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玛丽是一位华裔美国移民，当她的儿子杰突发疾病时，旁观者都觉得她在虐待他，他们从没怀疑过杰有孤独症。同电影《刮痧》情节神似的一幕，不少新移民的华人家庭都曾遭遇

　　[美]李玛丽

　　今年一个闷热的八月天，我决定带3岁的儿子杰去坐环城电车兜风。杰有孤独症，不会说多少话。但他的笑容告诉我：他愿意去。

　　“我要不要开车跟着你们？”我丈夫卡尔有些担心地问。

　　“不用，放心吧”，我自信地说。此时，杰正安静地在车站等车。

　　卡尔的担忧并非没有理由。杰不能有效地与他人沟通，因而很容易烦躁。再加上他对各种刺激极度敏感，什么事都可能发生。

　　我上了电车：一切顺利。卡尔犹犹豫豫地开车走了。

　　今天天气太热，所以电车免费。但这也意味着车里人满为患。那在外面听起来古老有趣的车铃声在车厢里面却大得有点震耳朵。

　　车门刚刚关上的一刹那，杰就从我的膝盖上跳下来大叫：“不！不！不！”我好不容易挨到下一站：“好了好了，咱们下车。”但是，杰大叫着，紧抓扶手就是不肯下。我知道，他的大脑又发生“短路”，开始了无法抑制的情绪大爆发。

　　电车又开了两站。杰的歇斯底里把全车人搞得不得安宁。终于，我强行把他抱下了车，那架式就像扛着一袋要散了的土豆。不幸的是，那一站是最热闹的一条街。我们下车的地方正对着一家餐馆。餐馆门口摆着许多金属桌子。杰不顾一切地把自己摔在肮脏的地面上，而我则全力拉住他，以免他的头撞到锋利的桌角。

　　杰刺耳的大叫声引来了一大群人。我设法把杰拉起来，但他拼命挣扎，揪我的头发，还拉断我最喜爱的项链。当他意识到我想让他站起来的时候，他就把身子扭成麻花，把两只凉鞋全都踢掉了。我用擒拿法托着他的屁股把他抱起来。他嚎得更响了。几个人背着手站在那里，对我怒目而视。一名妇女甚至拿出手机，拿不定主意是否该拨打911——她以为我在虐待孩子。听说很多新移民的华人父母被指控为虐待孩子，就像我可能遭遇的一样。

　　“玛丽？需要帮忙吗？”我抬起头，汗顺着眼角流下去。问话的是我的朋友、布朗大学教授德博拉。

　　“让这些人别再盯着我看了”，我说。德博拉转过身去。但是，看到一位衣着典雅的教授停下来和这个“坏妈妈”说话，那群人自己就散了。德博拉帮我整理好一切，然后体贴地消失了。

　　我把杰的水瓶拿给他，让他自己喝。寻找“水”这个字的大脑活动分散了他的注意力，我趁机帮他扣上鞋带，自己也站起身来。这才发现，我的膝盖全青了，而且在流血。到家后，卡尔问我们坐电车的情形。我忍不住哭了。

　　这就是孤独症儿童的生活。杰看上去是个健康、漂亮的小男孩。然而，对他来说，孤独症并不是最残酷的事。18个月大的时候，他被查出患有脊髓肿瘤，有大半年时间都呆在轮椅里。

　　但我几乎有些留恋那段时光。当时，大家总是想方设法帮助我们。“那个不幸的得了癌症的勇敢孩子！”他们时常这样感叹。

　　可是现在，没人愿意理会那个患孤独症而大发脾气的杰。

　　当杰发作的时候，我常常想冲动地大喊，但是我知道，无论我能从中得到多大的宣泄，都不足以弥补杰可能遭到的伤害。我只期望他有朝一日会变得正常。（赵菲菲/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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