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 郭松民来源： 检察日报
不期而至的SARS曾使一大批官员受到惩戒，有人说这表明“问责制”已在中国确立。不过严格来说这还只是“战时”的一种“紧急处置”。而《长沙市人民政府行政问责制暂行办法》的出现，才真正标志着“问责”开始由“紧急处置”向经常化、制度化转变，这是令人欣慰的。不过，我稍感疑虑的是，对失职官员要惩处，此前颁布的各类规定可谓汗牛充栋
，但许多并未落到实处。现在一部“办法”单兵突进，真的能够“问责”吗？
仔细研究“办法”，发现要启动“问责”程序，必要条件之一是“公民、法人和其他组织的检举、控告、投诉，新闻媒体曝光”，这就牵涉到了实施“问责制”的两个基本前提：一个是信息公开；一个是媒体的公开报道。
在我国，80％的信息资源都为政府所拥有。在信息不透明的情况下，一些官员可以轻易地把公共信息化为私有，愚弄公众或蒙骗上级。公众根本就不知情，还怎么“问”呢？根本解决信息公开的问题，有赖于全国人大制定《信息公开法》。当然在全国性法律出台之前，作为一种过渡的办法，不妨由地方政府制定行政规定，像广州市政府就出台了《政府信息公开规定》，明确信息公开是原则，不公开是例外。
与信息公开密切相连的是媒体的公开报道，因为“被公开的信息”主要是透过媒体报道才能为公众使用。保障媒体的公开报道，一些地方政府开了风气之先，比如新疆伊宁市就有一份《关于不得拒绝新闻媒体采访的若干规定》，规定各级官员均须实事求是地回答记者提问。这是值得肯定和鼓励的。
综上，可以说，落实这两个前提，也就为实施“问责制”提供了较好的基础。摘编自《检察日报》8月20日 文/郭松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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