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周末》：郑州黑帮老大宋留根的暴戾十年

　　郑州黑帮：暴戾十年

　　在这个中原城市，黑帮对当地治安的危害是显著的，但比之治安问题，黑帮对当地经济的伤害则更大

　　本报记者高剑 本报特约记者张向荣 田菲

　　“老大”中的“老大”

　　在郑州，宋留根的势力究竟有多大？

　　直到目前为止，没有人能就这个问题给予一个准确的答案，即便是侦办此案的干警。

　　一方面因为此案的侦查尚未完全结束。截至记者发稿时，在距郑州市区20多里外、黄河滩边的一个警犬基地，郑州市公安局成立的专案组仍在封闭式的调查之中。警方人士介绍，这样一个涉及团伙众多、历时长久的有组织犯罪，其案情错综复杂犹如蚕茧，在一根根散乱的头绪没有剥尽并完整连接之前，很难说清作为首犯的宋留根构筑的犯罪组织的体系有多大。

　　另一方面是因为专案组有严格的纪律：办案人员各有分工，互不相问。除个别高级警官外，很少有办案人员能够掌握全面资料。警方如此谨慎小心，只因宋氏团伙在郑州“经营”达十年之久，其拉拢的“保护伞”的能量不可轻视。

　　让郑州警方大动干戈的宋留根，实际上是一个外貌普通，且矮小瘦弱的中年男子，但这并不妨碍其成为一个“庞大的权力体系”中的首领。而对于这个“庞大的权力体系”，郑州警方的定性是“河南建国以来最大的黑势力犯罪组织”。

　　郑州不缺“黑帮老大”。敦睦路服装批发市场的王张勇、二环道果品批发市场的胡氏兄弟、京广路鞋城的王郑光、原登封政协委员王振松、邙山区花园口镇弓庄村村委会主任张义……从2000年至今的3年中，郑州黑帮中有一批“大佬”级人物落马。

　　衡量“大佬”资格的数据有多项，包括团伙人数、作案数量以及在当地的影响。根据郑州当地媒体报道的资料显示，以上被破获的黑帮人数都在30人以上，在当地影响极为恶劣。

　　以王张勇为例，自1996年以来，他在郑州有名的敦睦路批发市场自立“商会”，强行收取“保护费”，组织人员购买大量枪支弹药，网罗打手，欺行霸市，侮辱妇女。4年时间，该团伙通过打、砸、抢、绑架勒索、强收保护费等手段迅速聚敛资产数百万元，殴打致残无辜群众多人。在同伙被逮捕后，王张勇竟强迫市场内商户“关门罢市”示威，并挂出标语为落网同伙“喊冤”。王案当时被视为郑州黑帮大案。

　　“和宋留根比起来，那些当时被称为‘黑老大’的人，根本只能算是小喽罗。”一位知情者解释，“这些团伙甚至要向宋的手下或手下的手下，缴纳‘管理费’。”

　　因掌握的资料有限，记者无法完全拼凑出郑州黑帮的整体架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无论郑州黑帮组织体系采用何种模式，宋留根终究属于最高阶层的，是真正的“老大”。

　　正因为如此，2003年7月3日上午，宋氏团伙中的三名关键人物——宋留根、马献洲和郝洪山被警方捕获并押回郑州后，一位公安系统的人感叹道：“郑州至少能过上五年的平安日子。”

　　宋留根的“发迹”

　　依照郑州警方提供的资料，宋留根的“发迹”始于1993年。

　　这一年夏天，宋留根伙同马献洲、郝洪山等人，利用威胁、恐吓手段，在郑州友爱路布料批发市场，靠垄断经营销量较好的“麻纱”，每人获利达2万多元，攫取了黑道生意上第一桶金。

　　当时宋29岁，刚刚刑满释放。而此前，宋也只是郑州西郊地区的一个经常打架生事的混混。刑满释放后，他整日混迹在友爱路布料批发市场，搞一些小偷小摸的勾当。在做“扒手”的日子里，他发现搞布料批发，生意兴隆、利润丰厚，便谋划如何在最短的时间内牟取暴利。

　　宋留根的文化程度不高，也缺乏经营经验，惟一的“资本”是其多年靠打打杀杀形成的强大的威慑力。这一“资本”很快为宋所利用，并成为宋氏团伙制订“游戏规则”的基础。

　　“只要是我宋留根卖的，其他人谁都不能卖。”——这就是宋留根的“游戏规则”——以武力胁迫或驱逐其他商户，形成垄断市场，获取暴利。

　　1993年初尝甜头之后，宋等人开始不满足于布匹经营小打小闹的利润。他随后将目光盯上货物托运这块“肥肉”。宋想插足布匹托运市场，不可避免要与原有托运商冯双亭(绰号“小丑”，1965年4月生，郑州人)等人发生直接利益冲突。

　　面对强烈的抵制，宋留根的方式简单直接：杀一儆百。

　　1993年8月23日晚，蓄谋已久的宋留根带领陈华、王强等黑道打手，持枪早早来到西站路五厂家属院，埋伏在冯双亭回家的必经之地。当晚9时许，当冯双亭夫妇外出归来时，宋留根等人从黑暗处窜出，不由分说，掏枪顶住冯双亭头部就是一枪，冯当场被打死，冯妻也身中数枪，被打成重伤。

　　宋留根的这步“狠棋”果然见效，此后不久，慑于宋的淫威，其他托运商先后被迫退出友爱路市场。

　　1995年4月，友爱路布料批发市场拆迁至西站路附近的纺织大世界，宋留根、马献洲、郝洪山等人随即将生意转移过去。纺织大世界是河南省最大的布匹、纺织品批发市场，也是全国十大布匹批发市场之一，在鼎盛时期的1995年，拥有商户2500多户，年交易额40亿元，户均月纳税350万元，年纳税总额达1000万元。纺织大世界的货源地主要集中在全国最大的纺织品集散地——浙江省绍兴县柯桥镇“中国轻纺城”及常熟、广州等地。

　　宋留根等人首先要控制的是货物托运市场。在郑州他要“搞掉”所有竞争对手，在货源地浙江柯桥，能合作的则合作，不能合作的则想法除之而后快。于是，一场场血腥、残烈的拼杀开始上演。

　　1995年，浙江柯桥驻郑某托运部三人被砍；1996年春，新乡托运部被人捣毁；1996年5月，洛阳托运部数人被暴打。

　　而在纺织大世界内部货运市场的争夺上，宋采用了“黑吃黑”的做法。

　　1997年冬一个晚上，宋留根、王庆国率领李小东、刘文贤、张春意、张拥军、徐均意等30多名打手，头戴清一色黄色工程防护帽、身着清一色黑色皮衣，内藏短柄猎枪、自制手枪、大砍刀、钢管等凶器，杀气腾腾直扑“胖建”(郑建平)设在市场内的托运部。在获得消息后，胖建仓惶翻墙逃走。几天后的一个深夜，双方各纠集了大量黑道打手在国棉五厂家属院对面的工人路发生激烈的火拼。

　　浓浓夜幕中，凶器的撞击声、喊杀声、叫骂声、惨叫声、乱枪声刹那间将宁静的午夜街面变成了械斗拼杀的“战场”。“快到、快战、快撤”是黑势力械斗火拼、侵凌商户的规律，整个过程持续了仅数分钟时间。现场惨不忍睹，流淌的血水、拽落的头发、撕碎的衣服、丢弃的长刀、钢管、奄奄一息的重伤者……空气里充溢着血腥味。此次火拼，胖建惨败，不得不将自己的托运部拱手相让，宋留根团伙大获全胜。

　　在宋氏团伙后期的发展中，为霸占新的市场，“黑吃黑”的一幕经常上演。

　　“这也是为什么宋的势力会越来越大，别的黑帮不得不俯首称臣的原因。”郑州当地媒体的一位记者如此分析，“最为典型的是宋入侵河南省最大的水果批发市场——郑州二环道果品批发市场。”

　　1998年秋，宋想把将二环道果品批发市场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交涉中，遭到盘踞该市场多年的胡英杰、胡现杰兄弟果霸团伙(已于2002年被郑州警方摧毁)的强烈抵制。同年底，宋留根亲自带领王庆国、吴晨光等多名打手持猎枪径直闯入胡英杰办公室将其绑架。后经马献洲说和，胡现杰拿出4万元赎金后，宋才将胡英杰释放。此后，胡氏兄弟被迫向宋留根团伙俯首称臣，每年缴纳保护费80万元，并让出杂果生意由宋留根、马献洲经营。

　　公司制的“家规”

　　无论是王张勇、胡氏兄弟，还是宋留根，在完成初期原始积累之后，无一例外地都选择开设公司的方式，“漂白”黑金，以商养黑，以黑护商。

　　郑州警方透露，1998年10月，铁路部门试行行包专列个体承包经营。宋、马、郝三人联手创建“创业货运公司”。1999年，三人又勾结不法商人王鉴出任公司股东，进行承包经营。创业公司因其对铁路行包专列的独家垄断地位，年获利达2500万元以上。

　　2000年该公司更名为“恒业运输有限公司”。公司现已在郑州、广州两地建起30多个运输网点，遍及两地各大批发市场。有正式员工近百人，其中相当一部分是宋留根集团的骨干成员。

　　在垄断铁路行包专列获取暴利的同时，宋留根一伙还充分利用该运输线路，大肆从事香烟、盗版光盘、汽车的走私活动，甚至铤而走险贩运毒品。

　　注册合法公司，当上大股东，随着地位逐步巩固、收入渐渐稳定，宋等人开始遥控指挥，许多事情已不再需要亲自出面，只需给手下一个简单的暗示，手下人就会按其意图去办。他们只负责较大事情的决策和进行成员间因利益产生矛盾。他们还经常利用靠经济手段建立起来的保护伞为团伙成员摆平“麻烦”。

　　与宋的做法相似，王张勇当上了街道“综治办”主任和敦睦路商会会长。而在郑州当地媒体关于胡氏兄弟的报道中，如此描述排行老大、绰号“毛孩”的胡英杰——“虽然打打杀杀出身，但胡英杰并非只是一个打手的水平，他很聪明，威胁、恐吓、打人、掀摊的事，他一般不直接出面，而是指使张宇、邢守世、李合新、赵益东等人去组织实施，并且在事后，还会以一个老好人的面目出现，劝受害人‘识时务’。人称‘笑面虎’。”

　　警方向记者透露，尽管宋等人文化程度不高，但在操控黑帮组织的问题上，宋等人却显得游刃有余。

　　警方目前掌握的资料显示，宋留根团伙组织严密，分工明确。郝洪山负责疏通关系，摆平事端；宋留根负责控制郑州地区，马献州负责控制货源地浙江中国轻纺城，铲除竞争对手，实施犯罪活动。成员主要由劳改、劳教释放人员组成。

　　宋在组织内部制定了严密的“家法帮规”，所有成员都必须听从“大哥”的安排，严禁泄密，团伙成员作案被抓，只能就事论事，不得牵涉别人，更不能泄露组织内幕。

　　团伙成员严禁吸毒，一经发现，立即清除。因为，他们认为染上毒瘾，对保守组织秘密不利。该组织按照功劳、作用的大小将成员分成几个等级，该团伙成员发工资，依照等级每月10000、8000、5000、3000元不等。

　　1997年一名因跟随宋留根打砸中州“脸谱”歌舞厅的手下被判刑后，宋留根每月给其家属发放“慰问金”3000元。但如发现违反组织帮规的成员，就将受到“家法”严惩。

　　“这种方式给警方打击带来很大难度。”郑州警方的一位同志说，“除非能够抓到直接的证据，否则很难打击到这些黑帮的首犯。”

　　据了解，警方在宋案上的突破，是因为“刘宏杰案”。

　　1996年9月，该团伙成员刘宏杰违反帮规，不听指挥，泄漏团伙机密，郝洪山指使团伙骨干分子张广明在纺织大世界食府饭店门前将刘宏杰用砖头活活砸死。后郝洪山给张广明2万元让其逃跑，并拿30万元到刘宏杰家将此事摆平。

　　警方对宋案的切入，正是以刘宏杰案为突破口。

　　一桩桩血案

　　宋留根的形象与人们想像中膀壮腰圆的“老大”形象相差甚远。

　　在郑州市一位警官的印象里，“三人中，除了马献洲看上去一副凶像，宋留根和郝洪山都不像是在外打打杀杀的那种人。”

　　据说宋被捕后，一直不愿承认自己是黑帮老大。宋的理由是黑帮老大出门都有专车，有大批保镖跟着，而他出门就是“打的”，也没人跟着。

　　但事实情况是，一旦刀枪相见，宋等人则视杀人为儿戏、视人命为草芥。

　　1993年8月，马献洲跟打手吴晨光、屈保成(绰号小保、二憨，郑州人)在市群艺宫门口，遇见冯双亭的手下杜三(杜文生，郑州人)、李平，双方因冯双亭之死发生口角。盛怒之下，残暴的马小辫二话不说，顺手拔起路边冷饮摊上的太阳伞，用尖锐的钢制伞柄对着杜三、李平等人就是一阵乱砸乱戳。杜三被当场戳死，身受重伤的李平经医院全力救治才侥幸保住条命。

　　1994年5月9日晚7时，宋留根团伙骨干成员王庆国(外号老杂毛)之妹王某驾车行至前进路纺织品器材厂附近时，遇到刘某。仅仅因刘某没有及时给王某让路，王庆国就纠集团伙成员金勋(男，1968年10月生，郑州市人)、王明军(王庆国之弟，绰号老歪)等3人赶到现场，掏出随身携带的藏刀，一拥而上，将刘某乱刀砍死。

　　1998年，在“宏图”歌舞厅，团伙打手张广明、徐均意因争夺舞伴和一姓刘的老年人发生口角。二人掏出随身携带的藏刀，当场将老头捅死。

　　1998年2、3月，为垄断二环道果品批发市场，宋留根团伙利用二环道商户间的矛盾，秘密组织打手携砍刀、猎枪等凶器冒充一方，打砸另一方摊位，连续制造了“2.28”、“3.28”、“3.30”血案。在“3.30”血案中，商户朱国盛被打死。

　　对比郑州所有被破获的黑帮资料，凶残血腥是所有黑帮团伙共同的特性。尤其在黑帮发展的初期阶段，这一特性更为显著。

　　黑帮的伤害

　　宋氏团伙对治安的危害比较显著易见。警方的统计数据显示，10年中，宋氏团伙杀人、绑架、伤害、敲诈勒索、非法拘禁、经营赌博、组织卖淫疯狂作案200余起，杀死15人，打伤打残100余人。

　　但比之治安问题，宋氏团伙对郑州经济的伤害则更大。

　　有数据证明，自1996年年底基本控制纺织大世界托运市场后，该犯罪团伙随意抬高价格，获取暴利。柯桥“中国轻纺城”至国内各主要城市布匹托运费用，根据运输距离基本维持在每公斤0.2-0.3元之间，单节车皮运费(每节车皮载重60吨)在1-2万元之间。唯独柯桥——郑州线路行程仅1330公里，每公斤费用却为0.6元，单节车皮运费高达3.6万元，费用竟是同等线路的3倍之多。仅此一项，纺织大世界每家商户每年就要比周边城市的同行多负担近4万元的托运支出。据估算，现在每天公路运输量高达15车(高峰时每天40车以上)，铁路运输每天两节车皮(每节车皮载重60吨)，仅垄断托运一项，宋留根等人每年违法所得数达3000万元以上。高额的卸货费用是商户不得不忍气吞声支付的另外一笔开销。正常情况下，柯桥、广州、常熟等地进郑州的卸货费用为单车600元，单件2元，而宋留根独家垄断的卸货站，卸货费竟比正常情况下高出2.5倍。市场内的三轮车运货都由郝洪山控制，控制前运一包货仅0.5元，控制后每包竟高达7元。

　　见老大们个个富得流油，该团伙成员也纷纷挤进来分一杯羹。该团伙骨干刘慈恩垄断纺织大世界的盒饭生意，强迫所有卖盒饭的人都到他那里去进货，一套围裙、帽子竟卖80元，盒饭车实际100元，而到刘慈恩处购买是300元，仅此项他每年获利高达百万元。团伙成员刘文贤非法在市场内成立商会，并自封会长，一年光保护费就收了216万元。

　　纺织大世界元气大伤，生意一落千丈，昔日货物大进大出，红红火火的交易景象早已成为明日黄花，“全国老三”的地位名存实亡，许多商户黯然神伤，泪洒郑州，带着破碎的发财梦远走他乡。纺织大世界由1995年每年销售40多亿元，下降到2002年的10亿元，只及鼎盛时期的四分之一。商户由1995年的2500多家下降到如今的不足700家，减少了将近四分之三。国税、地税收入大量流失，国税年纳税总额仅剩560万元，实际下降60%，每月地税收入仅20万元。

　　有熟悉郑州市场人士分析，郑州是京广和陇海铁路交汇点、南来北往的交通运输枢纽。而在郑州经济体系中，货物批发中转是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黑帮对批发和货运市场的控制和伤害，造成的不仅是税收上的减少，更深层次的影响是对郑州商业环境的破坏。”

　　不仅仅是一个纺织大世界。在胡氏兄弟控制的果品批发市场和王张勇控制的敦睦路批发市场，商户流失、交易量锐减的现象同样存在。

　　有数据显示，在胡氏兄弟控制时期，二环道果品市场——这个河南省最大果品批发市场的市场成交额由1996年的近8亿元下降至不足1.5亿元。

　　由此带来的间接恶果，就是郑州水果市场畸形发展，一些水果上市量一年少似一年，价格高得离谱。以荔枝和桂圆为例。一篓桂圆从南方批进价是120多元，一斤荔枝进价为1元多，到郑州后，经控制果品批发的黑势力团伙垄断，哄抬价格，桂圆每篓卖至二百多元，荔枝一度卖至十多元一斤，价格数倍上升。

　　“保护伞”黑名单

　　“收买和贿赂政府官员是黑社会组织的通常生存手段。凡是存续五六年以上的黑社会组织，都有保护伞。”中国犯罪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教授孙铣曾经如此对媒体说过。

　　而宋留根团伙从“发迹”、做大，直至被捕，前后跨越10个年头。

　　“如果没有方方面面的关系罩着，宋留根哪能有今天？早就被收拾掉了。”郑州当地的一位记者说，从郑州打掉的几个涉黑团伙的情况看，任何一个团伙的背后都有“保护伞”，“只是‘保护伞’的能量有大有小的问题，很显然，宋留根他们的‘保护伞’无疑是能量比较大的”。

　　有消息说，宋等人被捕后，曾供出一批“保护伞”的姓名和职务，这份名单显示，郑州公、检、法以及其他政府部门，均有宋的“耳目”。

　　而在宋团伙的分工中，“军师”郝洪山就负责从事对公业务，打点“官场上的事”，疏通关系，摆平事端。据郑州警方透露，宋等人专门从巨额黑金中抽出一大部分利润作为“活动经费”，多方拉拢利诱，寻找后台靠山。

　　这份名单究竟涉及多少人？这些“保护伞”已经渗透到政府机构的哪一级别？

　　很显然，这个疑问暂时无法获知答案。郑州公安局目前对案情的进展采取严格的保密措施。有消息说，这一次不仅要打黑帮，同时要捅破那些“保护伞”。

　　“宋等人的问题目前已不是问题，现在的罪证足够判刑杀头。现在的关键是，能不能全部清除这个网络以及他们的‘保护伞’。这个问题不解决，死了一个宋留根，还会出第二个宋留根。黑帮网络不除，‘老大’的位子总会有人来坐的。”郑州当地的一位警官分析。郑州警方保持低调，不愿过多透露案情，在一定程度上也与此有关。对于宋的“保护伞”的能量，郑州警方早就有所领教。

　　为了办宋案，郑州警方在今年年初时成立“1·１3打黑”专案组，河南省公安厅副厅长、郑州市公安局局长李民庆亲自挂帅，采用了异地用警、封闭办案、严格控制专案知情范围等多项保密措施。

　　而且，为防走漏风声，郑州警方把专案组设在了距市区20多里外黄河滩边的警犬基地，所有人员集中办案、集中食宿，并制定了严格的保密制度。任何人员一进基地，必须上缴手机、传呼机，不准相互打听案情，不准透露案情，离开基地办案时不准带走一片纸，不准携带任何通讯工具。

　　即便如此，宋等人还是很快听到了风声。

　　在成立专案组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宋等人开设的恒业运输有限公司紧急召开大会，向公司员工宣布宋留根、马献洲、郝洪山三人退出公司，从此与公司无关。随后，宋留根、马献洲、郝洪山三人在郑州消失，如同蒸发。老大们“跑路”了，其他涉案人员也纷纷闻风而散，逃窜藏匿。

　　“这给后来警方抓捕带来很大被动。”知情者透露，在宋案彻底侦破之前，专案组依然在警犬基地封闭办案。

　　由于此案正在侦破之中，目前尚无法完全弄清那些给予宋氏团伙以强大支撑的“保护伞”，究竟是些什么人，他们与宋氏团伙之间又是何种“合作”方式，这一切目前还是个谜。

　　但随着此案侦破的深入，这个谜终究会解开。

　　相关专题：南京《周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