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关于非典最大的话题是控制疫情蔓延，特别控制疫情向农村地区蔓延。措施有许多，但首先要解决的一个问题是：

　　非典病人花费昂贵

　　综合各地的情况，目前情况下，平均每例非典患者的治疗费用大约10万元。

　　医院救治一名“非典”病人，需要花费多少钱？

　　广州市卫生局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根据非典病人病情轻重及其治疗手段的不同，花费少的几万元，有的10多万元和20多万元，特别严重的，可能得要上百万元。

　　广州某医院传染科一位医生以病情“中等严重”的患者为例，作了具体的分析：“这类患者，治疗期为2-3周，其间每天要5000元；治疗期后还有一个月的住院恢复期，每天要100-200元。这样算起来，全部费用就在10万元左右。”

　　中山大学第二附属医院的一位医生给“病情严重”的非典患者算了一笔细账：重病人往往要上呼吸机，一上呼吸机，就要抗感染。现在使用的二三代抗生素都很贵，200多元一支，成人一天要注射6支；还有抗真菌的，1400多元一支，成人每天要用4至8支。这样算来，再加上其他的治疗费用，一天就要上万元。重病人治疗时间都比较长，有的要2至3个月，所以就会花几十万元甚至上百万元。

　　中山大学第二附属医院收治了90名非典患者，需要上呼吸机的占10%。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和北京大学卫生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的学者经调查公布(截止到4月20日)：北京每例非典疑似病人每天的直接费用为1090元，每例确诊为非典的轻症病人每天的直接费用约为1100元，重症病人每天约为3220元，疗程为21天左右。每例病人的直接治疗费大概在2—7万元之间。

　　综合各地的情况，记者认为，目前情况下，平均每例非典患者的治疗费用大约10万元。

　　昂贵治疗费吓跑个别病人

　　非典疫情一旦在广大农村地区蔓延，全国抗非典的局面就异常严峻了。

　　某地一些医院(见诸媒体的报道是广州、北京和太原)，曾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个别确诊的非典病人，因为没有钱交纳治疗费，从医院偷偷跑了。

　　前段时间，广东、北京等地务工的许多外地人，担心染上非典，没有钱医治，纷纷返回老家。

　　结果，导致整个中国非典疫情的复杂化。

　　　因为，非典疫情一旦在广大农村地区蔓延，全国抗非典的局面很可能将处于失控状态！这决不是耸人听闻。

　　这些无不与昂贵的治疗费有关。

　　不仅普通老百姓畏惧昂贵的治疗费，医院也“有苦衷”。4月21日，新华社发了这样一则消息：7名疑似非典病人，在内蒙古医学院附属医院就诊时，医院因他们交不出钱，拒绝采取任何救治措施。

　　新华社配发评论说，医院因病人交不出押金而推诿拒治，居然将钱看得比人民生命安全还要重。而医院医生则辩解：我们也有老婆孩子，也需要吃饭。

　　还是因为昂贵的治疗费，某地竟然发生了医院挟非典患者的骨灰盒索要巨额治疗费的“怪事”：一对夫妻患者，丈夫去世了，妻子出院了，但欠下医院十几万元医疗费。医院没有办法，就扣了死者的骨灰盒，“不还钱就别想要”。(参见《南风窗》第5期报道)

　　还有一些被怀疑为非典病人的治疗费也值得关注。因为被怀疑，这些病人承受了不少压力，譬如被隔离等，一旦被排除不是非典，这期间发生的医疗费，目前大多是病人自己承担。本报曾收到一位广州读者发来的电子邮件，这位读者在邮件中说，在广州市第十二人民医院，被疑似非典，留医6天，花费2400多元，排除后，这些钱全是该病人自己掏腰包。

　　身份不同个人花费不同

　　一个打工仔和一个城里人同时得了非典，其治疗费的支付方法会有很大的差别。

　　为了加大对非典的防治力度，准确说是为了让贫困者能够得到医治，在中央20亿元的“号召”下，各地纷纷出台了一些紧急措施，把非典病人分成三六九等。

　　譬如北京，把非典病人分成这样几类：一是有医疗保险的，其医疗费用从基本医疗保险基金中支付；二是城镇登记失业人员中的非典患者，其医疗费用由失业保险基金支付；三是北京市享受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家庭，如果出现非典患者，其医疗费用一律由政府承担；四是对没有北京市户口的，譬如流动人口等其他有特殊困难的患者，医疗费用视情况由市财政予以补贴。

　　山西的规定比较详细，但和北京的基本相同，特别是对城市流动人口、贫困农民等特殊困难的非典患者，是这样规定的：个人确实无力承担医疗费用者，将由同级财政部门予以补助。这个同级财政部门是流动人口的户口所在地财政，还是发病地财政，规定没有说。

　　因为这些应急措施有着相同的政策思路和政治背景，所以不需要再列举了。

　　应该说，非典患者当中，最需要救助的是城市里的流动人口、贫困的农民，一方面，他们贫穷，没有各种保障和保险；另一方面，他们流动性大，感染和传播非典的“潜力”大，如果他们从疫区将非典病毒带回家，后果不可想象。

　　不过，目前有少数地区，如重庆、湖北、江苏已经宣布，对非典患者一视同仁：一律免费治疗。

　　“记账制”有隐忧

　　“记账制”反映了有关部门对非典疫情还没有一个比较准确的把握和预测，对未来疫情的判断还不甚明朗，同时也反映了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处于一种微妙的关系。

　　继4月23日中央财政紧急调拨20亿元用于非典防治之后，5月1日，卫生部、财政部、劳动和社会保障部、民政部又出台了一项“只给政策不给钱”的硬性规定：发热病人到医院就诊时，免办挂号手续，先就诊；初诊为“非典”患者和疑似病人后，不再由患者缴纳检查、检验等有关费用，实行记账制。但排除非典的普通患者，要补交各项费用。

　　按此规定，患者需要做的事情是：出院时，向院方提供有效证件复印件和联系方式，并由患者本人或其家属对医院提供的诊疗、住院记录与费用清单进行签字确认。

　　但这个钱最后由谁出，这个规定没有说。从规定出台的背景看，非典病人有可能免费治疗，但埋单的“主体”却被悬在空中。

　　因此，这只是一个过渡性的规定。它反映了有关部门对非典疫情还没有一个比较准确的把握和预测，对未来疫情的判断还不甚明朗，同时也反映了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财政处于一种微妙的关系(关于非典与财政的关系见A7《非典考验中国财政》)

　　“记账制”让医院雪上加霜

　　“记账”后，到底由谁来支付这笔巨额医疗费？看来，到头来，这笔款项还是各地根据实际情况处理，而各地已经制定了许多紧急措施，把非典病人分为三六九等。

　　医院的负担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医院本身是非典的高发区，许多医护人员因为抢救病人而被感染；二是，为抢救非典病人，医院搭进去很多钱。上面举了一个医院挟骨灰盒向患者索取医疗费的例子，还有一些例子也很能说明问题。譬如，广东省中医院，有15名医护人员感染了非典，医院为自己的职工支付了高达46万元的治疗费；3月份，南方医院为一对感染非典的下岗夫妇垫付了12万多元的医疗费。

　　医护人员因救治病人而感染，尤其是在指定的非典医院，其治疗费让医院自负，显然不公。抗非典是一场战争，医护人员被称为非典战士，总不能让战士单位自费去打仗吧？

　　现在的“记账制”，又让医院背上一个潜在的包袱。这个风险源于中央的政策有可能不能及时、有效、完整地执行。另外，地方财政吃紧怎么办？赖账怎么办？

　　非典病人“记账”后，到底由谁来支付这笔巨额医疗费？看来，到头来，这笔款项还是各地根据实际情况处理，而各地已经制定了许多紧急措施，把非典病人分为三六九等。

　　控制疫情的最佳方案是国家为所有非典病人埋单

　　中央政府为所有非典病人埋单的时机已经成熟。国家为所有非典病人埋单，是目前控制疫情的一个最佳方案。

　　目前的一个重点是防止疫情向农村地区蔓延，而疫情蔓延的最大可能就是大量从城市回乡的务工人员。国家为所有非典病人埋单，就是给这些急于返乡的农民一颗定心丸，告诉他们，可以安心在城市工作，即使万一染上非典，也由国家全包。这势必能在一定程度上有助于减少非典的蔓延。

　　当然，国家全包就是由中央财政全包，而不包括地方各级财政。

　　4月29日，温家宝在曼谷会见香港特首董建华时已经表态，香港抗非典所需要的全部费用(包括病人的治疗费)，由中央财政全部承担。

　　而我国台湾省最近已经通过了一项专门法案：受隔离者于隔离期间，其任职的公私立机关应给予“公假”，接受强制隔离者，经诊断证实未感染SARS，政府给予合理补偿，因强制隔离治疗导致影响其家计者，政府得予扶助，确诊后，政府承担全部费用。

　　中央政府宣布为所有非典病人埋单的时机已经成熟。

　　国家埋单的理由

　　政府既然可以对非典病人采取一些强制措施，防止病毒传播，与此权利相对应的责任应是政府承担相应的义务。

　　非典是人类共同遭遇的一场灾难，在灾难面前，特别是自己的国民遭遇了这样的灾难，国家给国民以最大的援助，不仅体现了一个国家对普通公民的关怀，同时也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在危难时刻增强凝聚力的重要方式。因此，从感情上讲，我们不希望看到因为医疗费，而将非典病人划分为三六九等，对“城市人”是全包，对“乡下人”是在“个人无力承担”的前提下，政府才给予补助。

　　从道理上讲，防治非典，受益的是社会的全体成员，因此，国家埋单已经不存在公理上的障碍。

　　从法理上讲，非典是法定传染病，得病虽然是个人的事情，但病毒的传播就属于社会问题。譬如，非典患者没有权力不治病，因为他的病已经不是他一个人的事情了，而是一个涉及到公众利益的事情。政府既然可以对非典病人采取一些强制措施，防止病毒传播，与此权利相对应的责任是政府承担相应的义务。

　　国家埋单的的可行性

　　假如非典不可预测，将来可能会有更多的人被感染，中央政府可以通过发行国债、接受国内外捐款等方式解决。

　　目前，全国临床确诊的非典病例累计4280人。记者在上面的文章里已经分析了非典病人的平均治疗费为10万元，照此计算，总的治疗费也就4亿多元。

　　这个数字，中央财政是完全可以承受的。

　　而且这个数字没法和非典给中国经济造成的损失相比较。据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和北京大学卫生政策与管理研究中心的学者分析，由于非典的影响，今年中国经济的增长率将在6%—7%之间，比预期低1至2个百分点。对经济影响总额达2100亿元。

　　假如，非典不可预测，将来可能会有更多的人被感染，统一由财政支付可能会面临一些压力。但可以通过发行国债、接受国内外捐款等方式解决。因此，国家为非典病人埋单是可行的。

　　国家埋单的的意义

　　国家埋单已不再是一项简单的经济活动，而是有了更加深远的政治意义。

　　首先，国家为非典埋单，不论公民的身份和地域，这表明，在危难时期，中央政府勇于承担责任、敢于承担责任。

　　其次，给全体国民一个平等的待遇，有利于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为灾后重建创造良好的精神环境。

　　三是，国家埋单可以给患者和医院解决后顾之忧，有效减少社会恐慌情绪，降低非典扩散。这也是由我国目前的社会保障现实决定的。由政府直接为非典患者埋单，可以让更多非典患者解除心理压力及时进行治疗，会有效降低非典的扩散。同时，也将给医院解除后顾之忧。

　　这样，国家埋单已不再是一项简单的经济活动了，而是有了更加深远的政治意义。

　　国家埋单早有先例

　　1950年代，新中国百废待兴，但国家对一些危害人民健康的疾病采取了免费治疗措施，并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绩。当时，毛泽东曾以《七律二首-送瘟神》为题，对中国消灭血吸虫病感慨万千。随后，国家对疟疾、梅毒、麻风病等都是免费治疗。

　　2000年3月24日，中国政府在阿姆斯特丹会议上，向国际社会郑重承诺：对结核病实行免费治疗。不久，国务院就下发《全国结核病防治规划(2001-2010年)》。

　　只是，中国政府向国际社会的这个承诺大多是由地方财政来兑现的。希望这次抗击非典，中央财政能“挺身而出”。

　　我们已经在胡锦涛、温家宝的讲话中，充分看到新一届领导带领全国人民众志成城，抗击非典的宏伟气魄和远见卓识。灾难过后，中国人民必将以上下一心、团结奋进的崭新面貌屹立于世界。(韦洪乾杨晓杰贺莉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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