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发射场指挥部指挥长--张建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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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建启，1946年3月出生，山东曹县人，毕业于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核物理专业。长期从事我国航天发射工作，曾多次指挥发射我国商业卫星、通信卫星。1997年就任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副主任，现任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主任，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发射场系统总指挥，多次指挥发射“神舟”飞船。

　　记者：您刚到酒泉卫星发射中心，面对载人航天这个全新的发射场、一个全新的发射队伍，您当时是怎么样一种心情？

　　张：我来的时候正赶上发射场地面设备安装和调试，后来参加联合演练，把整个发射程序走了一遍。我当时的感觉是整个队伍的技术水平、组织指挥水平、操作质量、产品质量，以及各类试验文书的规范化，都离载人航天的标准要求还有很大的差距。我们的队伍很守纪律、听招呼，这一点很好。但是也有很多弱点，一是对航天技术新的发展了解不够，创造性比较差。二是因循守旧，固守原来的发射模式。三是我们近年来参加的大型发射任务很少，对大型任务发射的经验不足。他们都跟我讲，说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搞了四十多年的发射，都是这种发射模式，成功率100%。我说不能这么讲，我们以前发射卫星也失败过。我们千万不能有这样的观念：只要发射上天就是成功，剩下都是你们研制单位的事情。我当时就提出来，一定要探索一种新的载人航天发射模式，一定要有全局意识，飞船不能安全返回地面，我们就没有成功！

　　记者：您以前负责卫星的发射工作，您觉得飞船的发射工作和卫星发射有什么不同之处？

　　张：这个差别确实非常大。载人航天，人命关天。一方面它影响很大，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上上下下都很关心，全国人民都看着我们的航天工程，可以说是举国关注、举世瞩目。另外，载人航天工程不但系统非常庞杂，而且安全性、可靠性要求非常高，这在过去的卫星工程中是没有过的。

　　记者：每次试验都会有航天部、科学院等几十家大的单位参加，作为发射场指挥部指挥长，您怎么去领导这么大的一个发射集体？

　　张：我的工作准则是“以理服人”，说话要点到要害上，让别人信服你，你才能当好这个领导。说实话，这些参加单位像航天科技集团公司火箭技术研究院、空间技术研究院等几个大的研究院，还有中国科学院、航天医学研究所等等，他们中的好多人都是老航天、老专家，而且是院士级的专家，我们都非常敬重他们。我们自己要有一个高姿态，用我们的凝聚力把大家组织起来，把大家团结在一起，形成一股合力。我平时常跟大家说，跟试验队合作，技术上要严格把关，工作上要相互支持，生活上要相互帮助。我跟他们的私人关系都非常好，但在技术问题上一点儿也不能让。你有困难，有问题我可以帮你解决，但不能放过问题。刚开始的时候，他们有时候不愿意让我们知道他们的产品出问题，不告诉我们。我平时有空闲的时候，常常去到他们宿舍去看看，找他们工作人员聊天，有什么事情我都知道了。后来我去找他们领导商量解决办法，他们还纳闷我怎么知道了。我说我知道又不是要干什么，我是帮助解决问题。这样渐渐磨合之后，大家都非常配合我们的工作，实行全透明化管理，有什么问题都上报指挥部，一起研究解决。

　　记者：每次发射前后，或者测试中遇到一些很棘手的问题，您有没有犹豫过？

　　张：我一般很少犹豫。说实话，有些时候，有些事情也容不得你犹豫，我们要用事实说话。其实我们在每次发射过程中，每次出现问题都会有很多相反的意见和争论。在这种情况下必须做合理的推断和果断的措施，否则就会酿成大错。比如发射“神舟”一号飞船的时候，测试过程中出现了许多问题。最后快要发射了，许多人还是放心不下，提了很多问题，万一出现了问题怎么办。我一看这样下去不行，关键时刻提问题，犹豫不决，只能动摇军心。该做的我们都做到了，该想的也都想到了，该打就打，航天不可能没风险。但话说回来，风险并不是随随便便就可以冒，我们必须非常谨慎。比如“神舟”四号所面临的低温发射，是不是要推迟一天，这个争论也很大。因为临射前调整发射程序是非常忌讳的，原来定好的程序、文件等好多东西都要跟着变，反对的声音很大，但我们还是坚持推迟发射。事实也证明，我们推迟发射是非常正确的。

　　记者：低温发射到底会给哪些方面造成影响？

　　张：低温的影响很多，有些元器件可能会超过它的临界温度，无法正常工作了。我们制定发射温度的标准是根据飞船、火箭上面各种元器件、仪器、燃料、设备结构的低温环境试验参数综合计算得出的，温度不能低于-20.5℃。当时预报12月29日最低气温-28℃，发射窗口时间，也就是零点左右时温度是-22℃。这其中最担心的就是火箭，因为以前曾经有过一次事故，就是因为温度过底，氧化剂储箱致发动机喷管之间有一段1米多长的燃料输送管暴露在外面，温度过低里面结冰，一点火发射就把管子震裂了，导致发射失败。

　　记者：我们的火箭也是一样的。

　　张：对。所以首先要采取有效的保温措施，我们想了很多办法，把暴露在外面的关键部位都包扎起来，塔架漏风的地方拿棉被堵上。平时保温都好办，往塔架里面吹热风就可以。关键是发射前45分钟开塔，火箭全部暴露在外面，这45分钟火箭的温度会降到什么程度？我们为此专门做了实验，结果五分钟就能降一度，如果降到-20℃以下，不能发射，问题就大了。

　　记者：有人反对推迟发射，也是怕温度万一不回升，甚至降得更低。您当时坚持要推迟，有十分的把握吗？

　　张：我没有特别的把握，但是当时预报30号的发射窗口温度是-20.5℃，回升了2℃，天气开始好转。那个时候哪怕回升1度也非常关键。另外我根据那几天持续低温的情况判断，一旦开始好转，很可能有一个大的突破，回升3到4度都有可能。29号冒着超标2℃的风险发射，太危险。后来30凌晨发射之前，环境温度降到了-19.1℃，结果到发射前二十分钟左右，突然刮了一阵南风，温度一下子回升到-18.5℃，而且一直保持不变。最后发射的环境温度就是-18.5℃，储箱燃料输送管处，经过我们采取的一系列保温措施，发射时温度为+1.7℃，很理想。

　　记者：真是老天保佑。

　　张：这件事情非常凑巧，因为这种天气情况实在无法预料。但是如果不推迟，环境温度相差将近4℃，不可能发射。

　　记者：其实推迟发射也给发射场带来了很多新的问题。

　　张：对。推迟发射一天，整个发射程序都要调整。首先塔架推迟到发射前二十分钟打开，时间很紧张，开塔后人员怎么撤离？万一低温对塔架的液压系统造成影响，塔架不能自动打开怎么办？包上去的100多条棉被能不能及时撤出来，等等，组织必须非常严密，各种情况都要想到。另外我们的加温系统还要24小时不间断加温，因为都是电热丝加温，长时间运行也存在不安全因素。还有试验文书的修正。我们预报的环境温度是-20.5℃，万一超过了怎么办？已经推迟了一天，如果再发射不了我们压力更大。所以我们建议在采取保温措施，能保证发射条件的情况下，环境温度可以放宽一点，把发射最低温度调整到-23℃。这样如果出现意外的低温，超出一到两度，我还可以发射。所以“神舟”四号能够突破低温发射，对我们的试验产品、发射队伍都是一次严峻的考验。

　　记者：您从1998年开始一直在负责“神舟”号飞船的发射工作。在这几次发射当中，哪一次让您感到最艰难？

　　张：其实每次发射我们都面临着很大的困难，我们的每次发射都进行得非常艰难。“神舟”一号我们拿地面试验船来发射，这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神舟”三号开大底拆换穿舱插座，70多个，非常困难。“神舟”四号各方面都比较成熟了，又赶上低温发射，等等。一次发射有一次发射的困难，但最艰难的可能要数“神舟”一号了，用电性船发射，下这个决心也是迫不得已，因为时间赶得紧，试样船根本来不及。

　　记者：等于说“神舟”一号飞船的功能并不是很完善。

　　张：这是其中的一个方面。“神舟”一号飞船在测试过程中暴露了很多问题，这其中涉及到飞船的一个故障，需要开大底的事，让我们非常为难。为什么呢？飞船里面的仪器上千台，涉及的元器件大约有7万多个，信号线也是成千上万。把这么多仪器装好，信号线扎好，再加电测试，确信硬件都没有问题，最后才进行封舱、上大底。现在测试进行到最后阶段，飞船上所有的火工品都装上了，密封胶也上了，已经到了关键阶段，这个时候开底很危险。这个问题出得太突然了，都没有料到。飞船系统专家做了好多研究，对开大底没有把握。一来故障设备有备份；二来开大底风险太大，万一开坏了，整个飞船就报废了。

　　记者：第一次发射飞船，就遇到了一个大难题。

　　张：我那时压力也很大，很慎重。飞船开大底的确存在很大的风险，它不像是什么一般的盖子，几个螺丝一拧就完事。那都是焊接起来的，飞船里面密密麻麻全是仪器、信号线，空间又特别小。再一个原因就是发射场条件差，操作不太方便，万一开大底的时候碰坏了一根线，碰到仪器，都是致命的。再说好好的一个飞船，把底开下来，谁能够保证不出一点儿差错？许多问题都无法预料。

　　记者：当时您是怎么想的？

　　张：我们在发射场有一个明文规定，就是飞船不带任何问题上天。备份产品只能用在天上，问题必须消灭在地面。如果在地面就用了备份产品，上天怎么办？万一上天之后再出现这样的问题，我们找谁去？所以我还是主张开大底，彻底解决问题。大底开坏了，我们是罪人；不开大底，不解决这个问题，如果因此而造成飞船工程失败，我们同样是历史的罪人！

　　记者：真是进退两难。

　　张：做这个决策非常难，必须有十分的技术把握才行，不能盲目行事。王永志是我们整个载人航天工程的总设计师，他责任心很强，觉得不开大底还有备份，有一线希望，也很慎重。我虽然下了决心，但也不踏实。试验队人员认为从技术上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我们也得听他们的意见，毕竟这是一件无多大把握的事。我那时经常去他们试验队聊天，529厂有一位负责飞船总装的张师傅，很有经验。我找到他后，他说他在装飞船大底的过程中列出了50条风险分析，他认为只要把握住这五十条，开大底是可以安全实现的。我听了这个消息后，非常高兴，就把他的“五十条风险分析”拿来一一做了分析，得出这样的结论：第一，开大底风险很大；第二，如果组织严密，风险是可以避免的；第三，不开大底，飞船带着故障上天，这是不允许的。综合利弊，我觉得可以下决心开大底。后来我给沈荣骏副总指挥汇报，他看过风险分析之后，一拍桌子说：开！这才决定要开大底，确实冒着很大的风险。

　　记者：即便有了风险分析报告，还是不放心。

　　张：许多人还是很担心。我也担心。结果打开飞船大底后，又发现原来装大底的时候压断了一根信号线，排除了一个故障。后来“神舟”二号飞船吸取了这个教训，改了一下信号线的走向，避免再次发生这种情况。

　　记者：因祸得福。

　　张：“神舟”一号的艰难不光是面对这些重大的故障问题，更重要的是这样的电性能船要发射，能不能行？大家心里都悬着。这是一个历史的决策。话说回来，如果没有那步棋，可能就没有今天这种局面了。“神舟”一号成功发射、平安返回，为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开了个大好的形势，对我们的发射队伍、试验队等各路参试人员都是一个极大的鼓舞，也积累了不少经验。

　　记者：发射场指挥部还面临着一个问题，就是要把住试验产品的质量关、测试关。飞船、火箭、发射场、测控通信等系统加起来上千个岗位，您觉得怎样才能把好这个关？

　　张：把好操作关、质量关是我们每一个参试人员的责任，需要我们每一个人去重视、落实。这么大的工程，这么多的岗位，光靠哪一个人是不可能的。一开始大家这种观念不是很强，数据判读、岗位检查都不是严格，走走过场就算完了。这种思想非常可怕，很容易麻痹大意。我平时会经常去各个岗位转一转，看看他们的工作情况。有一次我到飞船工作间看他们判读数据的情况，发现他们不打印数据，就在屏幕上看。我看了一会儿，数据在屏幕上“哗哗哗”全闪过去了，根本盯不住。我当时就问他们，怎么不判读数据。他们说就在屏幕上判读，有错误就会自动报警，在家里做试验时都是这样判读的。我说这不行，你们把工作都停下，从现在开始，判读数据，把以前的全部打印出来，一个一个地判。飞船的数据特别多，每次测试的数据都要上百页。他们加班判读了两三天才判完，结果发现了几个错误，原来他们当初在北京做试验的时候就错了，没注意。

　　记者：试验数据一点也马虎不得。

　　张：我常常讲，试验数据是我们判断工作是否正常的依据，我们各个岗位的工作人员一定要认识到这一点，尽心尽责，认真对待。我们各系统总师、总指挥，还有上面的领导，有时候为了一个极小的参数误差吵得面红耳赤，争来争去，争什么？就为争一个工作正常！我们一个小小的失误，可能会埋下一个重大的隐患，并由此导致工程失败。就这一点来讲，作为发射场指挥部，面临的困境非常多。

　　记者：压力很大。

　　张：其实真正让我感到压力大的是“神舟”三号飞船的发射。为什么这样讲呢？“神舟”一号、二号我们没有对外界透漏很多消息，只干不说。这个时候的压力是来自工作上的，所以我们一直都是把压力变动力，锲而不舍地干。“神舟”三号我们从一开始就准备请江泽民主席来，而且江主席一来，就意味着要向世界宣布，这个压力是来自全局的。我们必须以百分之百的成功向全国人民交待。“成功发射、安全运行、圆满返回”，哪一个环节出了问题，都是我们整个参试队伍的重大失误。

　　记者：“神舟”三号飞船出现穿舱插座问题，任务推迟了三个月，是不是也与这个有关？

　　张：这个关联是有的。但主要还是为整个工程的大局考虑。我们发射飞船，就要对飞船负责。飞船不带问题上天，地面设备不带问题试验，人员不带思想问题上岗，这是我们几十年来的经验之谈，是用很大的代价换来的。后来插头决定要换，江泽民主席也给我们做了指示，既然发现了问题，就把它解决好，不要赶时间。这对我们是一个巨大的鼓舞。

　　记者：都说载人航天是一个不断挑战极限的事业，我们每次发射都面临着不同的挑战。

　　张：有时候真是人算不如天算。比如发射“神舟”四号出现的强低温天气。原来我们想，经过前几次发射，我们的试验队伍成熟起来了，试验设备也经受住了考验，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参试集体。我们产品质量一次比一次提高了，故障问题也一次比一次少了，队伍一次比一次更有经验了，可以说我们的工作越来越好做了。“神舟”四号一开始很顺利，大家心里都挺高兴。可是谁也没想到临近发射，一场大雪横空飞来，气温一下子降到零下摄氏二十七、八度，发射区温度、湿度变化，给我们的发射带来了严峻的考验。冬至刚过，就出现大幅度降温，这是我们发射中心三十年来所不遇的天气。

　　记者：我们已经进行了好几次飞船发射，一次比一次顺利，对此您有何感想？

　　张：第一，我觉得我们的发射队伍成熟了。“神舟”一号、二号发射，大家的质量意识树立起来了，安全意识树立起来了。“神舟”三号发射，全局意识也牢固树立起来了，不再说你是火箭，他是飞船，我是发射场，各顾各的。“神舟”四号飞船发射，又把大家的载人意识树立起来了，严格按照上人的条件去做。第二，我们的产品质量可靠了，很少出问题。第三，经过这几次发射试验的磨合，我们的组织指挥模式、合作关系、试验文书、操作文件都成熟了，对以后的试验，我们应该有信心。

　　记者：中国首次载人航天飞行，您最担心的是什么？

　　张：我最担心的就是我们的队伍中出现麻痹思想和作风。作为载人航天来讲，任何时候都不能够麻痹大意，始终要保持清醒头脑，每一发都要从零开始。这么大的工程，任何一点小的失误，都有可能引起灾难性的后果。这次“哥伦比亚”航天飞机失事，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人的麻痹思想。他们发射前就有争论，有的说不行，有的说还处于良好状态。其实我们也有深刻的教训。“神舟”三号我们为此做了大量的工作，又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江泽民主席亲临现场指导发射。在这种情况下，就更要谨慎，这是一个长久的话题，任何时候都要放在第一。神舟四号低温发射也做得很好，现在马上要发射载人飞船，只要我们时刻保持清醒头脑，真正从思想上做到从零开始，我想以后的空间实验室、空间站的发射，我们完全能够胜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