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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刘以宾

　　《中国青年报》报道：在江苏，熟悉了GDP指标的政府官员们，已开始熟悉另一个指标———平安指标。在量化的小康社会指标体系中，明确规定“人民群众对社会治安的满意率”必须大于90%。这条刚性底线被写进了江苏省省委和省人大常委会的决议中。笔者以为：重视平安指标并付出实际行动，是新形势下党和政府新的价值取向和执政理念的体现，是对“小康社会”概念更加全面的诠释。

　　今年6月，江苏省启动“建设平安江苏”活动。建设意味着投入，合理的投入必有产出。徐州投资6000万元建成的市局综合指挥中心工程，与车站、商场、宾馆等监视系统联网，使得民警的“眼睛”得以延伸至案件多发地带的死角。9月5日凌晨，徐州市火车站广场发生一起凶杀案。令犯罪嫌疑人想不到的是，在他行凶的同时，广场上的远程微波电视监控系统已清晰地锁定了他的面貌特征。18天后，犯罪嫌疑人在山东被抓获。

　　GDP指标的增长与平安指标的增长，都是政府和群众所希望并为之而努力的。因为它们都是社会发展进步最重要的标志之一。然而，稍加深入分析便不难发现，二者对于不同人群的意义，大抵是不一样的。

　　GDP指标既是一个经济发展的概念，也是一个社会财富增加的概念。既然是财富，就需有所归属，于是很自然地联想到意大利经济学家帕累托的80／20法则———财富在人口的分配中是不平衡的，甚至归纳出这样一个结论：如果20%的人口享有80%的财富，那么就可预测出其中10%的人拥有约65%的财富，而50%的财富则由5%的人所拥有。

　　这一法则在我国的计划经济年代也许完全不适用，而到了市场经济全面发展的今天，在财富分配和拥有上，我们则不能无视该法则作用的存在。这是因为，不仅能力、贡献大小决定着财富分配，而且“按资分配”也是无法回避的市场经济条件下财富分配的规律。

　　如此看来，对于不同人群，GDP指标增长的实际意义也许并不相同。诚然，不排除这样一种推理的思路：年度分配到的财富多或已拥有财富多的人必然要多纳税，而税收又可以转化成公共福利。然而，也不能回避这样的现实：我们的财政，尚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公共财政。大部分财政支出，可能并未用于包括“平安指标”增长在内的公共产品和服务，而是用在了新一轮的GDP指标增长竞赛之中。

　　而平安指标的增长，则意味着社会全体成员的平均受益。尽管有钱人受到犯罪分子财产、生命侵害的几率可能会更大一些，但平安指标所标志的，首先是一种公共安全环境，而人无论贫富，都同样在一种公共环境下生活。

　　政府应当代表全体社会成员利益。而且，其“代表”的意识和“代表”的力度，相对于不同人群来说理应是平均或基本平均的。然而，一个不容回避的现实是：有的地方政府在价值取向、关爱程度上，并未做到真正的一视同仁，甚至在处理劳资矛盾时，有意、无意间把屁股坐在了资方一边。

　　江苏“平安指标”概念的提出以及对它的重视，无论怎样评价其社会进步意义似乎都不过分。但要想使所有地方政府都具有这种认识并付诸行动，关键还是要有体制、制度和法律上的保证。除了进一步端正发展观，纠正单纯、盲目追求GDP指标增长的各种不良政府行为外，最根本的还是要把我们的政府财政由今天的“建设财政”改造为真正的“公共财政”。