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王琳

　　11月12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又一次联合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公安司法机关严格执行刑事诉讼法，切实纠防超期羁押。该《通知》坦承，目前，超期羁押现象在全国许多地方没有得到有效遏制，“前清后超”、“边清边超”、“押而不决”等现象仍然不断发生，人民群众反映强烈。另据11月13日的《检察日报》报道，10月中旬，最高人民检察院派出4个检查组深入到13个省、州、市检察院和19个看守所进行实地督察，证实确有15人存在超期羁押问题。在此之前，最高人民检察院曾宣布，截至7月21日，全国检察机关已基本实现无超期羁押。

　　作为最高人民检察院机关报的《检察日报》“自曝家丑”，既令人欣慰，又令人忧虑。按照清理纠正超期羁押的有关规定，发生在今年8月1日以后的超期羁押都要在《检察日报》予以公布。此次《检察日报》先于其他媒体主动曝光，一方面充分展示了检察机关在纠防超期羁押上“宁可断其一指，切勿蜻蜓点水”的勇气，另一方面亦于行动上践行了检察机关此前的承诺，这些无疑令人欣喜。而日前被查证属实的多达15人被超期羁押又为“前清后超”、“边清边超”的旧疾增添了新的注脚，这不能不让我们对纠防超期羁押的未来充满忧虑。

　　更令人揪心的，还在于隐身超期羁押背后的更深层因素。所谓“超期羁押”，就是超出法律规定的羁押期限，而正如我们所知，“有法必依”应是对执法者的最起码要求。从理论上讲，只要依法办事，断无羁押超期之情形发生。现行《刑事诉讼法》自1980年1月1日正式施行至今不过短短23年，超期羁押竟成顽症并经数次整肃仍不能抑制其泛滥，其根源并不在人手的不足，亦不在立法的不完善，而在于部分执法者和司法人员的内心依然缺乏对法律的信仰！

　　美国著名法学家伯尔曼告诉我们，“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对法律的信仰是一种内在的心理信念，这种内在的心理信念对法律权威的确立起着决定性的作用。作为一个宣示要走向“社会主义法治”的国家，我国正在由旧有的“以法治国”稳定走向“依法治国”。“依法治国”的要义便在于全社会均普遍具有共同的一种精神和信仰、意识和观念，依法颁布的具有普遍性的法律在社会公众的心中被尊为至上的行为规则。这一公式成立的要件便在于社会公众对法律的信仰，没有社会公众对法律的信仰，一切只能成为“空中楼阁”。而社会公众的法律信仰又来源于执法者的法律信仰。没有执法者对法律的信仰，便没有社会大众对法律的信仰，法律不被信仰，必将丧失其稳定。也只有法律信仰赢得了执法者普遍的心理认同，法律权威才会化作执法者的内心自觉，执法者才能从内心的深层情感上接受法律，拒绝外来力量和不良因素的干扰，客观公正地适用法律。离开了执法者的内心信仰，为执法者所操持的法律将只能是一个“工具”。

　　受中国传统法律文化的深远影响，长久的人治观念潜移默化地渗透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并在一些执法者的内心根深蒂固。在这种以权力本位为特征的价值体系中，法律被放在了次要的位置。对于这些执法者而言，在权力和法律面前，往往只唯权，不唯法。也因此，在纠防超期羁押的历次行动中，由上而下的文件传达因为贯穿了权力的指令而显得更为有效，本应得到遵循的法律却成为文件中的“部分内容”，是文件所要强调和严厉推行的。一旦法律脱离了上级的指令，脱离了权力的硬性要求，作为本源的法又将被人为遗忘——由此可见，只要法律的信仰不在全体执法者心中牢牢树立，超期羁押的发生几乎是必然的。

　　一个显而易见的例证是，13日的《检察日报》在配发的评论员文章中指出，“只要各级司法机关、公安机关严格执行‘两高’一部通知，超期羁押问题就一定能够杜绝”。而《通知》的核心仍是以“严格执行刑事诉讼法”为主要内容。诚然，刑事政策是包括刑事程序法律在内的刑事法律的有益补充，但更多的文件也不能代替刑事法律本身，在某些方面，强调对文件的尊崇还会有损于培养执法者对法律本身的信仰，加剧对权力的盲从。

　　对法律的信仰是衡量一个国家能否称之为“法治国家”的重要标志，亦是解决超期羁押的终极之道。道理也许已经够明白了，作为一种制度安排，法律只有被适用、被践行，才能真正由“纸面上的法”变为“生活中的法”，才能不至于沦落为看起来挺美的一纸空文。卢梭有云：“法律既不是铭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铭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们的内心里。”自然，法律更应铭刻在执法者的内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