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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陈军

　　昨天《新京报》发表评论《向未婚先育者“收费”值得商榷》，文中观点也是值得商榷的。

　　有一点不可否认，社会抚养费会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由于区域经济的局限、贫富分化的差异以及公民素质参差不齐所产生的执行偏差。例如在我们的社会运行机制又无法令个人收入十分透明的情况下，如何核定超生者的实际收入，无疑是一件很难的事情。不能准确核实其实际收入，所谓处罚不又成了难以操作的事了吗？而难以操作的办法又有什么权威性可言呢？

　　事实上，多年来计划生育工作一直过多地依赖行政强制力和经济罚款，从“超生罚款”到“超生子女费”到“计划外生育费”再到目前的“社会抚养费”，经济杠杆成了“一抓就灵”的法宝，一些地方的干群关系也一度因此紧张甚至激化。我们一直在探索建立全社会的生育预警机制，让公民在理性的基础上，有更多的生育选择权，这就需要我们在教育引导、优质服务、培养生育文化等诸方面狠下功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