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莫幼群

　　湖南和上海的几位作家相继退出作协，引发了文学界的信任危机，引发了人们对于“作协＋专业作家”体制的弊端的反思。在中国古代，权贵豪门热衷于延请作家和诗人做幕僚或清客；在20世纪之前的老欧洲，贵妇人供养作家也是一种时髦的风气，这些都属于私人赞助的性质。而我们现行的“作协＋专业作家”体制动用的则是国家资源(说到底是纳税人的钱)，这一部分原本就不算多的国家资源，理应由从事文学的全体人士(包括职业作家、业余写手、自由撰稿人、文学青年)共享，现在却基本上由少数成名的、有作协会员资格的作家独占，其合理性当然值得怀疑。

　　一个以人为本的现代社会总是会鼓励精神领域的生产，会鼓励更多的人投身于文学艺术的创造事业，这是毋庸置疑的。问题在于一个国家和社会究竟应该为作家做些什么呢？

　　英国作家奥威尔曾经有过一个回答：“国家惟一能做的有益的事是为公共图书馆拨更多的书籍购置款。……如果能劝说政府多拨些款项购书，……那么我想作家的地位就会轻松，文学可能也因此受益。”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布罗茨基则以他诗人般的率真，提出这样的要求：“书店应该被当做水电公共设施，价格低廉。……最低限度，美国每一家汽车旅馆房间的抽屉里，都应该放着一本美国诗全集与圣经并列。如果圣经不反对与电话簿为伍，自然更不会反对与诗集放在一起。”他指出，“读诗、写诗、出版诗的人都应该得到减税优待”。

　　根据以上两位前贤的建议，国家应当加强图书馆和书店的基础建设，使图书馆有足够的资金购入大量新书，同时平抑图书的价格，使读者买得起书，这些措施可以加大整个社会对于图书的需求量，间接地为作家谋福利。此外我觉得，国家还应当创造一个宽松的媒体环境，鼓励竞争，促进媒体繁荣，从而使作品有更多的发表机会，而且还可以有利于稿酬标准的提高，使作家有可能靠稿费和版税来养活自己，而不必受工作之累，更不必靠国家来养。

　　总之一句话，就是与其优待作家不如优待作品。有限的国家资源应该用来催生更多的好作品问世，为更多的文学新人出头提供机会。如今的一些专业作家无论还有没有创造力，都受到优待，其理由只是因为他们曾经写出过一些作品，这种做法显然是本末倒置的。至于在某些地方，作协已经成为某些人沽名钓誉、争权夺利甚至挥霍公款的工具，就更让人极端生厌了——国家投点钱不容易，钱可不能这么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