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没有人请求我的原谅，我又如何去原谅他们？”

　　“9·11”不仅对美国人是一个灾难日，对于智利人也同样如此：30年前的9月11日，一场血腥的杀戮被永远镌刻在智利人的心中

　　本报驻圣地亚哥记者 王洋

　　在9月11日来临前，南美国家智利将举行一系列的纪念活动，但他们纪念的却不是在纽约世贸中心恐怖袭击中的死难者，而是30年前的9月11日，在政变中被杀害的数千名智利人。

　　1973年9月11日，美国暗中策划右翼军人政变，民选总统阿连德在战斗中殉难于总统府的废墟中，数千名左派人士遭到被捕和杀害。

　　在1973年军事政变30周年迫近的时候，智利政府宣布，政变期间曾被用来囚禁、虐待甚至处决政治犯的国家体育场将成为智利的“历史纪念碑”。9月5日至9月6日，智利政府在国家体育场举行两场大型音乐会，以纪念阿连德总统和在政变中死去的人们。

　　远去的杀戮

　　1982年，取材于这一真实历史事件而拍成的电影《失踪》赢得了当年戛纳电影节的金棕榈大奖。影片讲述一位美国记者只身来到某个遥远的南美国度，调查美国政府正在该国暗中策划的军事政变，结果政变果然发生了，他与许多政治犯一起被政变军人拘押在一个体育场里，最终遭到处决。故事主人公的原型是美国记者查理斯·霍尔曼，他与其他数千名智利政治犯被关押在圣地亚哥的国家体育场，并在这里失去了年轻的生命。

　　在国家体育场，一位官员指着一座被废弃的旧房子告诉记者，那里曾经是自行车运动员的更衣室，政变期间是政变军官审问政治犯的主要场所，至少80%的被囚禁者在这里遭受过拷打、电刑，很多人被折磨致死。

　　“30年来，国家体育场的工作人员没有拆掉它，也没有对它进行改造。这所房子的内部依然原样保存”，维克多说。

　　由于外型看似一只文静的蜗牛，这间更衣室被称作“蜗牛”。但在几千名曾在“蜗牛”里呆过的政治犯的记忆中，“蜗牛”就是恐怖和酷刑的代名词。

　　历史的沉重与个人的轻

　　今年51岁、头发花白的罗伯特·桑切斯是体育场里的一名普通工人，20年来他一直在国家体育场里负责设施的维修和清洁，在这里的微薄薪水是他唯一的生活来源。但他与国家体育场有着一段故事。他的故事中，个人面对历史和政治风云的无力感让人唏嘘。

　　“1973年9月政变后的一天，我在城里的马波丘河边发现上游漂来十几具尸体，我和身边几个素不相识的人一起把尸体从河里捞了上来。那些人双手背缚，胸口还留着很深的枪眼，很明显他们是在被捕后被枪决的。”桑切斯在向我讲述的时候仍然有些不安。

　　那年才21岁的桑切斯没想到这个普通的行为给他招来一场大祸。远处值勤的政变军人发现了正在打捞尸体的几个人，认为他们是共产党的同情者，不由分说就把这几个人抓起来押送到国家体育场。尽管那时的桑切斯不属于任何党派，也从不参加任何政治活动。

　　桑切斯最害怕的是“蜗牛”里的电刑。审讯他的军人把两个电极分别贴在他的两腮边，通电时，他整个脸上的肌肉都在急剧抽搐，施刑后很久面部都不能恢复知觉。他还回忆到，军人会用一块厚布把犯人的脸蒙住，然后带到室外的空地上，在恐怖的寂静中，犯人会突然听到机枪保险被打开的清脆声音，接着是身边犯人被打死的惨叫。

　　在被释放6年后的1979年，他在国家体育场找到了一份零工。20年来他一个人在孤独中度过，至今没有成家。

　　“即便有一天我能宽恕他们的罪行，我也永远不会忘记在这里发生的一切”，桑切斯的表情里郁结着曾经沧桑后的愤怒。

　　智利人对1973年军事政变仍然分化成难以调和的两个极端，智利的右派和许多人对军政府犯下的侵犯人权罪行不以为然。他们同时进行了具有对抗性质的纪念活动。

　　“如果没有人请求我的原谅，我又如何去原谅他们？”桑切斯不停地向我重复这个问题，在黄昏时分体育场金色轮廓的映衬下，他的面部表情显得格外严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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