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爱丁堡特派记者 徐剑梅

　　中国新音乐是由荷兰“新乐团”而非来自中国的乐团演奏的。除吟诵苏东坡《水调歌头》的男歌唱家时可龙是华人，所有演奏者以及演唱许舒亚《拉姆之歌》的女歌者都是西方音乐家。但作曲家则是中国新音乐的翘楚。除莫五平1993年英年早逝，其他人至今仍是中国新音乐的领军人物。音乐会上，记者遇见一位奇妙的中年女子苏，美国人，嫁给了苏格兰一位农场主，住在格拉斯哥附近的一座城堡里。她出生于音乐世家，父母兄弟都是演奏家，她学的是舞蹈，但从小就在音乐里泡大，至少听过上千场音乐会。格拉斯哥有个中国朋友向她介绍过多种中国地方戏剧，因此对中国音乐兴趣浓厚。

　　“作者都很有天份，但都还不是天才”

　　对莫五平的《梵2》，她说：“还过得去，我听过很多比这糟得多的。对乐器的处理方式很新，比如用吉他与小提琴合奏，而且用手直接弹小提琴等，但乐曲本身没有新意，西方味道比较重。”

　　郭文景的《社火》：“东方色彩更浓一些，但和《梵2》都受到斯特拉文斯基的影响。”她听出里面借用中国地方戏剧（川剧）音乐的成分，但不认为音乐本身有多少中国意蕴。

　　许舒亚的《拉姆之歌》：“比较喜欢，歌手声音很美。但如果事先不知道，完全听不出是哪个国家的音乐，不过这没有什么关系。”

　　瞿小松的《寂＃1》：不仅苏，连记者身后一位观众也脱口道了一声好。乐队演奏前关闭了大灯，只剩下乐谱架上的几盏小灯在黑暗中白莲花般浮着，先就有一种静默神秘的美感。这首乐曲让记者想到传统水墨画中留白的技巧，寂静本身成为音乐的一部分。苏说：听这首曲子，她最注意的是音符之间的间隔，令她体会到沉默的力量，音乐简洁而奇特。

　　陈其钢的《水调歌头2》：很美，最具中国味道，但时可龙的吟诵听不懂，等于音乐意境流失了一半，可惜了。

　　她末了的评论是；都还不错，作者都很有天份，但都还不是天才，作品缺乏李祥霆指下古琴曲中那种每一个音符都恰到好处的完美感觉。她怀疑它们能否存在一百年以上，或许更可能只是音乐创作长河里的一些浪头。

　　对新音乐“中国性”的置疑

　　记者认为，由于中国新音乐的特殊发展背景，这些作品恐怕都将被载入史册，因此也将得以长存，但这是从历史的角度。从音乐本身的角度，笔者却没有把握——对莫、郭、许的3部作品，没有再听一遍的愿望。音乐会结束已近夜里12点，和苏聊到了凌晨两点钟，能够倾谈这么久，一大原因就可能是因为自己的困惑至少找到了一点认可。

　　这些中国新音乐作品里，无疑既有西方音乐元素，又有中国音乐元素，特别对地方戏剧音乐成分的借用，很容易听出来，使用乐器的方式也确实别具一格。但这都只是音乐手段，是外在的东西。音乐本身属于中国的精、气、神在什么地方？这是听完“新乐团”演奏后，一个非常困惑我的问题。记者听李祥霆的古琴，虽然扩音器里传出的指与弦的摩擦声让耳朵不舒服，心却浸泡在音乐里。啊，在异国他乡，听见“我的音乐”，真有种劳累一天后躺进大浴缸泡热水澡那种奢侈感——我是说，每一个毛孔都熨贴，每一个细胞都融化，只消寥寥几个音符就明了，那是故乡的语言，流在血液和刻在骨头里的语言，让你轻而易举地验证自己民族血脉的音乐。

　　可是，听中国新音乐，却没有这种熟悉和亲近感，即便陈其钢的《水调歌头2》，时可龙的吟诵配上急管繁弦的协奏，最易懂，抒情性最强，最具中国气质，但仍然觉得吟诵者和音乐本身经常有某种疏离，音乐是音乐，吟诵是吟诵，有时可以，但并不总能和谐地交织为一体。

　　本届爱丁堡国际艺术节开幕音乐会演奏的是库塔克的《石碑》和雅那切克的《格拉哥里弥撒》，不仅具有感人肺腑的魔力，而且拥有只属于特定文化的气韵，外行如记者本人，也绝不会误以为它们出自西欧音乐家之手。或者像苏所言，音乐的地域性并不重要；那么，请感动我。不止于喜欢，不止于欣赏，请唤起我内心的情感。

　　苏不是乐评家，笔者更不懂音乐，是百分百的外行。这些意见或许无足轻重，写下来都真得要点准备挨骂的勇气。记者的动机是：无论中国还是英国的报刊，恐怕都很少能见到外行的观感和评论，因此或者也需要填补这方面的空白，毕竟听众不可能都是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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