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条约》签订后，西方商船纷纷来到中国，极大冲击了传统的航运业，为了保护这一民族产业，一批有识之士聚集天津，经过一番筹备，1872年1月17日，轮船招商局正式成立……天津小火轮漂洋万里招商来名词旧解

　　沙船———中国典型的平底帆船，艉部明显高于艏部，低平的艏便于下锚碇泊。“清明上河图”、清朝“潞河督运图”中的船只都是“沙船”。在清朝天津漕运的船只以中型帆船为主，叫“漕舫”(舫，方形船)，是属于江海两用的“沙船”。

　　轮船———在清朝时候使用蒸汽作为动力的新式船舶。清朝著名的科学家徐寿、华蘅芳合作制成中国第一台蒸汽机和木壳轮船“黄鹄”号。

　　刚听说清朝“轮船招商局”这个词，记者始终没有理解它的意思，一直认为这就好像现在的招商引资部门，负责专门为城市引进资金进行发展，直到见了原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所长罗澍伟教授，这个谜团才被解开。“其实，这个当时的‘轮船招商局’，并不是一个政府机构，而是一个负责海上、河上运输的公司，由于它主要使用的是轮船，所以清政府给它起了这个名字。”抵制洋船兴船运必须改制有创新

　　据罗澍伟教授介绍，水路运输一直对中国城市发展有着重要影响，而天津又紧靠海河，历来是河运繁忙的大都会。第二次鸦片战争前夕，往来于华北沿海各地的中国帆船，经常保持在1.4万艘到2万艘之间。然而，自从《北京条约》签订后，上海以北数千公里的中国沿海贸易，被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独占了。外国商船、尤其是在西方轮船的大批到来，极大地打击了中国传统的航运业。以天津而论，1867年(同治六年)，驶抵大沽的闽粤两省商船有137艘。但一年以后，即1868年却骤减为81艘，减少了40%以上。就在这同一年，外国商船到达天津港共有299艘，其中轮船为139艘。英国驻天津领事认为：“中国帆船正在迅速地从商业航线上消逝”；上海海关在一份报告中情不自禁地欢呼：“帆船货运的黄金时代已成为历史了”，航运业务尤其是沿岸贸易的主动权丧失了。

　　轮船的快捷是中国旧式帆船所不能比拟的。因此许多沿海城市的商人争利趋便，开始搭乘轮船，不少达官显贵也感到轮船的舒适。1865年天津海关的“贸易报告”中说：“……从北京而来继续南下的达官贵人，现在几乎完全弃置了陆路，差不多每艘驶离该港的轮船，都是显要官员搭乘。”外国轮船因此大获其利，以致“各口货商……多将资本附入洋商轮船股内”。这时不少人开始认识到，要对外国轮船实行抵制，就必需兴办本国的新式航运业。官督商办合股制天津筹划招商局

　　罗澍伟说：“到19世纪70年代，天津已发展成外国轮船客货运输的北方中心。为了打破外国轮船独霸中国海上运输的局面，改进城市对外交通，李鸿章极力在天津倡办华商轮船事业，然而他的着眼点不仅仅是发展沿海地区的商货运输，而是‘为中国数千百年国体、商情、财源、兵势开拓地步’。1872年李鸿章指派津海关委员林士志，与驻天津的‘广帮众商雇搭洋船者’商讨具体办法，并议定了九条兴办轮船航运方案。”

　　由于初步拟议的章程过于简略，李鸿章一面命津海关道陈钦与江海关道沈秉成等继续商议，一面将上述内容抄寄南洋大臣曾国藩，以及在上海的闽粤商人，继续征求意见。同时，李鸿章也发现天津的广帮商人“资力不厚”，于是他便邀请以沙船为世业、并熟悉各国情形的淞沪巨商朱其昂来天津，与天津道丁寿昌再次商讨轮船招商事宜。遵照李鸿章的意旨，朱其昂于1872年(同治十一年)8月草拟了《轮船招商节略并各项章程》共二十条，根据这个章程，轮船招商局为官商合办，官办机器局所造轮船可以按造价之多寡核定股份，总局设于上海。

　　不久，招商局因得不到入股的官船，只好改为官督商办。为筹备设局所需资金，李鸿章经与津海关道陈钦、天津道丁寿昌议定，照苏浙典商借领练饷制钱定章，报户部借拨直隶练饷局所存制钱20万串，作为设局资本，只取官利，不负盈亏责任。

　　1872年1月17日(同治十一年十二月十九日)轮船招商局在上海正式成立，天津分局即设于紫竹林以东的密妥士洋行内。不久，又在附近建起楼房5处，购置小王庄杨姓园地1处。为与外商争夺大沽口至租界河坝的驳船业务，分局下设中国驳船公司，有拖轮及驳船12艘。除天津外，还在牛庄、烟台、汉口、福州、广州、香港、横滨、神户、吕宋、新加坡等地建立了分局。这是洋务派创办的第一个民用企业。招商局开办仅三年时间，就为清政府回收了1300多万两银子，打破了外国航运公司的垄断局面。增加轮船扩业务促进津城近代化

　　“轮船招商局的成立，被西方人看成是中国方面迄今显示其进步的最有力的证据之一。招商局的管理中心虽然在上海，但招商局的产生完全是在天津筹划的，李鸿章又是招商局的实际控制人；而且，天津是招商局轮船经常往来的北洋航线的终点。可以说招商局建立之后，大大促进了天津城市走向近代的历程。”罗澍伟对天津轮船招商局在历史中的作用做出了一个较为中肯的评价。

　　首先，轮船招商局的成立，使天津出现了中国人自己经营的近代化运输系统。1873年(同治十二年)3月，招商局的“永清”轮装载从苏州运来的漕粮9000石首航来津。从此，漕运改为沙船与轮船搭配装运，并成为政府对招商局的特殊待遇，改变了此前的传统运载方式，而所使用的船只也从原来的传统“沙船”，改变成为先进的轮船。据统计，招商局轮船每年承担的漕粮运量约在50万石以上，从1873年到1902年，招商局所运漕粮总量为3770万石，约占这一时期漕运总量的50%。

　　另外，招商局还承办了天津城市及附近地区的赈粮运输。以前，天津的赈粮运输多由民间代办，到1887年(光绪十三年)，清王朝明确规定奉天米石来津者改归招商局承运。1889年因江浙秋粮歉收，京津大米短缺；1890年(光绪十六年)和1892年京津暴雨成灾，粮价奇昂。为解决城市地区粮食供应不足，由招商局负责承运赈米。朱其昂就是因为购办晋豫赈粮，心力交瘁而病逝于天津的。

　　在天津主要负责运输漕粮的同时，招商局还在天津承揽了大量的客货运输，挽回了利权。天津开埠后，随着对外贸易的不断增长和城市的发展，客货运输量与日俱增，仅1866年(同治五年)搭乘轮船离开天津的中国旅客即达1887人，而在天津上岸的中国旅客有4000人。轮船招商局成立之前，天津的客货、客座运载全为怡和、太古、旗昌等轮船公司所把持。招商局成立后，在天津专门设立了春元栈揽载行为招商局轮船揽载客货、客座。

　　后来，经李鸿章奏准，北洋官物、文件，以及清王朝的官物均交由招商局轮船搭载。在西方商人难以涉足的中小河流，小轮船推进了航运的近代化。-本报记者王志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