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9月15日，新华社发布了一则令人震惊的消息：11名新闻记者在采访山西繁峙矿难过程中，收受当地有关负责人及非法矿主贿送的现金、金元宝。9月26日，新华社再次详细公布了11名涉案新闻记者名单，除4名新华社驻山西分社记者外，还有《山西经济日报》的苏勇、《山西法制报》的刘玉柱、白建芳、阎珍寿，《山西生活晨报》的魏停、樊武杰、郭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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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兵团作战”

　　在新华社发出的通稿中，苏勇的身份是《山西经济日报》的记者，他在该案中受贿8000元。

　　《山西经济日报》负责人向本报记者解释说，苏并不是该报的记者，而是广告业务员。但据记者了解，苏确实有记者证。

　　据了解，繁峙“6·２2”特大爆炸事故发生后，苏勇便召集《山西法制报》驻忻州记者站的站长刘玉柱，和白建芳、阎珍等2名记者前往采访。

　　刘、白、阎三人结束采访，便离开繁峙，但在山西代县被苏勇追上。苏勇称，繁峙方面送些钱来，请求务必不要公开报道此事。然后，苏将2.2万元现金，按刘8000元、白7000元、阎7000元的标准留下。

　　山西省某报特稿记者张某说，“这就是兵团作战。”这样做的好处就是声势浩大，被批评对象自然胆怯。

　　该记者举例说，2002年10月份左右，一位摄影记者邀请他去做一篇收容站的批评报道，一起结伴采访的各报记者多达十几人，坐满了两辆小面包车。最终的结果是，各报没有一家登出消息。因为收容站给各位记者派发了红包，还请他们到歌厅唱歌，洗桑拿。收容站对死者家属的赔偿也变成原来的两倍。

　　　　　批评稿难为

　　据称，繁峙矿难发生后，当地政府及矿主派人在繁峙、忻州汽车站活动，只要遇到外地记者，就用现金和金元宝收买。

　　另据介绍，当地官员与媒体之间的关系甚为微妙。山西某县县委一位副主任说，他们到省城办事时，都会给主要新闻单位的领导带些地方特产，这样做的目的是建立人情关系。

　　正因如此，本地记者在山西省内做批评报道比较困难。一家隶属于某机关单位的报纸特稿部主任说：“当一个记者辛辛苦苦采回稿件后，刚进报社，就被领导叫到办公室说，那稿子还是别做了吧。如果一个记者经历几次这样的事情，他还有搞批评报道的积极性吗？那么以后遇到被批评对象给红包时，他就会考虑，反正稿子发不了，那么还不如接受红包吧。”

　　他举例说，9月13日左右，他到宝德县保府煤检站采访“收黑钱，放黑车”的事情。他和另外一名记者连续两个晚上穿着肮脏的衣服打扮成运煤的工人，跟着运煤车进行暗访。但是等他们采访结束返回太原时，煤检站已经通过关系找到报社的主管单位，稿子就被压下了。

　　在这家报社，如果稿子因故被压，记者的差旅费还能得以报销，而《山西生活晨报》等几家媒体规定，稿子不见报，不报销差旅费，而且不算工作成绩。

　　一位记者说，他们接到报料后，第一件要问的事情是，对方有没有车接送，能不能报销差旅费，能不能管吃住，如果不能就不做报道。

　　　　受谴责的不应只是道德

　　1997年，是山西报业的一个分水岭。《都市生活》、《山西晚报》、《三晋都市报》，《山西商报》等几份报纸的出现，使得原来的行业报几无生存空间。如《山西经济日报》最高年份的广告额为三四百万元。所以各厅局每年仍然以资助的名义，支持几百万元。该报的发行还是以山西省政府机关报的名义实行摊派征订。2002年，在政府发文的情况下，征订数为3万多份。日前，中央治理党政部门报刊散滥和利用职权发行工作协调领导小组办公室批复了《山西省报刊治理工作方案》。根据该方案，《山西经济日报》、《山西法制报》实行划转。

　　而其他行业报也存在类似的情况，他们的广告收入主要靠“专版”，一个专版为几万元。记者一般没有广告任务，但记者可以拉广告，拉到了广告就有相应的提成。

　　另外一些报社的做法是记者仍然要承担广告和发行任务。如某报在全省各地级市设立记者站。但报社没给记者站一分钱的启动资金，就送给各记者站一年6个整版的广告。因此驻站记者不仅有写稿任务，还有发行、广告任务。该报一位记者说，“演变到最后，驻站记者的主要任务变成拉广告，写稿成了次要的任务。”

　　“在了解了山西报业和记者之后，你就会明白记者受贿不是简单的职业道德的问题。”山西省报业一位资深人士说。(特派记者　鲍小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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