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均GDP指数、生产总量，用这些数据来考量的时候，东北是理性的。中国版图上那像公鸡头冠的部分，林海雪原杨子荣，夹皮沟运木材的小火车，戴狗皮帽的知青，乌苏里江船夫，还有人参鹿茸乌拉草的三宝传说，哈尔滨的俄罗斯风格建筑，太阳岛上度假村，大连千姿百态的时髦男女，当东北以外的人脑海中叠印出这些黑白与彩色的景象时，东北是浪漫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感受东北城市风貌，也就是感受东北的人文精神

　　粗粝沈阳

　　撰稿／刁斗

　　如果要概括沈阳这一城市的特色，我倾向于推荐“粗粝”一词。

　　沈阳的气候是粗粝的：夏季短暂但异常炎热，春秋只是几场蔽日黄沙的匆匆席卷，更多的时间是漫漫严冬，风刀雪剑，滴水成冰；沈阳的食物也是粗粝的：高粱米干饭，大子粥，玉米面窝头，炒白菜帮子，酱猪头灌血肠煮白片肉，烀土豆烤地瓜炖宽粉条；沈阳的家居设置还是粗粝的：铁锅瓷盆一律深大厚重，桌椅板凳全都拙朴憨实，炕琴立柜要么横贯室内要么立地顶天；沈阳的企业产品更是粗粝的：电缆模具，齿轮轴承，机床锅炉，飞机大炮……

　　这的确都是粗粝的注脚，可认定这就是沈阳又显然不准确，今天的沈阳与我上边的描述已区别甚大，包括气候。但这又肯定就是沈阳，即使那些符号化的东西已越来越成为沈阳文件夹中存储的记忆了，我们也不难看到，粗粝作为一种背景和底色、基因和根脉，早就深烙在沈阳人的生命里和生活中了。

　　也许，要了解一座城市，最方便的途径是了解它出产的人。

　　我有个朋友在外地出差，碰到个赵本山的忠实观众。那赵氏拥趸听我朋友操一口纯正的沈阳土话，便问他是否铁岭人，与赵本山老乡。铁岭是个毗邻沈阳的农业小市，近年来，因出产了演小品的赵本山而声名鹊起。我的朋友如实回答，他是沈阳人。可赵氏拥趸没听说过沈阳，问我朋友，沈阳？沈阳离铁岭多远？我朋友便有些气急败坏，说不远，沈阳是铁岭郊区。赵氏拥趸对我朋友充满同情，安慰说，郊区也行呀，你说是赵本山老乡不算吹牛。我的朋友哭笑不得，只能说，赵本山倒的确把家安沈阳了。那赵氏拥趸忙说，这就更老乡了。不过，他又补充道，他安在沈阳的不能算家，只可以说那是他郊区的行宫别墅。回沈阳后，我朋友对我大发感慨，说赵本山实在应该出在沈阳。朋友是个关心家乡声誉的人。

　　我不知道，我朋友这个“沈阳是铁岭郊区”的故事有无虚构成分，但他最后的感慨，说赵本山应该出在沈阳，倒点出了赵本山这个铁岭乡村人与沈阳城的微妙关系----沈阳这座大名鼎鼎的老牌重工业城市，即使到了今天，从骨子里看，也的确可以随处找到被赵本山疏浚之后又搅动起来的乡村精神的鲜活潜流：质朴又狡黠，宽厚却封闭，旷达而怠惰，热情但愚鲁。正因为如此，也许比较能够体现沈阳特色的，倒真是舞台上那个来自铁岭乡村的赵本山。

　　我说“比较”能够体现沈阳特色的，是赵本山，也就是说，沈阳还有赵本山不足以代表的另一个侧面，即一座老牌重工业城市的勃勃蘖枝与袅袅余烬：繁忙紧张与拘泥刻板，豪气磅礴与粗枝大叶，堂堂正正与安土重迁，宁折不弯与自得其乐。我想，在赵本山成名前，他肯定没见过半个城区导弹发射架一样朝天空喷云吐雾的黑烟囱，他肯定没听过数以万计十万计的产业工人按响车铃晃动饭盒和大头鞋砸响柏油路的杂沓之声，他肯定没想过那些坚硬无比的钢锭铁坯怎么会被人一点按钮就顷刻间变得水一样稀泥一样软。然而，有另一个人，她肯定看过听过也想过这些，因为与赵本山比，她得天独厚地从小就生长在黑烟囱下、车铃饭盒大头鞋声中、水一样稀泥一样软的钢锭铁坯旁，也许，选择她来支撑赵本山不足以体现的沈阳特色的另一个侧面，还真就不算乱点鸳鸯谱。是的，她是女人，以一个阴柔的角色来充任一种阳刚的象征好像也牵强；但从另一个角度看，她的做派，她的风格，她的言行举止嬉笑怒骂，又足以当之无愧地为沈阳特色的另一半示范代言，也惟有她，才能与赵本山这一典型案例构成多重意义的呼应共鸣。这位女性，就是歌手那英，她同样是个经常在舞台上电视里抛头露面的大众明星，估计其拥趸不比赵本山少。

　　如此一来，有了赵本山与那英的联袂演绎，有了土里刨食的散淡与大机器生产的雄浑的巧妙嫁接，不用我再多话，沈阳的人性化形象也就棱角分明了。打个不确切的比方说，正是赵本山式的魂与那英式的形，恰到好处地表征和凸显了完整的沈阳特色——粗粝。(刁斗，中国作家协会会员，现就职于《当代作家评论》杂志。)

　　梦幻哈尔滨

　　撰稿／阿成

　　哈尔滨是一座年轻的城市。

　　这座城市很像德国莱茵河畔的法兰克福，在街边长椅上休息的洋绅士，在花摊上买花的洋女士，在圆桶式报亭边看报的瑞士或犹太侨民，在玛达姆的大茶炉那儿边取暖边拉手风琴的俄国流浪汉等等，都在重叠着两座城市的共同点。早年到过哈尔滨的朱自清先生说，“道里纯粹不是中国味儿，街上满眼都是俄国人，走着的，坐着的，女人比哪儿似乎都要多些，据说道里俄国人也只十几万，中国人有三十几万，但俄国人大约喜欢出街，所以便觉得满街都是……”

　　谈到这座城市和城市的市民，首先要谈到道里的中国大街，即中央大街。

　　早年的中国大街两侧照例有许多店铺，像面包房、啤酒馆、咖啡馆、鲜花店、乐器店、时装店等等，牵连不断。当年在这条街上行走的，大多是由于战争原因流亡到哈尔滨来的洋人。他们分别来自德国、丹麦、波兰、奥地利、俄罗斯等十几个国家。大约有十几万人。他们当中有一部分人很有钱，于是，这些迷途的羔羊像天真的孩子似的在这座城市里建楼房、商店、民宅、花园，努力把这里建成他们家乡的样子，使他们的灵魂能够生活在一个既真实而虚幻的“家乡”情境里。这些建筑大多数出自俄国建筑师之手，而这些俄国建筑师又多受欧洲特别是法国建筑师的影响，在这些建筑上充分地体现着折衷主义、法国古典主义，以及希腊、古罗马的建筑艺术风格。因此，中央大街也是一条人类意义上的“梦之街”。

　　这座城市里的西餐馆也很多，像马尔斯西餐厅，米娘酒尔餐厅，扎朱熬威西餐馆，塔夫斯西餐馆，泡泡都布劳斯等等。那里经营着铁扒鸡、罐焖羊肉、高加索串烧羊肉等等。特别是罐焖羊肉，它是大雪飞舞的日子里最受顾客欢迎的一道热菜。我本人也很喜欢吃这道菜。端上餐桌的时候，罐里的汁儿仍然在翻沸着，丝丝地作响。西餐馆里的手摇唱机正播放外国舞曲，流亡者离开餐桌脸对脸儿地跳着舞，通过祖国的音乐排遣自己的思乡之情……。不过，我吃的罐焖羊肉，并不是在上述的那些饭店，而是在华梅西餐厅。华梅的罐焖羊肉味道也不错。特别是在你远离这座城市的日子里，回味起来会觉得更不错。总之，从这些情况当中你会发现，哈尔滨在骨子里，其实是一座很前卫的城市。

　　由众多中外流亡者建设起来的城市，“杂”是它的一个重要特点。流亡者加上“杂”的实施，无疑，凸现了城市的宽容精神。对于一个曾有着十几万流亡者聚居的城市来说，兼容与宽容，传达的是城市的敦厚、自信与活力。

　　这是一座值得自豪的城市。(阿成，中国作家协会会员，哈尔滨市作家协会主席，《小说林》主编。)

　　简单长春

　　撰稿／金仁顺

　　长春是个没有背景没有阅历可言的城市。不像人家黄河流域长江流域，开阔些的地方上演过什么什么大战，随便一个破旧的寺庙进去，不是真迹就是碑文的。相比之下，长春简直就是乳臭未干，数来数去，就那么一个满洲国，还是伪政权。

　　长春几乎没有历史，对本身能否成为历史也不以为然。上个世纪三十四年代，日本野心勃勃，一心把长春建成满州国的首府，在城市规划方面是颇下了一番心思的，为了打造出“满洲式”建筑，日本政府调集了以远藤新为代表的不少著名设计师，将西方建筑艺术新潮与中国建筑艺术融会贯通，试图留下不少匠心独具的作品，但这些建筑散落在市区，虽然也觉得好看，但也只是“好看”，远远没有上升到艺术品该享受到的特权。更别提得到什么沧海遗珠类的重视和保护了。到1992年为止，长春使用的火车站都是伪满时期建的那个。近百年的火车站也算是个古董了。当时新站已经建起来，交通也不成问题，可莫名其妙地就给拆了，取而代之的是一个除了“长春”两个字外，与其他城市没有任何区别的一堆钢筋水泥组合物。也没见多少人对此感慨唏嘘，倒是有不少人满意新候车室里座位比原来多了。

　　长春人不在意身外之物，“面子大过天”。体现在请客吃饭上面最为明显，有钱的人，比较有钱的，稍微有些钱的，不太多但还有点儿钱的，没钱的人，都有各自的选择，店不同，标准却是一致的，兜里的钱能应付眼前的消费时，要财大气粗，想吃什么就吃什么，能喝多少就喝多少，要管够儿，要尽兴。相对于这种豪气冲天的消费心理，能在长春站得住脚的菜系也得是热情洋溢的类型。狗肉火锅，炭火烤肉，石锅酱汤都是大热祛寒的东西，加上无孔不入的辣椒，红艳艳一片，令人血脉贲张。

　　山西、山东、河南、河北素有移民到东北的传统，清朝时还有大批从朝鲜过来垦荒的老百姓，天长日久，也入了中国籍。大环境如此，长春自然也是外地移民的择枝而栖之地，先是一个枝杈两个枝杈，势微力弱，别别扭扭的硬往上凑，天长日久，枝杈多了，枝繁叶茂起来，移民占居民比例之大，几乎是喧宾夺主了。

　　离乡背井的好处，在于没有束缚，也在于凡事可以重新来过。初来乍到，城市是个新城市，世界是个新世界。原来遵守的规矩规则，可以放弃，原来背负的压力期望，也可以放弃。剩下的，是自由奔放、是率性而为。新生事物在长春受到的欢迎远比质疑来得多。即使是旧事物，更新起来也快得很。比如说二人转，原本要归到戏曲里面，别的戏曲是把人越唱越远，直远到成为传奇，进博物馆的份儿上。二人转却是把人越拉越近，演员上台先问观众，“想听啥？说话。”原本是“碧云天，黄叶地，北雁南飞，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到了二人转里，摇身一变成：“王二姐，把嘴噘，二哥你不该赶考把奴撇，状元纱帽有啥用，拆了它，不够二妹我做双鞋。”为了让观众高兴，二人转的表演随时可以做出调整。本来是以唱为主，夹杂着说口的形式，因为观众喜欢说口，而渐渐地演变成以说为主，以唱为辅了。这样还觉得不过瘾，纯粹的舞台小品便应运而生了。

　　简单自然、随心所欲、不斤斤计较也不郑重其事，这是长春。粗声大嗓，任意妄为、自以为是，这也是长春。一会儿明白，一会儿糊涂，经常旁逸斜出，又总是歪打正着。这还是长春。(金仁顺，《春风》月刊编辑。)

　　面子大连

　　撰稿／孙惠芬

　　五六十年代，大连流行这样一句话，“苞米面肚子，料子裤子”，是说大连人的虚荣，好面子，宁愿吃苞米面，也要穿料子裤。六十年代初，我出生在大连乡下，那乡下离大连约三百里，那时我根本不知道在我的乡村外面，还有一个叫着大连的城市，可是，还是很小的时候，我就接受了这样的教育，宁愿关起门来挨饿，也不要出门时破衣烂衫，我的奶奶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是，不讲体面，还是人吗？可见不只是大连城里，整个辽南人，都有这样的传统，把面子看得比生命重要，死要面子活受罪。

　　八年前迁居大连，我已经三十多岁，面子的劳累已经刻骨铭心，对深居于自己身上的习性早已深恶而痛绝，因此，当加入这个以虚荣著称的城市，内心有着清醒的抵抗，完全是与之作斗争的姿态，比如即使接待相当重要的客人，在旮旯小馆设宴也绝不脸红，比如不管参加多么重要的活动，也不为没有好的穿戴而急火攻心。可是，没有人知道，在那最初的日子，每一次的公众活动之后内心的感受，那简直无异于把一只鸡送进鹤群，内心慢慢生长的自卑，以及由自卑弥漫起的坏心情，足以消没所有的生活热情。要面子很苦，但它是那种甜后的苦，苦中有甜，不像坏心情那样自始至终。

　　事实上，一种从童年注入心灵的意识，就像血液注入肌体，是没法改变的，它会慢慢变成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影响一个人的价值观。我不知道，大连这座城市从它诞生到现在是不是也沿袭了这样的价值观，反正，几年之后，当我看到它一刻也不肯停下脚步，为了某一个节日和某一个会议，一夜之间拆掉一条街，一夜之间造出一片绿地，当我看到这里的人们不断地为与世界接轨所累，为日新月异所累的事实，我知道这一切是怎样的不可逆转。

　　有人说，一个一直在变的城市是可怕的，它会使人们忙于寻找记忆，而结果却是忘却，如同大海的潮汐，今天的浪花早已把昨天遗忘。大连三面环海，一个三面环海的城市，是否意味着无法逃脱这样的宿命？也许，忘却没有什么不好，毕竟，今天的永远都是新的，都是好的，可是，当有一天后来人打开大连的历史，那土层会不会就像被潮汐冲涤的沙滩，渐渐露出了坚硬的礁石？

　　习惯忘却，也许正缘于大连的历史，日、俄在旅顺口的战争给大连留下了深刻的伤痛，使大连人不喜欢记忆，据说，宁愿吃苞米面，也要穿料子裤，正是那段历史打下的烙印，洋人的威风和气势使这里的人民不甘屈服，便生出了如此悲壮、有些英雄主义色彩的信念。以至于这信念一直影响到今天。这样的说法不够准确我是知道的，因为除此之外还有好多别的原因，但有一点是确定的，眼下，大连人仍以如此精神改变大连建设大连，人所共知，大连工资低，物价高，物价和深圳差不多，工资却不及深圳一半，可是，大连人很少介意，似乎只要大连大了，亮了，干净得无与伦比了，让外面人看上去体面了，吃点苦也算不得什么了！

　　有点信念总是可贵的，只是，该记住的还是要记住，不能忘却。(孙惠芬，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海燕》杂志编辑，著名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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