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专访8·4事件中国律师团成员苏向祥

　　本报记者 陆南

　　“你们报纸上期的文章我都看了。有一句话给我感触很深，王选说，民间对日索赔需要政府的支持。我觉得很对。”苏向祥对本报记者说。

　　此前，8·4事件中方律师团的另一名律师罗立娟在赴齐齐哈尔选取赴日受害人时，遇到了许多本不该有的困难。

　　中方律师调查受阻 “我们的律师罗立娟到达齐齐哈尔后，发现许多受害者及其家属拒绝和律师接触。”苏向祥在接受《国际先驱导报》采访时显得非常无奈。“我们当时觉得非常奇怪。与受害人进一步接触后才得知，原来当地有关方面不许他们和律师接触。据我们所知，这些受害者在出院时同当地有关方面签订了协议，受害者还被口头告知，“不许接触记者和律师”。

　　目前，中方律师团正为其中一名受害者代表办理赴日签证，以在日本民间团体组织的一个活动上现身说法，让日本政治家和民众全面了解情况，但这位赴日受害者代表在当地申领护照时受阻。

　　据苏律师介绍，中国外交部并不反对中日律师团的调查取证活动，但当地有关方面对律师的活动却配合不够。

　　苏向祥怒而投诉 在经历了调查取证的挫折之后，苏向祥坐不住了。他立即向外交部处理化学武器办公室递交了一份报告，指出了当地有关方面在事件处理和应对中存在的不足。他向记者表示，当地有关方面的做法并不代表中央政府和受害者的立场。

　　据苏律师介绍，这份报告的内容主要包括这样一些内容：

　　首先，当地有关方面顾问发表的言论（文见国际先驱导报上期4－5版，“受害者为何不出院”－－“考虑到8.4事件是日本军国主义时期政府造成的，是历史遗留问题。日本现政府无罪，只需承担连带责任。因此，中方向日本提出了补偿的要求，而没有提出赔偿”）有待商榷。今年5月15日，东京地方法院都已经认定了日本政府应负的责任，而当地有关方面却认为他们只承担连带责任。

　　其次，当地有关方面对日本政府提出的四项请求令人不解。该请求通篇未提道歉和日本政府如何防止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而采取何种措施之事。我们要的是中国人的尊严，要的是对受害者的必要尊重，因此日本政府必须谢罪，并向中国人民和受害者道歉。同时，有关七天内对受害者的赔偿请求给予答复的承诺缺乏外交常识，致使许多受害者及其家属希望落空。

　　另外，当地有关方面欲当原告的愿望缺乏法律常识。在外交方面，只有中央政府才有权出面与日本政府交涉。在司法方面，如果最终走司法程序的话，应由受害者本人来当原告。

　　苏向祥进一步指出，事件发生后，我国政府高度重视，迅速派出专家赶赴现场全力协助当地救治伤者，并对染毒区域进行消毒。当地有关方面在善后处理方面的一些主要工作还是完成得比较好的，但上述不足仍然急需改进。“因为这不是一个单纯的国内事件，它涉及到了包括历史、法律、政治、外交、民族感情在内的很多问题，尤其是从事件中可以反映出中国政府在危机处理能力方面的国际形象。”

　　苏向祥对本报记者表示，目前当地有关方面最应该做的四个方面的工作是：第一，对贫困家庭提供救助，如垫付外地受害者的交通费、食宿费等。虽然有关责任理应由日本政府承担，但在现阶段，当地有关方面应该提供更多的援助，至少要保障受害者及其家属的生存底线，使他们受伤的心灵得到一些慰藉。第二，不要限制受害人自由接触律师和记者的权利。第三，应当向律师提供全部证据。第四，在外交部没有委托授权的情况下，不要向日方行使外交谈判权。

　　“诉讼应有组织地进行”

　　一周来，苏向祥和他的同伴们一直在不遗余力地推动“8·4”毒气事件的调查取证工作。“虽然现在我们还没有决定什么时候起诉，但是前期的调查工作我们一直在进行。将来如果提起诉讼的话，我们就会比较从容。”苏律师显得信心十足。“8·4”事件的中国律师团由8名律师组成，直接向中华全国律师协会汇报工作。

　　河南民工李贵珍死后，苏向祥一直与其家属保持联系。苏向祥对记者表示：“我们现在一直跟家属说，现在外交部正在和日本方面进行交涉，要耐心等待。”

　　按照法律程序，在日本起诉日本政府最终必须通过日本律师来完成，而中国律师只是起到一个辅助的作用。中国律师的真正作为在于：对1945－－1991年间受化学武器毒害的2000名中国受害者做一个全面的调查，制作名录，为政治解决提供基础的资料。

　　“目前，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已要求对日索赔在统一的组织内展开。因为“8·4”毒气事件是一个比较复杂的案件，涉及到历史、外交、法律、社会、政治等诸多问题。另外，与日本律师建立信赖关系也是非常重要的，这是合作的基础。”

　　日本律师在考验中国人的决心

　　“中国律师正在把受害者组织起来，成立一个“8·4”事件受害者代表团，以使日后的工作顺利一些。中华全国律师协会还准备组织国内的国际法和国际关系等方面的专家，研究对日索赔的相关问题，这样可以使我们的索赔更加科学理性。”苏向祥向本报记者介绍了一些对日索赔准备工作的新进展。

　　他表示，当前最重要的一个举措就是准备成立一个支援“8·4”事件的民间团体，它的功能包括为受害者募集捐款，提供赴日索赔费用等。

　　据悉，帮助中国受害者索赔的日本律师团从1995年开始已经为18个案件支付了约800万人民币的调查费，这次他们不准备支付中国受害者的赴日费用。“我想，他们也是在考验中国人索赔的决心。目前，这笔费用仍然没有着落，最终要是没有人捐款，我们中方律师团只好来垫付这笔费用。”

　　苏向祥对本报记者说：“从律师团建立伊始，我们就想成立一个组织以接收社会的捐款，但是由于申请手续过于烦琐，至今仍然没有着落。”

　　与此同时，日本国内目前已经有一个300多人的律师团免费为中国受害人提供法律帮助，其中专门负责化学武器案件的日本律师有30多人，9月12日到15日，团长及川信夫将带领至少6位律师来齐齐哈尔与中国律师联合调查取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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