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约记者 曲 力

　　本报记者 何忠平

　　湖南报道

　　湖南省的产煤大市涟源，南、北、西三面环山。涟源市收容遣送站地处市郊，背靠一座大丘陵，其主体是一圈两层高的建筑，面向马路的一面加盖了一层，上面挂着“儿童救助中心”几个镀金铜字。

　　“进去后除非交钱，否则不可能出来。” 2000年以前，郭先礼是涟源市收容站的党委书记。根据郭向记者提供的材料，在这家收容站的背后，已经形成一条完整的产业链。

　　“一条龙业务”

　　1996年5月以来，涟源收容站开始发展“捉人卖人一条龙”业务。

　　郭先礼透露，这个“捉人卖人一条龙”的具体程序是：收容站与当地各派出所一一达成协议——由派出所出面捉捕农民或打工者，收容站将捉来的人关押，并将他们卖给他们的亲人。

　　作为条件，派出所每捉一人，收容站就付给捉人者个人5元报酬，名为“捉人费”；收容站将被捉者卖掉后，每卖一人就给派出所提成50元，名为“回扣”。

　　郭先礼说，每年年初，收容站会下达任务，规定当年必须“收容”多少人，完成多少收入。

　　记者看到了这家收容站的一份文件——《涟源市收容遣送站1999年目标责任书》，当年下达的任务是：“全年完成收容对象教育改造1400人次……完成财政收入64万元。”文件要求全站工作人员“加强战斗力，巩固城区收容，辐射乡镇收容”。

　　一份印制于1999年1月1日、目录为“最低收费标准”的表格，透露了涟源收容站“内部掌握”的卖人标价。（见附表）

　　这张表格将收容人员按A、B、C分类，再按省外、省内、市内三个等级确定价格——

　　A类，是指偷、扒、窃、赌、吸毒、贩毒、卖淫嫖娼人员；B类，是指随车叫卖、流浪失散儿童等人员；C类，是指一般流浪乞讨人员。

　　郭先礼说，被捉来的人95％以上并非上述三类人员，而是农民、打工者。 2003年元旦，涟源市收容站站长肖笑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从2000年来，该站每年平均要“遣送”1万至1.2万人，其中40％属于自助劝业回家——通过“劳动改造”获得回家的路费，20％左右属于自返——自己有能力回家，35％属于领保——由家人交钱领回，5％由收容站遣送回家。

　　但根据郭先礼所掌握的情况，收容站自1996年5月推行“一条龙”以来，从未送过1人回家。

　　收容站的收支账

　　涟源收容站的文件表明，作为民政局下属的一个事业单位，收容站每年可获当地财政拨款10余万元。另据了解，民政部门每年也要向收容站拨付少则五六万元，多则10余万元的救灾款。

　　记者得到的一份最新收容站工作人员名单显示，除了两人被判刑，一人在一起不明车祸中丧生，还有16人在收容站“效力”。

　　这16人每人有一套带编号的警服，并装备各式刑具。经郭先礼统计，收容站共有大小不一的狼牙棒、电棒各10余根、军用匕首10余把、手铐近百副。收容站目前还配有一辆装有警笛的吉普车，一辆窗上都安装了铁栅栏的中巴车。 对照财政拨款，这些人力、物力上的投入，反映了近两年收容站“生意”越做越大。郭先礼统计，1996年下半年，收容站共卖600多人，获赎金12万元；1997年卖800余人，获赎金18万元；1998年卖1100余人，获赎金28万元；1999年卖1440人，获赎金32万元；2000年至2002年，每年卖1万人左右，获赎金数百万元。

　　业务扩张如此迅速，仅靠当地的来源显然不足，肖笑华与记者交谈时无意中泄露，收容站每从外地拉回一火车皮人，就要付出2万多元的“成本”。

　　郭先礼透露，在湖南省内，收容站与怀化铁路、公安等部门达成默契，常常到该市“打批发”，同时收容站还从外省收容站进人，利用“中转站”的便利放人收钱，据收容站内部人员说，该收容站负责人曾多次亲赴外省“接货”。

　　收容站的另一个业务重点是“创收月”。

　　作为交通要塞，每年7月，贵州东部、四川南部、湖南西部的大批农民都要经过涟源市到长沙等地帮人割禾。

　　郭先礼说，从1996年以来，收容站就盯上了割禾人，当年7月，肖笑华制定“作战计划”，亲自布置人手，结果“大获全胜”，当月共抓获割禾人200余人，获赎金4万余元。创收最高的1年是1999年7月，据郭统计，当月12日至月底，18天内共抓获割禾人250余人，获赎金8万元左右。

　　按照规定，收容站的所有收入先要上交财政，此后再由财政原封不动地下拨回来。郭先礼透露，除去业务必需的支出——给抓人单位的回扣、站里的开支外，其余的资金有几方面的流向。

　　——吃喝。1996年下半年到1999年底，收容站用于吃喝的金额近60万元，近两年以高倍数递增。

　　——向派出所等业务关联部门送礼。根据郭先礼提供的纪录，1997年春节，收容站向娄底地区、涟源市相关部门负责人送礼金10300元；1997年端午节，感谢涟源某派出所捉人有功，送鸭子60只，折合人民币500元。

　　——投资。1998年8月，以7.13万元购狂潮牌吉普车一辆并将之改装为警车；1997年11月以2万余元购买警服、电棒、狼牙棒、手铐等刑具；1998年至2002年购电脑1台、空调6台，开销5万余元；1999年至2002年，扩建监狱，投资30万元；2001年11月，购进一批新警服，花费3万余元。

　　——旅游。1997年5月，收容站

　　组织员工14人到岳阳、长沙等地游玩，开销2万余元；1998年8月，收容站全站人员邀请涟源市民政局领导，在该收容站负责人组织下到北京、深圳等地旅游，花费3万余元。

　　——中饱私囊。郭先礼透露，收容站从1996年以来没有遣送一人回家，在站里的帐目上却显示，每年为遣送花费的钱多达十万至数十万元。

　　在郭先礼收集的证据里有8张填写于2000年5月20日的领款收据，上面填写了“同意支付遣返路费若干元”的意见，同时上面还有领款人——被“遣送”者的签名。

　　此外，收容站的另一个开支重点是公关费用。 2000年，浙江人林茂正在收容站中被打死，事后，该收容站负责人在站里的工作会议上通报，为此动用的公关费用高达56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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