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文字　独孤秋秋

　　日前，郭富成、梁咏琪当选为“2003年香港十大杰出青年”，他们多年来献身社会公益和福利事业，得到了香港民众的普遍尊重。但艺人当选“杰出青年”也引起了一些争议，评选“杰青”的意义何在？标准是什么？如何看待艺人以及他们的“公德”和“私德”？娱乐“明星”如何与社会形成良性互动？积极投身公益事业如何能成为社会风气？

　　单光鼐，男，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研究员、青少年研究室主任。主要学术专长是社会问题、青年问题研究，现从事社会学研究。主要研究领域：青年社会学、社会关系学。就以上话题接受了新浪观察专访。

中国社科院青少年研究室主任单光鼐

　　新浪观察：近日，香港“2003十大杰出青年”公布得奖名单，38岁的“城城”郭富城与27岁的梁咏琪获奖。至此，四大天王均获得“杰青”名衔。对这一现象您有什么看法？

　　单光鼐：　香港艺人屡屡被选为杰出青年说明了香港社会的多元化和包容性。在一个文化多元、包容性较大的社会里，各种职业都可以做到人才辈出。除了四大天王等艺人当选为杰出青年外我们知道的还有影星周润发的奋斗事迹被进了香港小学生教材，最近又获得香港政府的紫荆星章。这些现象都是非常鼓舞人的。实际上除了香港以外，我们知道在国外一些地方的演艺明星除了本身的事业外也常有巨大的社会成就。知名的如索菲亚·罗兰、伊丽莎白·泰勒、奥黛丽·赫本等等。不仅本人有非常好的艺术成就，同时在社会福利和慈善事业上有所作为，赢得社会尊重。

　　新浪观察：香港艺人近年来的社会成就引发了国内媒体关注与议论。有人指出象演艺明星这样代表大众文化的公众人物具有不可估量的社会经济意义，值得大力挖掘，而国内目前显然还未在这方面引起足够的重视。

　　单光鼐：　我表示赞同。什么叫公众人物呢？所谓的公众人物就是指其从事的职业或事情与公众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并在很多方面对公众生活会产生一定或巨大影响。在演艺界这种影响则体现得更明显。文艺明星历来是社会绝大多数人尤其是年轻人所普遍接受和喜欢的，加上他们的职业性质，公众很熟的面孔，不停地在影视上与公众见面比一般的公众人物更加通俗和大众化，因此用他们来进行社会价值观的正面宣传则更加有效，更容易为广大公众所接受，用我们过去的话来说就是“寓教于乐”。比如一个主持人，一个非常知名有号召力的主持人，他本人的节目和思想肯定会在一定社会大众范围内对他们造成比较大的影响。演艺明星这样代表大众文化的公众人物他们的工作和事业既来源于公众生活，同时又会有一个反作用产生于社会。不产生影响也不会称之为明星或公众人物。

　　香港明星当选杰出青年的实质是演艺界杰出人士的工作给社会带来积极的影响，并被政府、被传媒、被公众所高度认可。我本人因工作关系常去香港，我感觉到香港是在有目的地推出演艺界的人物。当然拿授勋而言，包括了各种各样各行各业的人。但是对演艺界的人的肯定和表扬是出自这样一个意思：不管你是谁，也不管你是做什么职业的，只要对社会能够产生积极的作用都给予肯定。象周润发这种大明星对年轻人的现身说法远比一般的传统说教更教普通人信服，更有社会感召力、宣示作用很厉害的，年轻人都相信这个东西。在这方面，我们社会重视程度和挖掘不够，导致整个社会不当回事。

　　新浪观察：香港娱乐人物在工作之余更努力投身于各项社会工作，并取得瞩目的成就，这不禁令人反思：近年来国内一些明星丑闻不断：偷税漏税、假唱、行凶打人、借义演捞钱……娱乐圈整体形象大大受损，艺人形象大打折扣。同样是娱乐圈，您怎么看这种反差？

　　单光鼐：　我们也曾注意到这一问题，并专门曾经和香港当地学者进行过正式、非正式的讨论过，就是说要去爱身边的每个人。而且认为“我”所得到的一切都是一种恩赐，要拿出部分来回报给社会。这种思想在西方国家可以说是深入人心的。当然，大家会说我们儒家思想和佛教同样也宣扬和教导人要去“仁”、“义”，乐善好施，帮助他人。不过我们讲中国在清朝以期开始国事衰落，上百年的贫困与落后，加上后来的连年内外战争，养成中国人很多不好的思想习惯。即使到了现在，市场经济大潮到来了后主流媒体对此仍缺乏相当认识。我们没有注意到既要讲个人奋斗去实现人生价值，又要认识到个人成就再大也是来自于公众和社会，也要做相应回报。虽然整个社会虽然一直在讲要怎么去为社会做贡献，怎么去帮助他人生命才有意义。但是很遗憾，整体的宣传还比较不到位也不太有效。这种思想一直没有能成为主流文化。现在演艺界的一些事情不断被媒体暴露出来，给公众造成非常不好的影响，也使得演艺界的整体形象大打折扣，甚至成为历史笑谈了。

　　反观香港，因为存在整体文化与社会氛围，因为娱乐明星等公众人物通过慈善事业来回报社会已成为一种生活习惯，并将这种行为内化为个人价值观了。他们的这种行为反过来又对普通人和整体社会造成促进，成为一种榜样。

　　新浪观察：说到回馈社会的价值观与人生观，除了文化与宗教，是否也与经济发展有关？就是说香港与我们的差别除了文化背景还可以解释为目前存在的经济差距？有人认为好的道德首先建立在物质基础上。

　　单光鼐：　可以说是既有关系也没有关系。没有钱吃不饱饭的情况下当然不可能对别人帮助太多，也不会以“助人”为乐为荣，自己的生活是第一位的。但我们今天谈的情况显然不属于这种范围。我想大多数的明星都应该不存在这种情况。另外富不富是相对的。和国外的明星比我们的明星也许收入和生活还有较大的差距，但和我们的普通人相比则不是这么回事。拿球星来说，他们的收入是普通人平均工资的多少倍？难道还不能算富人吗？这种情况下再说经济差异就是托辞了和借口了。一天光和别人比收入比享乐，怎么也不去比一下职业精神，比对社会的贡献和积极影响？这种想法是说不通的。

　　新浪观察：还有一个现象引起我们注意：同样表彰先进，同样是利用榜样来影响社会，同样都在进行杰出青年的评选。为什么香港美国的杰出青年评选对在社会上能引起巨大反响，杰青往往成为年轻人学习的榜样，而我们的杰青往往引不起公众兴趣和关注。

　　单光鼐： 这里的关键问题在于你选的“杰出青年”是不是都是货真价实的！这一点最重要。香港杰青我印象中是华商会组织邀请的，我们是团委来组织邀请的。我本人曾亲历过“杰出青年”的评选工作，比较让人失望。可以说我们选出来的人有的很一般化，有的人有拨高、照顾的情况。说到这里又不得不说我们的选拔制度了。一般来说，选10个杰出青年肯定应该是每个人都是整个社会里表现最突出。可我们的制度不是这样的。一般会有这样的名额限定：文化界一个、少数民族一个、某某地区某省的一个、再有是男的要多少个女的要多少个……这样很容易造成一些平庸的造假的也来了，甚至一些侯选人在社会上风光得很，但了解其情况的人则对此普遍地不以为然。这样选出来的还会是最杰出的吗？在公众中的可信度有多高呢？给青年人会产生多大的影响呢？我参加过杰出青年的评选，就是这样选的。后来弄得我自己都没有参与的兴趣了。好好的一场活动，弄得事与愿违，费力不讨好，这值得我们好好进行反思。

　　新浪观察：今年早些时候新浪文化举行的“中国文化偶像评选”，大众文化的代表候选人王菲、张国荣引发了公众的大争论。而在美国，著名影星阿诺·施瓦辛格却成功竞选加州州长。这是否表明在中国大众文化人物的社会地位和职业受尊重度还相对不够高？又该如何解释？

　　单光鼐：　从职业的受尊重度来看，在西方声望最高的是科学家、教授、企业家，娱乐明星排位应属中上。在中国也基本上是这种情况。但具体起来可能国内的评价还要相对低些，主要原因如下：一、从制度来看，在社会流动制度上还有差异(个人社会地位由低的到高的变化)。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信奉通过个人努力和奋斗实现人生价值与地位，而社会流动在这一点上也遵照这一点。而国内目前还未实现这种制度化，或者有这样的流动也是出于一些政治符号和意义和考虑。二、从文化来看。过去中国的传统文化普遍认为从事演艺事业属三教九流之列，所谓的“娼优”。解放后，这种思想可以说是基本上被消灭掉了，这种思想或多或少只在一些岁数大的人身上还有所保留和体现。但这时候我们所提倡的又是“集体主义”思想。就是说不讲个人，在社会中都是“大我”而无“小我”的存在。对于从事演艺的人来说也都是为人民服务。但这种服务的价值相衡量起来则没有科学家、文学家这些人份量重。所以一些“杰青”或类似的评选往往会觉得明星作候选人份量不够，或为类不伦。其实严格地说，文化本身就分精英文化与大众文化。科学家可以说是精英文化代表，而演艺则是大众文化代表。两者无法直接相比较。对这一点，我们很多人目前还缺乏足够的认识。

　　新浪观察：按照我们的道德要求，私德不好的公众人物所有公德通常也得不到承认。但阿诺·施瓦辛格与郭富城在分别当选前却都曾经有过丑闻传出。到底应该如何看待明星的公德与私德？

　　单光鼐：　我的意见是对明星们的“公德”与“私德”最好不要划得这么清楚。当了公众人物就已经在社会大众的注视下，就要接受公众的监督。个人的一些东西就要大大地收缩。对普通人而言是隐私的，你的可能就是要成为社会议论与评判的内容，而公德部分则还要继续扩大。这样的关系不是法律规定的，但已成为社会生活的一部分，约定俗成的内容。象余秋雨，有人说某某曾在深圳送他一套房子。余先生深不以为然，要告对方诽谤罪。法院认为构不成诽谤。在这方面，对名人与普通人的监管标准有所不同。另外一方面，我觉得社会公众也要学会宽容。某人一方面曾经做过错事，但是无损于社会的，于他人无干的，社会应该对此持宽容和原谅的态度。在国内，我们在这方面是比较苛刻的。我主张宽容些的好。

　　新浪观察：在反思以上话题时我们也留意到，近年来国内一些演艺界知名人物如濮存昕等人积极投身社会公益事业，在艾滋病、无偿献血等公益活动方面作出表率。您怎么评价这种现象？

　　单光鼐：　这进一步表明我们的社会和公众人物本身已开始意识到参与社会公益事业的社会意义。请濮存昕代言预防艾滋病的宣传大使是因为公众明星具有巨大的社会影响力，他们的现身说法远比一切说教更加有说服力。我本人也是艾滋病相关组织的成员，曾与濮存昕多次共同在宣传艾滋的会议上见面。他的发言和会上会下都很注意自己的言谈举止，给人感觉作为一名明星他很爱惜自己的羽毛。我个人感觉是我们新一代演艺人员中开始有一批人注意加强与社会的多种联系和反馈。这种投入和他们的艺术影响力是互补的。而且能产生良好的社会影响。当有这种领头羊出现后，将影响和带动一大批演艺界的明星和公众人物。我们盼望着参与的越来越多，影响更多的人来关心社会公共事务建设。

　　新浪观察：感谢您接受本次新浪观察专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