命。

　　记者：当你在波黑任务区一年期满要离开的时候你心里在想什么？谈钧：就跟去的想法完全不一样了，去的时候可能略带一点紧张，但是我们离开了以后，当我们坐上回国的飞机的时候，我觉得我个人来讲心里就比较坦然、比较轻松，虽然略带一点忧伤，略带点忧伤，我觉得这个国家非常地优美，这个国家的人民也非常地善良，但是种种原因吧，给他们造成的痛苦可能一辈子或者说两辈子都很难来消除掉的影响。那么我们离开的时候呢，我记得坐在回国的飞机上，虽然我们可以回国了，可以走了，但是我闭上眼睛的时候我眼前总是出现一些波黑大地那种山峦起伏的那种场景，耳边老能回响起波黑或者前南斯拉夫那种悠扬而又富有节奏感的略带忧伤的那种音乐，我久久很难忘怀那种感觉。至于我回国之后，到目前为止我仍然一提起波黑，一提起巴尔干地区，一想起那种音乐，我心里就好像又回到了波黑那种战火纷飞的地区。记者：当你离开了那个曾经经历过战争创伤的国家回到自己的国家之后，你可能对战争和和平会有更多的理解。谈钧：对，这也是我对维和比较深的感受之一。特别是在我维和期间，有的时候我们下了班以后或者阴雨天的时候，如果你路过一些墓地的时候，你能看到一些老人带着一些孩子或者一些妇女，经常给他亲人去扫墓，按他们国家的那种规矩去扫墓，看到那种情形的时候你突然有一种无名的悲哀或者莫名的一种悲哀，你感到同样都是一种人，同样的家庭，但他们遭受了如此大的一种创伤。那么有的时候我就在想，我说，如果说其它国家的人愿意到波黑去的话，固然波黑非常地优美，山川非常地漂亮，那么你去旅游的话，特别是一些所谓是政治家也好，别的人也好，那么你去那个地方的时候，你去浏览波黑山川的优美，我建议他们不妨去看一看萨拉热窝或其它地区那些大量的坟墓，去看看那些抽泣的老人和无助的婴儿。可能他会觉得不会再有战争的爆发，所以有的时候我最大的愿望就是说，他们有人问我说，你维和回来最大愿望是什么，我就突然想了一句话：愿这个世界不再有战争。

　　附：【调查者】

　　制片人：孙克文赛纳张洁

　　编导：陈新红出镜记者：长江

　　摄像：栗严孙逊

　　录音：沈鹏

　　统筹：杜晓静

　　制作：郑曼茜张艳华

　　监制：李挺庄殿君

　　总监制：孙玉胜

　　【播出时间】首播：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2003年2月22日(星期六) 23:00-23:40重播：中央电视台第二套节目2003年2月23日(星期日) 18:20-19:00中央电视台第一套节目2003年2月25日(星期二) 10:23-1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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