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乔新生

　　前不久，武汉市政府决定禁行三轮车，这项政策的出台和执行均得到了各界的好评。笔者现在回过头来分析它的成功之处：

　　首先，武汉市政府采用赎买的方法，以等于或高于残值的价格回收三轮车，让三轮师傅们觉得划算。其次，对那些在规定的时间内上交三轮车的师傅给予奖励。第三，及时启动社会保障机制，为三轮车师傅们提供最低生活保障。第四，实行友情操作，调动两万多人的街道和社区干部与三轮车主一对一谈判，使得三轮车在短短的十几天内从城区消失。第五，为了彻底取缔三轮车，武汉市政府决定，对无证的三轮车主，只要在规定的时间内上交运载工具的，也给予300元的补偿。

　　从没收到赎买，从逾期罚款到按期奖励，从一事一议到系统思维，从强制执行到友情操作，从无视民众利益到合理补偿，其中没有居高临下，有的只是平等的契约意识和新的民主理念。

　　但是，在这个制度变迁的过程中，政府毕竟直接投入了1.5亿元，动用了两万多人的谈判队伍，耗费了巨大的成本。如果无视这些制度变迁中的成本，今后可能还会再发生类似的事情。当然，从整体效益来看，武汉的决策是正确的。人力三轮车堵塞交通，机动三轮车污染空气，如果代之以更为理想的交通工具，其社会整体效益可能要远远大于所付出的成本。就三轮车师傅而言，如果在被迫改行后能够获得更多的利益，那么撇开精神上的感受，在经济上也是可以接受的。如果制度的设计者能够进一步运用市场杠杆，将纳税人的这部分支出通过拍卖新的市区出租车营运牌照收回，也可以节约市财政在这一项的投入。

　　应该看到，制度变迁的成本是社会运行总成本的一部分。如果仅仅从感性出发分析我们制度的好坏，可能最终会付出更多的成本。当年美国总统里根就曾建议国会定期审议法律制度的经济价值，将那些阻碍经济发展的法规及时清除或修改。

　　处在社会转型期，我国的制度变迁尤为频繁。从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平均十几天就要颁布一部新法律，各地出台的地方性法规和政府规章更是不计其数。当我们在考察这些通过立法程序颁布的新法规的时候，我们可曾想到过其中所蕴含的成本？我国政府在应对非典型肺炎的过程中，快速出台了应急条例，其中规定了应急储备制度。这一制度的实施将需要政府投入多少财政资金？在废止收容遣送制度之后，救助管理办法出台，其中特别规定救助部门不得收费。新的救助站将为此付出多少人力物力？在刚刚颁布的《居民身份证法》中，立法机关特别规定，“对城市中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的居民、农村中有特殊生活困难的居民，在其初次申请领取和换领居民身份证时，免收工本费。对其他生活确有困难的居民，在初次申请领取和换领居民身份证时，可以减收工本费”。对这种充满人性化的制度设计，国家财政部门将会付出多大的成本？

　　转型期的制度变迁是经常性的。如果缺乏精细的制度变迁成本分析，立法部门像在黑板上写字一样，不断地擦擦写写，整个社会将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所以，武汉市的决策既是一次创新，也是一次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