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官员干得好不好，一是听他说，二是看他秀，三是投“他”好，这后一个“他”，和前一个他虽不是一个人，但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类人。于是乎，在这种机制和环境下，“他”们便只抬顾着看路，哪愿低头拉车，这类官员的升迁与老百姓的满意不满意没关系，所以往往满嘴跑火车，满地都是窟窿
作者：肖余恨
江苏著名反腐作家周梅森先生的力作《至高利益》中有这么一个情节：前任干得轰轰烈烈，用预支该地十几年财政的大手笔，搞了一起起的形象或“不形象”工程，这样由于“政绩”突出，自然被有关部门视作开拓型人才，理所当然地坐上了升官的直通车。只是苦了当地的老百姓和继任者：继任者由于还在这位官老爷的手下做事，只得捏着鼻子擦屁股，擦得好不好，都得受夹板气背着骂名，而官老爷则可以躺在“政绩”上一手捂着乌纱，一手指手划脚，好不风光，好不“英明”
周先生大作中的这个情节，可能并不具像，但即便是抽象出来的，也是源于生活：在咱们的官场上，热衷于这样搞政绩的，何止万千但是，有此种追求的“面子官员”在江苏，有可能患上“面瘫”了，因为江苏全面推进的干部经济责任审计制治的就是这种伪“政绩”官员。
长期以来，官员干得好不好，一是听他说，二是看他秀，三是投“他”好，这后一个“他”，和前一个他虽不是一个人，但在很大程度上是一类人。于是乎，在这种机制和环境下，“他”们便只抬顾着看路，哪愿低头拉车，这类官员的升迁与老百姓的满意不满意没关系，所以往往满嘴跑火车，满地都是窟窿，虽然表面光鲜工程迭出，但这不计成本不管死活的政绩，何其祸国殃民乃尔江苏在试点试验后，全面推广干部绩效审计，就是不光要看官们说的“绩”，还要科学地综合评估此“绩”的效，建立以财政性资金使用效益审计、国有资产营运效果审计、领导干部绩效审计三方面构成的效益审计体系。如此制度设计，其出发点显然是在尝试着科学考量干部的政绩，将那些“得不偿失”的伪政绩打出原形，显然是和新一届领导班子所强调的务实政风高度契合。
近年来，经济建设成为一地政府工作的重心，这当然是正确的选择。但由于不尽科学的考量标准，使得不少政府官员喜欢围绕着指标和数字做文章，因此拼命地圈地建开发区、不切实际地招商引资、大哄大嗡地上形象工程、劳命伤财地投上所好、不顾后果的许诺优惠等等，在数字出官官出数字的恶性漩涡里讨“政治”生活，导致一些地方百蔽丛生、危机四伏。因此，这一综合审计绩效是一种拨乱反正：不光看干什么、怎么干，还要看成本收益，看务不务实、负不负责。这对那些不看上级脸色、不顾脚下实地的干部显然是一面照妖境：不管你如此善变，最终自然现形。
但是，任何制度设计都只是一种预计，要取得好的效果还要看制度的刚性、制度的科学性以及制度执行者的原则性。安徽阜阳市前组织部长违规使用干部，全部都是在程序范围之内完成操作的，这就是一个很好的提醒。江苏的这个举措，首先就要求从事审计的人员要能够信得过，其次要不打折扣地执行审计制度，既不能让有些官员绕道而行，也不能让所谓的特殊情况、法不责众成为借口，再就是在实际工作中不断总结、完善这一制度，让这一制度本身的科学性和可操作性无可挑剔。只有这样，才会让那些喜欢拍脑袋、拍马屁、拍桌子的三拍干部们无可“作为”，营造务实政风庶几可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