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曹林

　　在近日举行的广东省预算监督工作经验交流会上，该省省委常委、深圳市代市长李鸿忠提到了一件事：深圳某政府部门曾提出7500万元的部门财政预算，经市财政局审核之后，仅为1900万元。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李鸿忠的讲话触及到了财政预算两个最重要的层面：约束机制和效益计算。7500万预算挤出5600万水分，这种现象给我们的公共财政预算亮出了严峻的警示。这里涉及到公共财政的一个使用效率问题。新华社曾针对公车的使用披露过一组数据：据调查，社会车辆每万公里运输成本为8215.4元，而党政机关等单位则高达数万元；出租车工作效率为公车的5倍，可运输成本仅为公车的13.5%。为什么来自公共财政的钱花得效率不高呢？因为缺乏一种有效的约束机制来引导公共财政的投放和使用。

　　与“效益”共生的关键词是“责任”，有了责任，才有效益。使用多少公款必须创造出相对比例的效益来，简单的比方，计划财政花1万元，你得带来100万元的效益，你有更大的创造财富的能力，你可以花更多的公款，只要你在法律的框架之内花，在法律的框架之内创造，能保证公款出公共效益，怎么花、花多少都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