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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毕舸

　　艾滋病治疗正在成为“刀尖上的职业”。

　　这是一个毫不夸张的描述。作为广州市艾滋病患者住院治疗最集中的市第八医院，自1994年收治第一例艾滋病人以来，共有15名医护人员发生被污染针头误伤事件。该院负责人因此在向前来视察的省人大代表汇报时建议，政府应拨专款对从事艾滋病防治工作的医护人员给予补贴及购买专门保险，保证他们一旦因工作意外感染HIV后能有足够的生活保障。

　　通过多年的宣传，公众已经了解艾滋病作为特殊疾病的高危性。但是我们不曾想到，在艾滋病防治一线工作的医护人员竟也成了“高危人群”，他们的生命安全也随时暴露在艾滋病病毒的威胁之下，以至于医院向人大代表发出了“帮帮我们”的呼声。

　　实际上，这种威胁性还在时刻影响着广州市第八医院的其他病人。该院是一家传染病防治医院，在救治艾滋病患者的同时，还在收治其他传染病患者。这种人群混同，也给其他传染病患者带来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危险。而最令该院头疼的艾滋病患者管理问题，则牵涉到艾滋病患者的长期救治场所和费用、医护人员的专业培训、政府加大财政投入等方面。这在该院向省人大代表提出的建议中都有针对性的说明。

　　广州市第八医院的困惑，其实也是一个全国性问题。联系到前段时间武汉收押全国首例艾滋病嫌犯事件，我们必须承认艾滋病在中国已经是一个重大的综合性社会现象，它所带来的公共卫生、社会治安以及如何保护公众、医护人员和艾滋病患者三方利益等问题，需要一套比较完善的应对机制。如果说医学专家考虑的是如何减少普通人群感染艾滋病的几率和加大救治的成功率，那么政府则要考虑建设一个完整的艾滋病防治体系链。这至少包括以下几个环节：及时发现艾滋病患者、让更加专业的医院和人员参与救治、给予部分生活无着的艾滋病患者以自食其力的出路、对部分违法的艾滋病嫌犯给予相应的惩罚。而严峻的现实也提醒我们：建立这样一套防治体系的步伐必须更快，因为任何一点耽搁都可能造成更加严重的后果。

　　艾滋病病毒并不是最可怕的，关键在于我们面对艾滋病的态度和行动。在美国，经过政府多年的艾滋病公共防治体系建设，艾滋病患者的存活时间延长了4倍多，死亡率不断下降。根据《中国预防与控制艾滋病中长期规划》，中国艾滋病性病防治服务体系建设包括建立艾滋病监测系统；全国各大中城市和艾滋病流行严重的地区，要完善一所具备为艾滋病病人提供规范化治疗、护理、咨询和保健服务能力的医院；要完成各类医疗卫生人员艾滋病专业知识培训。而现在我们所希望的就是政府能用最大程度的投入和最快速度，将这些纸面上的规划都变成行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