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友：刘以宾

　　针对广州街头流浪乞讨人员日益增多的现象，有关人士向广州市民政局提出了在市内特定区域设置“禁讨区”的建议。笔者以为，设“禁讨区”确有必要，因为它具有社会公平意义。

　　人所共知，如今部分、甚至大部分流浪乞讨者已把乞讨视为一种“职业”。用市场经济眼光分析职业行为，其实质是在特定行为规范之内与其供职单位、他人及社会不断进行价值交换的行为。职业乞讨行为与一般职业行为在行为机制上有同有异，例如都要支付体力、精力、时间等。最大区别则是：乞讨者并不向社会奉献某种商品、智力、服务等有价值的东西，但借助于人们的同情、怜悯之心，仍可获得某些“回报”。

　　任何职业都有法律上的规定性，尤其是营利性行为，需受到更多规则的约束。例如，凡经工商部门登记注册的企业，均需明确其经营对象范围；经营者即使未超出经营范围，也不能想在哪儿摆摊就在哪儿摆摊，想在哪儿建厂就在哪儿建厂。例如，不少下岗职工以街头巷尾摆地摊出卖小商品或占道经营饮食服务为生，但却一直受着工商、城关部门的干涉和“清剿”。倒不是说下岗人群不需要同情和扶持，而是因为若不予以禁止和规范，将会严重影响市容、交通和环境，从而损及公众利益。流浪乞讨人员的职业谋生行为实际上也是一种营利行为，毫无疑问也应予以“经营”方式和场所的某些限制和规范。假如认为这种限制是一种人身自由限制且于法律无据，那么，对乱摆摊设点、占道经营的下岗工人的限制，也可被视为一种不当的、与法律无据的人身自由限制，这在逻辑上似乎难以说通。

　　尽管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在关注、同情弱者，但流浪乞讨人员影响市容、尤其是大城市、开放城市的市容，却是不容回避的问题。人们在认为适当的场所和自愿前提下的“施舍”行为，可获得某种道德满足和精神愉悦。但在某些不适当场所，流浪乞讨人员的出现则可能构成一种视觉污染。这是因为人们对乞讨者在什么场合存在和在怎样的情景下乞讨有一种心理许可标准。至于乞讨者在不适当场合的干扰乃至纠缠(尤其是某些特定场合下“扫兴式”的干扰和纠缠)则会产生严重的心理不快。这种视觉污染和心理不快，也可认为是一种损害，或被认为是不得不支付的、无谓的精神损害成本。假如政府对这种损害不予制止，则有违社会公平原则。同时，政府还将为流浪乞讨者在不该出现的场合出现而支付额外的成本，例如城市管理的成本，城市形象、政府形象乃至国家形象受损的成本等等。

　　法律不是一成不变的。法治建设的目标是维护公平和通过提升效率以增加社会福利，而现实法律一旦不能实现上述目标，则应当予以修改和完善。设立“禁讨区”，一方面保留了乞讨人员得到社会关爱的机会和权力，从而体现了社会对他们的公平；另一方面也兼顾了市民不受视觉污染和干扰所体现的公平，因此是十分必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